到“体制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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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较早抛掉公职的那代人,我突然发觉,最近有办法有能力的朋友们都在纷纷“回流”到体制内,变身为公家人。 阅读更多的»

人大和民主选举

人大和民主选举
BBC中文部记者跃生

英国《卫报》在中国人大和政协年会召开之际发表了一份介绍人大的小资料。

这份资料说,中国的人大有近3000名代表,是世界上最大的议会,还形容人大是党的"橡皮图章",因为人大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否决过中国共产党批准的任何议案。

世界上最大的议会也好,橡皮图章也好,人们在看待中国人大的时候总难免会把她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议会作比较,尽管其间也许缺乏可比性。

中国的人大和政协会议按惯例每年相伴召开,政协比人大早两天开幕,早一天闭幕。这让许多人,尤其是中国以外的人想到西方议会的上下两院,认为政协相当于英国议会上院,人大相当于下院。

其实,这种想法早在1950年代就被毛泽东否了。毛泽东认为,不能让政协成为另一个国家权力机关,他所担心的显然是权力的分散。

如果一定要把中国人大和世界上其他国家议会作比较,她的确是世界上最大的议会,当然这应该和中国庞大的人口数字有关。英国议会下院有600多名议员,按照人口计算,大约每10万人有一名议员。中国要达到这个比例,需要13000名人大代表,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选举方式

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设立多层次的议会当然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我问过一些中国公民,目前在北京参加人大的近3000名代表是如何产生的?能回答出这个问题的人不是很多。

其实,按照中国的选举法,中国采用的是逐级选举的方式。县级以下人大代表由选民直选产生,县级以上人大代表由下一级人大会议选举产生。也就是说,选民直选出县人大代表,县人大会议选出地区级人大代表,地区人大会议选出省级人大代表,省人大会议再选出全国人大代表。

英国议会是由直选产生的。也就是说,全国按人口划分出600多个选区,选民在大选中直接选出自己选区的一名中央议会议员。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好处是,选民可以就一些重要的问题直接面见选区议员,立即把合理的关切传达到国家的最高层。

其实,民主制度是否完善并不主要取决于议会结构以及选举的形式。如果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中国选举法规定的内容是可以保证一个公民的一张选票的分量的。也就是说,选民应该可以通过选举县人大代表的一票把自己的意愿逐级传递到最高层。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投票

我们先来看看英国大选。当你走进投票站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大约不到十人的候选人名单,你只能把票投给其中一人。不论这个选区有多少选民参加投票,得票最多的一名候选人将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议会下院。

面对这么多候选人,你把票投给谁呢?答案很简单,看他代表哪个政党。一个政党在一个选区只会派出一名候选人,你并不需要对这个候选人有很多的了解,因为你关心的是哪个党执政,谁来当首相,谁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

你对布莱尔的工党不满意吗?想推翻他的统治吗?那就下次大选别投他的票。当然指的是别投你那个选区的工党候选人的票。

威廉·黑格在2001年大选失败后决定辞去保守党领袖职务的时候发表讲话说,"我们没有能够让大多数、甚至接近大多数的英 国人民相信,我们能组成他们需要的政府,我也没有能让足够多的人相信,我是他们的首相人选。"可见,真正意义上的一人一票的核心权利是选择最高执政者的权 利。

在中国的县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中,面对候选人名单,你准备投谁的票呢?你根据什么作出自己的决定呢?哪位代表当选之后会把你的意愿传递出去呢?

根本的问题在于,如果不能开放媒体,如果不能允许自由组建政党,选举法只能是一纸空文,人大只能是橡皮图章。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目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这种改革也许会经过一个独特的路径,也许会象许多人谈论的那样,会首先从中国共产党内的民主开始。但人们希望看到的是,中国选民最终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一人一票的权利,选出一个不是橡皮图章的议会。

来源: BBC中文网

杨支柱:中国大学病象

“六成大学生毕业即面临失业”,这是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和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 “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的结论。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不同意这个说法。该中心负责人8月4日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根据就业指导中心对有关省市的抽样统计显示,毕业生离校后已有六成以上以各种方式实现就业。但是8月5日就有人对此提出质疑:第一,教育部就业指导中心与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有利害关系;第二,教育部并未否认高校上报的就业率有水分,还声称要在本科教学评估中对于就业率注水一票否决,但是教育部却并没有告诉我们是否及如何从抽样统计数据中挤出水分。就算教育部就业指导中心的统计数据是可信的,近40%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失业不是也同样触目惊心么?

高教大灌水

造成大学毕业生大面积失业的直接原因,我认为是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和质量严重下降。专业设置不合市场需要的问题肯定存在,但这一问题目前完全被扩招遮盖了:如今就业困难的,并不只是“不实用”的文史哲等专业的学生,也同样包括法学、工商管理、计算机等所谓“实用”专业。但仅仅是人才过剩,仍然解释不了一年比一年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中国低端劳动市场的低工资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为什么中、高端劳动市场的低工资就不能吸引外资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呢?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学历普遍而严重的掺水。
教育部从来就不承认高校扩招以后教育质量下降了。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2005年的一次讲话中曾这样辩解:“1998年高等学校的在校生718万,而现在是2000万,是扩招前的3倍,我们今天2000万中的718万的质量与那个时期的718万比,质量只有提高而不是降低。就拿学生的英语水平,以及大学生的计算机应用水平比,一定是现在的大学生水平高。。
这个说法是很成问题的。如果拿英语和计算机水平比较,可以说现在最差的学生都比孔孟老庄还强,但是可以因此说现在的毕业生质量比这些古代先贤都高?这正如拿是否拥有一个电灯来衡量,可以证明现在的山区农民比秦始皇的生活还富裕。可这样的比较有意义吗?还有,现在大学生的英语和计算机水平提高了,究竟主要是因为大学的教学质量提高了,还是因为中学生的英语基础加强了和家庭电脑多了?最后,“我们今天2000万中的718万的质量与那个时期的718万比,质量只有提高而不是降低”,这个说法有可能符合事实,但如果只是这样,不是正好证明了高校毕业生平均质量在严重下降吗。
扩招后高校毕业生质量的下降与否,用人单位和老资格高校教师最有发言权。不时公布的民间调查和互联网上发表的大量个人感受都强烈地支持高校毕业生质量下降的判断。从一些社会现象和新闻报道中我们也可以间接推知这一点。为什么假文凭那么多?因为真学历大灌水,假文凭才容易蒙混过关。为什么山东菏泽买卖高考分数居然成了产业?因为家长们相信只要把子女送进学校,不管基础多差,没有毕不了业的。为什么大学生考证高热不退?因为文凭灌水以后,企业宁愿相信非出自高校的这证、那证,而不大相信高校的毕业证。
其实用不着去进行社会调查,也用不着费力地去找这些旁证,高校扩招本身就可以直接从逻辑上推理出毕业生质量下降的结论:首先是生源由十里挑一变成了十里挑三,大学生平均智商和入学前的基础岂能不下降?其次是生源质量的大幅下降,必然导致的学生间相互探讨问题的水平严重下降。一个班里有十个思维活跃的学生,可以形成很热烈的课堂讨论,但如果只有三个则他们很可能选择逃课,因为嫌不得不照顾大多数的课堂浪费他们的时间。再次是扩招以后,教师为了迁就多数学生而不得不对授课内容和方式作出调整,再加上教育部实施的本科教学评估,大学教育越来越中学化。最后才是因为扩招导致部分高校的师资、设备、场地和管理跟不上。

无用课程过重

扩招后大学毕业生的质量严重下降了,但质量下降的原因却不全在扩招。譬如课程总量和课堂学习时间的过量增加,尤其是那些无用课程的增加,就是导致毕业生质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跟扩招并没有多少关系。
先说政治理论课。这些课程大部分高考的时候就已经考过了,而且中学的课时比大学还多。浪费学生时间还在其次。由于政治课要求观点“正确”,教材成了真理的化身,思考得出不同的观点会导致政治课考试不及格甚至犯“严重政治错误”;因此政治课老师无论把课堂搞得多么活跃,本质上都只能照本宣科地讲,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老师灌输,师生的独立思考能力都受到严重伤害。中学、本科、研究生阶段不断重复开设政治课,不同时代用同样的马列主义分析同一个问题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还容易滋生道德相对主义,养成跟风的恶习。尽管如此,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课却一直在本科教学中扩张自己的地盘。1997年以前,政治课只开了四门,1998年以后增加到八门。从2006年秋开始,政治课无论文理科均调整为五门,总学时仍占本科总课时约10%。新五门中的三门是由旧八门中的六门合并而成的,对于政治课既得利益者教师、各种研究人员以及出版社来说,又可以多赚一些课题经费、讲课费、版税和销售收入。然而对于学生而言,这次政治课改革,只是把“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换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学习负担并未减轻。
外语课因为课时较多并且在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跟政治课一样占一百分,也几乎花去学生学习政治课同样多的时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夕,许多高校把外语课扩张成精读、泛读、听力、交流和写作等系列课程;但是由于缺乏语境和扩招所导致的生源下降,效果并不好。大多数学生连阅读专业书刊的能力都没有,听、说、写就更别提了。因此对于多数高校的多数学生来说,学外语的时间也几乎是白费了。
或许是因为文字崇拜和相关教师评职称的需要,在军训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军事理论”必修课,在体育课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体育理论”必修课。在教育部教学评估的格式化作用下,这些课程的考试又从开卷变成闭卷。对于非军事院校、体育院系的学生来说,背这点皮毛有什么用,只有天知道。
教育部所规定的公共必修课太多,留给专业必修课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以至于部定法学专业本科必修课程中居然没有合同法。十九世纪一位美国律师曾不无夸张地说:“一切的权利、一切的义务、一切的责任都来自契约,所有的法律都是契约解释的法律。”可是在建设市场经济的今日中国,合同法(契约法)居然被教育部列为选修课!民法、刑法等专业基础课的学时也从72×2学时缩减为54×2学时,而学习的内容却随着立法的进程和学术引进大幅度增加了。
各高校为了标榜自己的特色又自定一些公共必修课,譬如某学院就把“共青团学”和“行政管理”等规定为全校的公共必修课。
每一门课的开设都会形成某些人靠这门课吃饭的局面,后来者为了晋升势必就要开设新课,选修课也越来越多。而大量学生出于就业竞争的需要,也倾向于多选几门课程。
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在校找工作的习惯未能改变,学生仍然把找工作看成终身大事。因为找工作的压力,加上报考研究生的学生越来越多,学生普遍在低年级时多选课,使四年的学制实际上变成了三年,也进一步加重了低年级学生的学习负担。
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现在大学生的课堂负担大概翻了一番,但是学习的时间却少了半年。(那时因为毕业时统一分配工作岗位,很少有人在找工作上花时间。考研究生的准备时间也少得多,既因为生源质量高,也因为竞争不那么激烈。)大学生大量的学习时间用于学习那些毕业后基本用不着的课程,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极大地影响了基本能力的训练和专业课的学习。急剧扩招导致的生源质量迅速下降,学分制改革却因扩招导致的管理难度增加而停顿,智商和知识基础相差很远的学生都要在同样的时间内毕业,课程负担又这么重,所谓“宽进严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不划考试范围就会有太多的学生不及格,毕业论文这一学生本人最熟悉的领域也常常出现大量的知识性错误。有一次我监考时发现一个法学专业三年级学生在“成年年龄”的填空题上写“16岁”,非常震惊。可是后来阅卷教师告诉我,把成年年龄填错的学生居然有七、八个!这样的学生,最后也都通过重修和降低标准的补考四年就毕业了。
过重的课堂学习负担还使得学生基本没有时间自学,没有时间思考,再加上那些以教科书为真理的课程对思想的束缚及其他一些原因,导致了大学生普遍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自学能力。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兼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自学能力乃是致命的弱点,不但难以取得突出的工作成绩,甚至难以适应社会的变迁。

在毕业论文的显微镜下

中国高等教育的许多问题大多并非从扩招开始,而是一直存在,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严重。此外,扩招前的高生源质量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问题的存在,而扩招后生源质量的下降使得这些问题再也无法掩盖。
多数大学生没有自学的习惯,更不会独立思考,这本来是“政治正确”和高考对学生头脑格式化的产物。但是过去由于生源质量较高,就业压力较小,大学生活比较从容,大学生绝大部分会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他人的思想,毕业论文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低水平重复研究上。可如今,学生的作业和论文少有不抄袭的,区别仅仅在于是全文照抄还是几篇文章合成,以及合成的时候是否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改写。用以合成的原料文章多几篇,能够改用自己的语言重述,有明确的主题和合理的结构,就算是优秀的本科毕业论文。而这样的优秀毕业论文也快要绝迹了。也有许多比较老实的学生被比较严格的教师一吓唬,不敢抄原话,结果却是连句子都写不通顺。因此教师中间流行着一种看法,就是越顺溜的学生论文抄袭的可能性越大。每次批改作业或指导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时候,我都不觉得自己是教师,而觉得自己像警察。尽管如此,许多高校还是继续汇编、出版优秀本科毕业论文集。学校为什么就一点也不担心这些优秀的毕业论文被揭露出抄袭问题呢?我想大概是因为如今教授抄袭的太多了,人们对于本科毕业论文的抄袭已经提不起精神的缘故吧。
大学生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抄袭如此普遍,有良知的教师在是否查处抄袭问题上相当犯难:不查处是不负责任,可是你只能查处自己指导或评阅其论文的学生。既然大家都抄,只处罚个别学生公平么?甚至,在要求学生诚实写作的问题上也犯难:写论文的能力不是短期可以培养出来的,结果是某些学生虽然花了很大力气,他们的论文看上去却比那些剪刀加糨糊的论文更差,成绩也更低—我有时真的觉得对不起这些相对比较诚实的孩子,因为这样的孩子如今已是珍稀人种了。
在教育部教学评估指标的指导下,现在的学生毕业论文表面上却越来越像论文了:有选题报告,有中文和英文关键词,有目录,有中文和英文内容提要,有前言,有文献综述,有正文,有结束语,有形式上标准的注释,有参考书目,有指导记录,有诚信保证书,有指导教师评语,有评阅意见,有答辩记录,有答辩小组评语和答辩成绩,总之除了字数较少外完全是一副博士论文派头!但即使不查抄袭问题,只要稍微仔细一点,就会发现中文关键词不是词而是半个句子,英文关键词错误百出(也有学生花钱请翻译公司翻译英文关键词和英文摘要),前言和提要甚至结束语内容重复,文献综述跑到论文外面去了,注释所引证的文献的页码不符或空缺,参考书目里有作者没学过的某个语种的著作,如此等等。聪明的指导教师,只是通过指导纠正那些不读内容也可以看出的错误,把论文形式格式化,然后给个“良好” 的成绩和跟这个成绩相符的标准评语,自己省事,学生也高兴,反正这些所谓论文是没人认真去看的,包括教育部组织的评估专家—如果他不想使自己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的话。

大学教学的中学化

因为学生课前不预习,加上没有形成思考问题的习惯,讲课深入了,学生反而听不懂。所谓好教师,就是把课讲得生动活泼并在期末考试前划范围让学生背诵的教师,不要说对专业问题深入研究,甚至连知识的准确性都难以保证。教师适当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是必要的,但在教学内容格式化和“政治正确”下,课堂的生动活泼却往往成为照本宣科的迷彩服。再加上教学评估的格式化作用,本科教学在学生和学校当局两方面的夹攻下被中学化了。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在改为两年制后也基本上中学化了。扩招使得教师不得不为了迁就多数学生的水平而降低讲课的难度,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的各项指标则使得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单一化,多媒体教学成为精品课程不可或缺的标准。考试形式也越来越高考化了,几乎所有的课程都采取笔试的形式,标准化试题的比重增加,主观性试题客观化,连论述题也要制定标准答案并按标准答案评分。
这种中学化的大学教学和考试,又反过来强化了大学生中学时代就已经养成的把学习等同于背诵的恶习。上课的时候,经常有学生指着教科书上的某部分问我:老师,这段要不要背?也经常有学生问我:老师,你讲的跟书上不一致,考试的时候按什么回答。
“房改”和“买房潮”使大量教师住得离学校非常遥远,学校里几十位教师共用一间办公室(行政管理人员通常两人一间,而处长甚至副处长都是一人一间),教师非授课时间不来学校办公,学生在课堂外见不着授课教师的人影,学生想向老师请教问题除了课间休息那五分钟外几乎再无机会。学校行政部门对教师的严厉的过程监管,导致教师普遍的逆反心理,对工作流于应付,与学生统考成绩对中学教师的实质监控所起的作用正好相反。丰富的教学外时间使许多高校教师到校外谋求第二职业成为可能,教学反倒成为他们的副业。教育部教学评估所导致的学校间和校内教师间的“科研”竞赛,又进一步使得大规模制造学术垃圾的所谓“科研”压倒教学,成为评价一个教师的更重要、更刚性的标准。
教育部和校内行政部门对教师的不信任与教师的不负责任相互促进,恶性循环。为防止教师考试划范围或透题给学生而强迫教师在短时间内仓促制造的题库错误百出,除了大量的知识性错误和笔误外,法学专业题库的一个普遍问题是标准化试题不说明标准是现行法律还是教科书或法理,导致两者不一致时学生无所适从。
一些教师乱给分数或让高年级学生替自己批低年级学生的试卷,无论学生学得怎样、考得怎样成绩都是非优即良,甚至有“四中选一”的题目答A、B、C、D都给分的。这使得阅卷后由他人复查不及格试卷和抽查其他试卷一遍成为必要。但是因为发现个别试卷上的分数有一分或两分的出入,而把已经通过系主任或其助手抽查通过后保管在教务处档案柜里的旧试卷三番五次地发还给阅卷教师自查,却只能适得其反—除了分数统计错误会在第一次自查中得到部分教师的纠正外,教师肯定会拒绝无效劳动而假装已再一次复查。这种不信任更大的危害在于:反正不被相信,或反正后面还有的是机会纠正,阅卷时何必那么认真。

伪科研的经济分析

除教学之外,“科研”也被认为是大学教师的重要任务。实际上由于“科研成果”在职称评定和岗位聘任中的特殊作用,“科研”占用教师的时间和受重视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教学。好教师不但要教学受学生欢迎,而且要多发表论文,尤其是多在“黑心期刊”(即所谓“核心期刊”,因为收取较高的版面费故得此名)上发表论文多,最好是在中国科学院或社科院的某某研究或某某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至于这些论文是否有独到的观点和充分的论证,甚至是否抄袭,很少有人过问,甚至被揭发了学校还要为了学校的脸面帮助掩盖。法学界已经揭露出了不少大名鼎鼎的博导的抄袭问题,但千万别认为只有这些大人物才抄袭,他们被揭发不过是因为树大招风罢了。无名之辈也一样抄袭,只是因为他们抄袭的效率较低,所以才没有成名;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成名,所以才不引人注意没有被人揭发。
中国绝大部分所谓学术刊物,尤其是大学的学报,基本上就是抄袭刊物,圈内人因为心知肚明不看,圈外人因为看不懂而不看。中国所谓学术刊物的抄袭率,远远在市场化的报刊之上。“合同的成立和生效”这个题目并非前沿问题,但仅仅从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和同一公司的硕博士论文数据库联网搜索,仅仅从1996年1月 -2006年1月,就有所谓论文44篇(还不包括基本内容相似的关于“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的论文),另有可以从“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演绎出结论的关于 “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的论文13篇,还有若干篇关于其他某种合同的“成立与生效”的文章。这些论文不但抄来抄去,而且错误百出,同行几乎是不看的,但是却被不知内情的图书馆订阅,摆在阅览室里毒害那些比较勤奋的学生。
教师们为什么要制造那么多垃圾文章呢?其原因既有课题经费和职称、职位的诱惑,又有下岗或降低岗位等级的压力,但还有一个并不见得就次要的原因—许多教师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抄袭。由于自己过去所受教育的格式化,也由于“政治正确”的考虑,许多教师没有任何独到的思考,看到不同的观点及其理由便觉得这也有道理、那也有道理。东摘一点,西抄一点,再和点稀泥,就形成一篇论文,买个版面或请编辑吃顿饭就变成“黑心期刊”上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了。在许多教师看来,原文照抄十个、八个自然段不加引号,只要最后加个注释就不算抄了;在另一些教师看来,只要完全改用自己的语言进行重述,而不是篡改个别文字,就是整篇文章的改写而不加注释,也不算抄袭—他们认为被改写的文章既然属于没有独到见解的“公共知识”,没有原文照抄就不算抄袭,完全不知道结构抄袭为何物,当然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学术论文。以上说的还是科班出身的教师,那些从行政部门转业过来的“思想道德修养”课和“军事理论”课教师就更别提了。近年来流行的所谓学术规范化,主要的作用就是用一大堆注释来掩盖抄袭,其实这些注释八成也是从别人文章或著作的脚注中抄来的。
但是垃圾学术文章和专著的制造却受到学校的鼓励。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不少人发现,花一、两个月的工资在“黑心期刊”买个版面发表一篇垃圾文章,或者花半年甚至一年的工资从出版社买个书号印一本除了本校职称委员会评委外谁也看不到的抄袭的书,是非常合算的,因为职称的晋升和随之而来的住房的改善所带来的利益要大得多。而那些师出学霸或担任系主任、院长的人根本就不用自己花钱,他们可以从国家或学校给的“课题经费”中报销,所以上海一个姓潘的院长可以从一个中学化学教师摇身一变只花十年时间就成为拥有七本专著、几十篇论文的法学知名教授。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许多学校又发明了以刊物级别和篇数为标准的“科研直接奖”、以课题级别和颁奖机构级别为标准的“学校二次奖”和经过校学术委员会评定的“优秀论文奖”。所以对垃圾学术的经济激励并没有随公有住房分配的停止而终止,而是愈演愈烈。到了本世纪初,由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和党政机关官员的高学历化,国务院和中直各部委都在“尊重知识”的口号下拨出了大量的钱作为课题经费,导致“黑心期刊”的版面费和出版社垄断的书号大幅度涨价。北京大学花上每人每年上百万的代价从国外引进了数十名同时在国外全职工作的 “北京大学全职教授”,其目的就是为了向国家申请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课题经费。

教学评估害死人

与高校扩招相伴随的,是本科教学评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本科教育合格评估,我所在的学校是1997年进行合格评估的。因为根据事后制定的标准衡量以前的工作,并且评估的结果对学校的前途影响极大,合格评估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大量造假,恶化了学风和校风,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也造成了大量教育资源和资金的浪费。
教育部部长周济2003年8月20日在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研讨班上宣布,从2003年开始将用5年左右的时间,对我国所有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并形成5年一轮的本科教学评估制度。相对于合格评估,除了把周期由10年一轮缩短到5年一轮外,评估结论也由合格、整改和关闭(实际上没有听说哪所学校被关闭了)三种改变为优秀、良好、合格与不合格四种。2005年4月21日教育部公布了2004年接受评估的54所高校的评估结论:其中30所高校“优秀”、19所高校“良好”、5所高校“合格”。这样的评估结果让那些阅卷时乱给优、良的教师也相形见绌!它表明本科教学评估不只是鼓励和迫使学校造假,评估本身就是造假!无论造假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扩招后毕业生的水平没有下降,还是因为收受了学校的礼金、礼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梁慧星教授曾对教学评估进行猛烈抨击:“现在一些学校师生中流传这样的歇后语:‘中国最大的造假案—教育评估’!为了应付评估,学校只好组织教师对过去的考卷进行重新改卷、重新打分,甚至替考生重新做题。编造各种假实习、假实验、假评语、假数据!一些学校领导、教师反映:‘教学评估害死人 ’!。
本科教学评估的危害还远不只每五年花一年时间由校长亲自带领全体师生一起演戏给教育部评估专家组看。评估建立了学校内部行政部门对教师的过程监管机制,教师的身份实际上变成了学校的包身工,而工头(学校行政部门的员工)却没有能力对于教师这种特殊员工的工作做出实质判断,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教师进一步丧失对教学的热情,只做表面文章应付工头了事。评估过程中制定的各项琐碎的指标也将成为长期起作用的紧箍咒,将教学活动从目标到过程都格式化,扼杀广大师生丰富的个性和自由的创造。
教育部组织的评估还远不止本科教学评估一种,各种评估的后果是相同或相似的。根据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在回答记者采访时的粗略计算,2004年南开大学接受的各类评估检查接近30次。兰州大学校长李发伸对教育部多如牛毛的各种评估也有怨言。连曾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也感叹:“行政审批正逐步减少,各种评估却越来越多!如果事无巨细都要评估,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哪里去了?。
既然怨声载道并且有不少教育界权威人士出来反对,教育部组织的各种评估—尤其是本科教学评估—会停下来吗?不会。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对 2003年以来巳接受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171所高校校长、党委书记、主管教学副校长、教务处长及部分评估专家的问卷调查,96%的被评高校认为评估很有必要。
本科教学评估已经产生一个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的收入包括举办研讨班、到各待评高校讲座的收入,也包括被评学校所送的礼物、礼金。教育部办公厅文件教高厅 [2004]17号明确规定:“专家组考察结束时,被评学校给专家的评审劳务费不得超过2000元,不得向专家组成员赠送礼品。” 如果真是劳务费为什么不由教育部支出呢?由被评高校出劳务费跟个人花钱上什么“剑桥世界名人录”有什么区别吗?如果有,就是后者是自愿的而前者是被强制的。这岂不是在用小额受贿合法化的方法来阻止较大的受贿。
除了扩招和教育部组织的各种评估之外,教育部的另一些重要举措也促成了高校教育质量的下降。首先是学校升格,中专升大专,专科升本科,学院升大学,一方面导致公办的中专、中职几乎被消灭,造成我国技工的严重短缺,另一方面也导致大学教育质量下降。其次是大学合并,导致大学规模巨大,层级增加,管理混乱。
总之,中国高等教育种种问题的病根都在教育部的身上。教育部作为公立高等院校资产所有人代表和教育行政主管机关的双重身份,导致了它的权力极度膨胀。教育部就像一个大工厂,中国的公立高等院校不过是它的车间,完全按照工厂制定的计划进行大学生的生产。教育部跟公立高等院校的关系决定了它组织的各种评估是计划而不是统计,是强制而不是指导。教育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以美国也有评估机构对高校进行评估和排名来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辩护,完全是诡辩。而中国私立大学的弱小地位,则导致了它只能任由教育部歧视而无力抗议,也没有雄心,难以形成自律机制,只顾自己赚钱,根本没有竞争力。因此仅仅靠放弃对民办大学的不合理限制,包括准入限制,难以在短期内解决教育部垄断教育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快捷办法,是把一部分公立高等院校出售给外国著名的私立高等院校,使之变成外国私立名校的分校。这类高校既有原来公立高校的基础,又引进了先进的管理体制,必能成为中国非公立高等院校的楷模。而没有这种外来刺激,靠中国“民办大学”自身发展形成自律机制和对公立高等院校的竞争力,那是相当漫长的。

时间:2006年12月4日 | 作者:杨支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每周快评(两会专题):两会是中国最大的形象工程(3月12日~18日)

1、黄菊:所有重大决定绝对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zousuper快评:自己说了不算的时候,就跳出来说“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早干嘛去了?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几个人说了算,反正我说了不算,大多数人民群众说了都不算。

2、山东代表提议泰山命名为国山 称体现追求和谐

zousuper快评:这位代表怎么不按程序办事,要慢慢来嘛~先评个泰安市市山,然后是山东省省山,这样一级一级的来,全国人民一起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实在没选上,就意淫一下,自封个鲁国国山也可以啊。

3、政协委员呼吁设立中华母亲节

zousuper快评:呼吁设立中华父亲节,因为父亲母亲一样都要孝顺啊;呼吁设立中华儿女节,尊老爱幼嘛,怎么能忘了小孩子;呼吁设立中华公仆节,公仆们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自己贪赃枉法,也不让人民为他们背黑锅,多好的公仆啊!

4、湛江市委书记称为官者都要追求政绩

zousuper快评:你连什么才是正确的政绩观,什么是错误的政绩观都不能搞清楚,还做什么官员啊,不仅群众不会认同你,相信中央也不会认同你的,你一边去吧!

5、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根通法师建议 中国应尽快出台《反邪教法》

zousuper快评:呵呵,邪教?呵呵,邪教……就不说什么了;但有一点我特别不明白的就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作为帝国主义思想侵略武器的基督教在中国办了许多的学校,医院;却怎么看不见x教的身影(除了难得有一次的廉价作秀施粥大会,就看不到有什么义举了)。现在和尚是越来越富,事情是越做越绝。当一个宗教以盈利为目的存在,这个宗教离“邪教”就不远了。

6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胡文瑞:垄断代表了人民利益!

zousuper快评:中石油是国企——国企是国家的——在中国,政府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所以:国企盈利也就是人民得利。这就是现在很多中国有权者的逻辑,以此类推:“屠杀”不是贬义词,而应该看其代表了谁的利益。如果 “屠杀”“体现了国家的利益”,“代表了人民的利益”,那么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屠杀”——那就是“三个代表”意义上的屠杀!

7、黑龙江代表姜鸿斌表示,他已经提交了“关于星巴克立即搬离故宫”的议案

zousuper快评:星巴克开在故宫“丧权辱国”了吗?没有!“伤害民族品格和民族尊严”了吗?也没有!利用老祖宗的财产为自己谋利益是可耻的吗?是!

8、政协委员李谷一: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国家要加强网络管理,应该建立建立垂直领导的网络监管执法队伍

zousuper快评:什么玩意儿不是“一把双刃剑”啊?崩溃了,“双刃剑”这个题目在高中时就已经被写烂了,并且被证明这个题目是最废话的;中国最不缺的就是管你的人了,前天听中央电台的《新闻观潮》,嘉宾说,没有哪个国家的“警察人口比”比中国还要高。我相信,中国的网络警察也从来没有少过!

9、有代表提议,今后,个人所有的房产如果无人居住则由国家统一收购低价卖给无房者

zousuper快评:x个代表们怀念起“打土豪分田地”的年代了?不如干脆点,“银行的存款两年不提取全部收为国有”一起规定出来不就得了。

10、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喻权域 建议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

zousuper快评: 两会是搞笑的,代表是傻×的。这种人代表了谁?谁选他做人大代表的啊?!怎么感觉都是代表了我的对立的意思?怎么没有人代表我的意见?这样的代表要来何用?这样的两会是中国最大的形象工程。还是相应某党的号召,建设节约型社会,把开两会的钱省下来,洗洗,早点睡吧。

作者: zousuper | 链接: 原文链接

分析:中国物权法实施存潜在隐患



2007年3月19日

中国《物权法》的通过终于使中国关于保护私有财产的争议尘埃落地。有分析认为,《物权法》的通过是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物权法依然不够理想,无论是法律本身还是执法过程都潜伏着隐患。

历经人大七次审议的《物权法》前后酝酿十余年,终于在本届人大闭幕前通过。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首次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给予同等保护。北京大学资源学院企业管理学院院长阎雨认为,中国私营经济不断发展,个人财富不断扩大,《物权法》是经济发展现阶段的产物。
 
他说:“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的阶段,应该说是我们公民个人的财富得到了一种认可和认同,而且对现有的经济形式也是一种认同和认可。”

*物权法的通过历经周折*

《物权法》的通过历经周折。《物权法》草案出台后曾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辩论。反对物权法的代表人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曾在网上发表公开信,指责《物权法》草案违背宪法,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他提出:“穷人的打狗棍不能和富人宝马别墅一样保护。”

北京大学资源学院企业管理学院院长阎雨认为,这次《物权法》的辩论过程是中国左派思潮和右派思潮的一次大博弈。他承认,完成了原始积累的有产阶级通过立法对自己的财产进行保护的现象确实客观存在,但是他同时认为,即便存在这种情况,《物权法》的立法工作还是要做。

*阎雨:轿车和打狗棒都要保护*

阎雨说:“富人的轿车和穷人的打狗棒都要立法保护。看起来这部法律是保护富人的,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它是对穷人的有限资源的一种保障。哪怕你是 个讨饭的,有一根打狗棒,但是这个打狗棒、以前如果别人把你的打狗棒拿走了,你还真是无法可依去进行维权,现在最起码你手里的打狗棒确认这是你的打狗棒, 别人是不可剥夺的。”

近年来,中国各地因为土地问题引发了很多社会纠纷,强行征用土地的某些案例甚至引发了恶性事件。新通过的《物权法》对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以及单位和 个人的房屋和不动产的问题进行了规定,维护被征地的农民和被拆迁户的利益。《物权法》还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收补偿 费等费用。”

北京大学资源学院企业管理学院院长的阎雨认为,《物权法》在法律界定上依然存在很多模糊的概念,特别是在土地的问题上。他说,中国的土地分为国有和集体所有,但是土地所有人都是虚拟的,抽象的。尤其是农民,他们并不是土地所有者,这就给土地维权留下了隐患。

*许多政令与宪法冲突*

阎雨说:“农民土地这块儿,从财产划分来说,它是归集体所有的,但是针对某一个农民来说,他是没有土地所有权的。当农民的土地受到不法征用、不法侵害的情况下,农民维权就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没有一个法律依据。现在的物权法依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阎雨补充说,物权法的实施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因为中国现存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国司法严肃性的欠缺,由于中国没有宪法法院,宪法的权威性得不到保障,很多法令和政令都跟宪法存在冲突。
 
阎雨说:“在中国最有效的是政令。政府的一个讲话,或是政府官员的一个讲话,可能比法律的感召力动员力更强,这是一个很无奈的现状。”他预期,尽管有了物权法的保护,地方官僚和强势阶层对农民的伤害和剥夺还是会继续下去。

来源: VOA News

透视:中国物权法的一波三折

透视中国
BBC北京司法评论员 张慎思

今年的"两会"上,酝酿了7年的中国首部《物权法》(草案)没有进入大会审议议程。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表示,被暂停的《物权法》已列入今年下一轮的立法计划中。

何谓物权法

何谓物权法?物权法对于十三亿中国人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一间风雨飘摇的小茅屋,屋里坐着一个自得其乐的老者,屋外站着一个一筹莫展的国王。这幅发轫于英伦的经典图画,最终演化成了宪政史上一个经典的理念:我的寒舍,风能进,雨能进,英王不能进!这就是财产权的重要性和神圣性!

物权法是一部同每一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法律,意味着经过逾半个世纪, 在中国终于将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其核心内容就是旗帜鲜明地保护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在中国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身份,而且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它将同国家、同公有财产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

物权法在中国的漫长历程

物权法在中国的历程可谓"路漫漫兮上下求索", 其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每一步历程。

从摈弃充满了阶级斗争意味的"狠斗私字一闪念",到告别充满了意识形态意味的"大公无私",一步步回归到物权法的法治框架。

该法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起草,历10余年形成草案。

此后经过人大常委会四次审议,至去年7月《物权法》(草案)的终于出台并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立法意见,一时间曾引发过轰动效应,同时也首开了中国的立法机构"开门立法"的先例。 《物权法》(草案)和《反分裂法》一样后来都入选了"2005年全国人大十大新闻"。

但是事态的后来变化出人意料,全国人大在轰轰烈烈地征询了全社会的意见之后,物权法的立法进程突然归于了沉寂。 "打断"这个进程的起因,据说是北京大学一位巩姓法学教授的公开信。

这封发表于去年8月12日、题为《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的公开信称,《物权法》草案的基 本原则违背了宪法,"草案废除了宪法和民法通则中调整财产关系的最核心条款'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实质上妄图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 精神和原则取而代之,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开历史倒车,"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讲平等,就是要把乞丐的要饭棍和少数人的汽车、机器平等保护,要把 普通居民的住房、危旧房和那些高级别墅一样保护,这样形成的,不是劳动的平等,而是资本的平等,这与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区别?"

一石击起千层浪。巩信显然也得到了上层的注意,在信发表后的半个月内,巩被请到全国人大的相关负责人那里阐述意见。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很高兴自己的信起到了作用",但那不是"我一个人"的作用。

制定一项重要的法律,当然要汲取甚至容忍各种不同的意见,这在中国尤其是值得欣慰的事情。就像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所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只是巩信多少让人感觉到了不止"一个人"的、问题背后姓"社"还是姓"资"的思潮。

物权法的周折,反映了国人在几个简单的法理上的误区。

其一,"平等保护"很可怕吗?

一种很强烈的论调是,在宪法和民法通则都规定着"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物权法却规定要对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进行平等保护,而没有明确要优先保护国家财产显然违宪。

的确,宪法的相关规定,首先应该理解为宪法确立了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但不应该忘记宪法同时也确认了中国实施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经济制度,这就为物权法旗帜鲜明地保护其它形式的财产提供了坚实的宪法基础。

物权法是宪法位价之下的一个属于民法范畴的法律,要解决的是在民事关系中物权归属问题,而民法的根基则是她调整的是平等者主体之间的关系。

作为民法的一个最重要组成的物权法,其物权的主体地位自然也是平等的。理应受到平等的保护,在受到损害时也应受到平等的救济。不能因为是国家财产就要多赔,而属于个人财产就要少赔。

例如,你在马路上撞坏了一辆车,损失折合10万元。总不能说如果这辆车是国有资产,你就赔10万;如果这辆车是私车,赔5万就行了。这显然于法于理都是讲不通的。

中国的宪法自1982年以来,几经修订,对私有财产地位的肯定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宪法如果不保护私有财产,也就失去了宪法的现代价值。

中国目前所需要制订的是一部符合宪法的现代精神,肯定20余年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成果的物权法,而不是一部"开历史倒车"的物权法。

其二, 贫富不均问题如何解决?

贫富不均问题,显然不能仅指望依靠物权法来解决。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财产,穷人哪怕只有一根讨饭棍,物权法要保护;百万富翁,只要他是合法所得,物权法也要保护。

至于如何识别是否合法所得,这不是应由物权法来解决的问题。的确,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在加大,甚至是到了全社会都不得不高度重视的程度。

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在现代国家都是通过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来完成的。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是激励创造财富;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则是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制度等手段,来实现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中国目前尤其不能退回到"不患寡,患不均"的老路上去。

其三,国有资产流失怎么办?

一些人认为强调了平等保护,实际上就是弱化了对国有资产的优先保护,使得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可能愈发严重。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在目前的中国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很多涉及到体制上的问题,不是完全的法律问题。

即使要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也要明白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各个不同法律部门的共同任务,只有通过配套国有资产法等相关法律来解决。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解决,需要的是大力完善中国的法制体系,而不是相反。

中国的先哲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中国将物权制度的确立,必将调动起民众创造财富、爱护财富、积累财富的热情,最终也必将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

来源: BBC中文网

中国的下一次革命

近几天欧美报章有关中港台的报道和评论:(2007年3月13日)

最新一期“经济学家”杂志就中国人大正在审议的物权法发表评论文章,题目是:“中国的下一次革命”。文章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今天要做到名副其实实在是个问题。

中国有一个繁荣强大的私营经济,私营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这对共产党坚持的意识形态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因此,此次中国人大要通过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平等保护的物权法引起了不同寻常的争议。

“经济学家”杂志评论说,尽管有左派的强烈抵制,共产党决定要通过物权法,这至少是经济改革和法制的一个伟大的象征性胜利。中国如果想要继续30年来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而且如果想处理好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紧张,避免广泛的暴力,那么一个能够比较明确界定,可行的产权法就是必须的。

改变?

那么这一物权法是否真能保护中国人所拥有的财产呢?“经济学家”杂志的文章认为这虽然是一个突破,但对物权法真正的保护作用却并不那么乐观。

文章说:短期内,不要盼望会有太多的改变。这一法律只是中国走出毛主义死巷的第一步。它并不会带来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全面的产权革命。而且,它连中国最急迫的改变也满足不了,即给与农民他们所耕作的土地的产权。如果农民可以买卖他们的土地,那些决定继续务农的人就可以获得较大面积的耕地,可以更有效的从事农业生产。

新的物权法也并没有允许农民可以用土地作担保取得贷款,进行投资以发展生产。即便有了物权法,农民也无法保证他们耕作的土地没有被夺走的危险。在中国,大面积的良田已经被占据了。新的物权法将会保护那些夺走农民土地者的所得。

文章的结论认为:物权法本身并不会解决中国最混乱的一个问题。即到底谁拥有什么。特别是在农村,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因为农村的土地是所谓集体所有的。但即使是在农业之外,一家私营企业的所属也往往是不清晰的。而一些所谓集体或国有企业的行为则同企业老板的私人利益密切相关。

总之,通过法律并不就意味着法制。物权法只是个开始,但只有有竞争的政治制度和相对开放的媒体才能保证法律的实施。

贸易顺差

《金融时报》星期二报道了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在中国人大会议期间发表的谈话。薄熙来说,美国和欧洲没有能够在农产品补贴方面做出让步是造成多哈回合世界贸易谈判没有成功的最大障碍。

报道说,薄熙来是在中国二月份创纪录的贸易顺差公布之际发表上述谈话的,必然会引起美国和欧洲的强烈不满。美国和欧洲认为,中国没有为多哈会谈作出应有的贡献。

网瘾

《每日电讯报》星期五报道了中国为治理青少年上网成瘾所作的努力,还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说,中国治理青少年上网成瘾的工作人员说,青少年正在上瘾,上一代人的大烟枪已经变成这一代人的荧光屏。中国的治理方法是禁止青少年进网吧,而且把上网成瘾的人送进兵营。

社论说,也许英国的家长们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但问题是,中国的青少年希望看到没有经过政治管制的西方式的互联网资料,如果中国政府认为可以阻拦中国的青少年,那只能说明自己不懂互联网世界。

来源: BBC中文网

分析:从制度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

分析:从制度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


2007年3月13日

中国湖南省永州发生大规模暴乱,两万名农民和下岗工人星期五跟大约1千名警察发生冲突,双方都有人受伤。据当地官员说,暴乱已经被平息,几十人被当局逮捕。有分析认为,只有从制度上着手,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当地居民:两万民众与千名警察冲突*

湖南永州一名地方官员告诉路透社说,上星期五,两万名农民和下岗工人和1千名警察发生冲突。这名官员说,抗议群众不满意政府的一些行为,而且对官员的腐败感到愤怒。

永州居民、活动人士张子霖星期一告诉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说,事件的起因是永州珠山镇民众抗议当地一家客运公司和政府官员勾结春运期间擅自将车票涨价。 开始时,抗议集会是和平的。上星期五,因为公司负责人请人弹压导致抗议激化。张子霖说,当局派了大约1千名武警、特警和治安警察在政府部门和派出所外面戒 严,与抗议群众对峙。

路透社报导说,武警手持钢筋和电警棍,殴打示威者,示威者焚烧了大约10辆警车。几十名抗议者被当局逮捕。据当地民众和官员介绍,冲突双方都有人受伤,一些受伤民众被送往医院治疗。

*当地居民:星期一再发生冲突*

没有透露姓名的永州地方官员告诉路透社,暴乱已经被平息。

但永州居民张子霖向维权网站博讯报告最近消息说,星期一下午,珠山镇新镇政府门前再次发生大规模冲突,警方人数达到1千7百多,几十名民众被警方打伤,其中有老人、孩子和妇女,不少路过的人也招致警方攻击。

张子霖说,警方全副武装,集体出击攻击民众;一名警方人员喊话说:不要跟国家斗,你们斗不过的。张子霖报告说,又有20辆载有武警的军车进驻永州,气氛十分紧张。

张子霖还说,日前被警方打伤的一名初中学生送到医院后已经死亡。

*分析:贫富差距扩大+政府官员腐败*

总部设在纽约的维权组织--中国人权发言人封从德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分析说,很多群体性事件的起因都是地方官商勾结、损害普通民众的权益。

封从德说:“这种在省、甚至县市这一级就有很多,他们是官商勾结,而且能够调动一些镇压力量,包括公安的力量,但是大规模一点,他们就会调动武警。”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以及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和滥用职权导致中国不断出现示威和暴动,而且很多事件是由看似很小的事情引发的。中国官员说,去年发生了大约2万3千起群体性事件,但不少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群体性事件远远多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为了改善民生,铲除不公,平息民怨,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以补贴的方式向农村经济投入数十亿美元,严格控制征用农民土地,打击腐败等等,正在召开的全国人大也把改善民生、让经济改革成果惠及13亿人以及实现社会公正作为重点议题。

*分析:和谐社会目标与现实差距大*

中国人权的封从德认为,只有从制度上着手,才有可能根本解决或缓和社会矛盾。

封从德说:“中国人权认为,中国政府只有制度上、司法领域系统的改革才能阻遏官员的腐败的源头,因为现在这些现像主要的反映中国贫富悬殊,民众认为很多官员财富的来源是不公正的,这种心态很强。只有彻底解决官员腐败、改革不公正的问题,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

封从德指出,永州事件以及最近发生的一些大规模警民冲突事件都集中反映了中国政府致力于营造的和谐社会和现实的差距还非常大。


中国湖南两万人与一千名警察冲突


2007年3月12日

中国湖南省永州发生大 规模暴乱。据路透社报导,两万名农民和下岗工人星期五跟大约1千名警察发生冲突,9辆警车被烧毁。报导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说,冲突双方都有人受伤,一些受伤 民众被送往医院治疗,但是没有人受重伤。这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说,骚乱已被平息,数十名参加暴乱的人被当局逮捕。

设在美国的维权网站博讯说,这次事件的起因是农民对车票涨价不满。博讯说,暴动3月9号开始,到星期一现场人数已经不多,但仍有很多警察戒备。

贫富差距的加大以及官员的贪污腐败和滥用权力导致中国不断出现示威和暴动,而且很多事件是由看似很小的事情引发的。中国官员说,去年发生了大约2万3千起群体性事件。现在,改善民生、铲除不公、平息民怨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


中国称湖南两万人骚乱数字是捏造


2007年3月14日

中国官员说,湖南永州 零陵区发生的骚乱已经妥善处理。香港的文汇报和大公报星期三援引在北京开会的湖南省长周强的话说,“这只是一个简单民事纠纷”,部份媒体报导中的“两万人 参与”的数字“完全是凭空捏造”。周强还说,没有人在事件中死亡。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说,政府正了解这一事件,这不算是骚乱,发现有问题就严肃查处。

香港多家媒体曾经报导,有一两万当地居民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一名中学生死亡,多人受伤。

*大公报:事件平息*

前几天基本对这次事件 表示沉默的大公报和文汇报,星期三都用大篇幅作了标题为“事件平息”的报导。大公报说,冲突中,有六十村民不同程度受伤送往医院,“参加冲突和围观的群众 有1千多”。大公报还说:“在少数人的鼓励下,当地一些村民冲击派出所、围堵政府大楼、烧砸警车。”

文汇报说,当地群众星期天在冲突中烧了汽车,但在政府的“劝解疏导下,晚11点,滋事人员陆续散去。星期一下午,部份人员再次聚集,一些不法人员乘机掀翻执法车辆,抢劫财物”,而公安部门“当即拘捕了6名涉嫌打、砸、烧的嫌疑犯”。

*张子霖:无法再评论*

中国泛蓝联盟成员张子霖是在场的一个目击者,他这几天一直在现场对外界披露当地的消息和情况,但星期二傍晚和外界失去联系。星期三上午,他对中文部 记者说,他已经无法再评论这件事情。他说:“这件事我不好发表评论了,因为这件事情……这边很注意了。昨天省里面省公安厅都来人了,问了话……我现在就是 不能说什么了。”

中国泛蓝联盟人员介绍,在星期二晚间张子霖失去联络之后,他们又让另外一位泛蓝成员从外省赶到湖南永州,希望能弄清楚张子霖的状况以及现场更多的情况。

目击者说,骚乱的起因是,当地的安达汽车客运公司利用春运高峰把票价提高了一倍。乘客要求降价,公司拒绝。乘客到车站抗议,运输公司老板找来人威胁乘客,乘客推翻几辆汽车,矛盾激化。

*医院证实接受伤员*

目击者说,周末几天,不断有大批群众,同前来维持秩序和镇暴的警察发生冲突。群众烧毁了数辆汽车,警方拘捕了一些群众。

香港明报星期三报导说,当地政府防暴车在镇内穿梭,不断广播:“人民警察做到了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但违法分子的气焰嚣张和极端恶劣的行为,已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广播并呼吁“违法分子尽快自首”。

珠山镇医院对香港记者证实,他们医院收了十几个伤员,但伤势都不重。

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三发表社论说:“珠山镇发生的事件表明,中国各级干部非常有必要拥有一个宽容博大的胸怀。如果早就有一个倾听老百姓诉苦的渠道和机制的话,那么,这场悲剧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湖南骚乱目击者:一人死亡数人伤



2007年3月15日

湖南永州零陵地区周末发生大规模骚乱的目击者说,事件导致一位高中生死亡,也有人被打伤、抓捕,目前当地警察继续在事件现场巡逻,还对民众照相查证。湖南省政府早些时候表示,这起事件只是单纯的民事纠纷,没有人死亡。中国官方媒体,这起事件已经平息。

湖南永州零陵地区由于汽车客运公司加价引发骚乱。43岁的村民卿先生星期四告诉中文部记者,许多村民不满政府的处理方式,认为政府有意隐瞒事实,情绪还是很愤怒,而当地警察继续在事件现场巡逻,他自己还被拍照。

卿先生说:“今天我到那里在马路上走,看了一下现场,他们(警察)用镜头对着我,我感到很反感,我当场对他们说,你不要把我们当成恐怖分子这样搞!”

*香港亲中媒体:事件已平息*

卿先生说,12号下午,他亲眼看到一个青年被5个警察打了3次,打到不能动,他也曾经亲眼目睹一个人被铐上手铐带到派出所。

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星期三引述湖南省省长周强的话说,这次“群体性事件已经妥善处理”,“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所谓“两万人参与”“完全是 凭空捏造”,而且没有人死亡。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说,政府正在了解这个事件,这不算是骚乱。亲北京的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星期三还报导说,事件已经平息。

*丁宜:的确有人被打死*

目前在零陵调查、访问村民的中国泛蓝联盟成员丁宜星期四对中文部记者说,的确有人被打死。他说:“当时是死了一个,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被抓捕数十人也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被打伤几个,数目我不清楚,但人被打伤也是事实。”

据报导,事件之后有数十人被警察逮捕,中文部记者无法跟被逮捕者的家属取得联系。至于村民是否会进行下一波的群体活动,受访者说目前并不清楚,但许 多村民的情绪还是很愤怒。零陵区村民卿先生质疑,为什么烧车闹事的人没有被抓。他说:“当时警察跟他们距离不到50米,警察有400多人,那些暴动分子只 有十几个人,他们并没有抓捕反制,让他们全部跑走,反而隔天抓了几十个老百姓,我感到很遗憾。”


当局派一团兵力助镇压永州骚乱?


2007年3月15日

上周末湖南永州发生大规模骚乱事件。湖南省官员称这次事件只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但有报导说,广州军区向永州调派了一个团的兵力,似乎与民事纠纷的说法不符。有分析指出,军队介入强压社会骚乱,表明传统机制已经不足以解决社会矛盾了。

上星期五,湖南永州发生骚乱。目击者和多家媒体报导说,有1、2万人当地居民和警察发生冲突,1名中学生死亡,多人受伤。

*官方:群体性事件已妥善处理*

但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星期三援引湖南省省长周强的话说,这次“群体性事件已经妥善处理”,“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所谓“2万人参与”,“完全是凭空捏造”,而且没有人死亡。

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说,政府正在了解这个事件,这不算是骚乱。亲北京的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星期三还报导说,事件已经平息。

*媒体:广州军区派一团兵力恢复秩序*

据香港南华早报等媒体报导,广州军区一个团的兵力星期二被派往永州,协助恢复秩序。如果象湖南省长周强所称,永州事件只是简单的民事纠纷,调派正规军似乎就说不过去了。

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政府官员处理这类事件的一个原则是内外有别,对外宣传时通常轻描淡写,避重就轻,尤其是在敏感时期,例如现在召开两会、有大批海内外媒体报导的敏感时期,处理这类事情格外小心。

*军队频繁介入大规模骚乱*

张伟国分析说,军队对社会骚乱的介入,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一个起点。在江泽民时代,军队介入社会事务这种方式使用的相当频繁。近年来几场大的骚乱过程中,例如在汉源、汕尾骚乱中,除了在第一线的武警,实际上正规部队都有一些动作,只是备而不用而已。

张伟国说:“去年关于紧急事态的法规出来以后,解放军在介入社会治安这方面等于又有了一个尚方宝剑,为用国防力量对付平民百姓提供了一种依据。”

*现有体制已经无法解决社会纷争*

张伟国分析说,这反映了用原来的机制已经不能够解决或者平息中国社会中的一些主要矛盾和纷争了,只能采取极端的手段;但正如六四所证明的,这样做使中国政府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

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正在北京开会,高调提出实现社会公正、建立和谐社会的同时,湖南永州发生这种大规模的警民冲突事件,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尽管 官方媒体星期二引述永州地方官员的话说,事态已经平息,生活已经恢复正常,但当地居民星期三说,那个地区继续对外关闭,警察仍在街上巡逻,一些居民不敢走 出家门,表面的平静中隐含着一种不安。

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三发表社论说,“如果早就有一个倾听老百姓诉苦的渠道和机制的话,那么,这场悲剧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建立和谐社会只是期待愿望*

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分析说,中共在传统的轨道上运行,有巨大的惯性。胡温提出建立和谐社会,这是他们的一种理念,一种期待,表明他们意识到缓和社会 矛盾和权力斗争的需要,不同于过去宣扬的阶级斗争理论和赤裸裸的镇压手段,但凭他们现在的权威、能力,要想在短时间里改变方向,是很难做到的。

张伟国认为,现在中国最高层面临很大的转型压力。

张伟国说:“胡锦涛、温家宝虽然有这样一个良好的心愿,要搞和谐社会,但是如果政治转型搞不好,还用传统的方法去压,那矛盾不是在减缓,而是在加剧。当局有这样良好的愿望,也要拿出一套有效的配套的改革措施出来,才能够真正化解危机。”


湖南骚乱中一死多伤当局实行军管


2007年3月13日

南永州发生大规模骚乱事件。有报导说一名学生死亡。当局派驻更多的军警进入骚乱发生地珠山镇,实行军事管制。

刚刚过去的上个周末,在湖南永州零陵区发生了大规模骚乱。香港的明报、南华早报和有线电视等媒体报导,有一两万当地居民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一名中学生死亡,十多人受伤。

*张子霖:全城实行军事管制*

中国泛蓝联盟成员张子霖是在场的一个目击者。他星期二上午在零陵区对中文部记者说,政府向当地增派了军警,已经实行了军事管制。张子霖说:“这边已 经实行了军事管制。昨天有700多警力,昨天晚上又调来不少,今天又调来不少,大概有两千多警察。全城实行军事管制。我们无法进来,是走上道小路闯进来 的。”

香港电视媒体报导说,有不少警车、卡车还有运兵车,鸣放着警笛开进了珠山镇。军警已经把所有通向珠山镇的道路设卡封锁。当局大喇叭广播说,要求大家不要参加骚乱,要安分守己,奉公守法。

目击者说,这次大规模骚乱的起因是当地私营的安达汽车客运公司把5元的票价提高了将近一倍。乘客要求降价,公司拒绝。乘客到车站抗议,运输公司老板找来人威胁乘客,乘客推翻几辆汽车,矛盾激化。

*目击者称多辆汽车被烧毁*

目击者说,周末几天,不断有大批群众同前来维持秩序和镇暴的警察发生冲突。星期日有3辆汽车被烧毁,星期一4辆警车被烧毁。安达运输公司的汽车也被烧毁了9辆。

有目击者说,在警民冲突中,一名中学生受伤星期一在医院死亡,还有几名学生被打伤住进医院,到星期一,有五六十民众被打伤。

香港有线电视记者,到当地医院采访了一位受伤者的家属:

家属:伤到了头部。
记者:还有呢?
家属:主要是头部。牙齿都掉了。
记者:牙齿掉了?
家属:下面两个,上面三个大牙。

据报导,湖南省一位副省长在骚乱事件发生后赶到现场处理危机,已经下令运输公司把票价降下来。目击者张子霖说,为了控制冲突,解决矛盾,政府实行了军事管制,否则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市民称当局禁止对外报导*

当地市民说,直到星期二上午,零陵区到处都是警察。湖南省当局下令,不得对外报导这次骚乱事件。有市民说,当局认为,现在是“两会期间”,而且这是暴动性质,因此所有媒体一律不得擅自报导事件。

中文部记者同当地公安局联系,一位姓陈的警官说,这个事件不能报导:“这个事情是不能报导的,我也不清楚。”另外一名姓姜的警察说,他身在外地,不知道当地发生了什么事情。

中文部记者给永州零陵区委打电话,值班人员说,这件事要和宣传部联系:“对不起,如果您有什么这方面的要求,请与我们宣传部联系。”而宣传部一位干部说,他们不能提供更详细的情况。

*零陵区政府人员:不知道来龙去脉*

在零陵区政府,值班人员表示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个情况我不在现场,还有一个情况我也不清楚。你要搞什么采访的话,你只有到现场去了解。现场 的号码现在我不清楚。如果想搞到一手资料,就到现场去。我目前在家里值班,那当时发生的什么情况、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来龙去脉,我也不是很清楚。只能回 答你这么些了。”

记者联系零陵区的新闻中心,一位人士说,这件事“不归我们管。离我们这里有三四十公里路。将来我有什么情况再告诉你们”。

记者试图联系由于票价提高引发这次骚乱的安达运输公司,但电话没有人接听。


评论人士:中国社会矛盾严重普遍



Jul 25, 2006

中国领导层决定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于10月在北京举行,主要议程除了审阅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外,还将研究由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评论人士认为,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和普遍。

构建和谐社会这个提法由来以久,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在接受中文部采访时表示,现在强调这一点就说明社会并不和谐,有很多问题,很多矛盾,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种矛盾变得很严重、很普遍。

说:“现在接二连三地纠出一些问题来,一些人物,海军副司令、北京副市长,这些可以说是冰山的一角,因为中国的干部,不说100%,但是有相当大的比例,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老百姓对这个是坚信不移的。”

*邱振海:人人没有道德底线*

对于有学者表示,中国目前城乡差距拉大、区域发展水准严重失调、贫富差异过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带来的矛盾,香港岭南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顾问理事会的邱振海在接受中文部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中央政府也认识到这些问题,但也无法一下解决。

邱 振海说:“比如说,就医难、住房难、受教育难等等,归根结底,如果深究,最后还是一个腐败问题。腐败问题说到最后还是体制改革的问题。即使中共体制不改, 但也有必要从道德层面来重整社会的精神力量,否则就会非常危险。现在从医生到教授,人人都没有道德底线。在本来发展模式就有问题的情况下加剧了矛盾的发 展。”

金钟认为,反腐败可能会与权力斗争联系起来加以利用,但大背景仍然是腐败极为严重,民愤相当大。他说,在中国大陆利用权力来捞 权钱色,腐败享受,已经是天经地义的,这种情况直接威胁到中共政权的稳定性。他说:“换言之,他们的说法就是和谐社会,这个和谐与以前的稳定压倒一切都是 换汤不换药。说法不一样本质全是一样的。”

香港岭南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顾问理事会的邱振海在接受中文部采访时表示,中国面临一些 不和谐的矛盾,主要还是道德的崩溃。他说:“道德的崩溃,道德秩序的崩溃,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现在中国这个社会是没有任何底线的。你看有假商 品、假药、假食品,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假的,连教育,人类最后的一片绿洲高校学术,都充满腐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和谐因素。”

*金钟:中共难取得权力平衡*

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表示,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都有一个权力平衡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他说:“因为它是一个专制的政党,一个非民主的体制。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他们始终有摆不平的地方。在权力方面始终有争斗。”

认为,中国高层可能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它要搞和谐社会,搞科学发展观,搞平衡发展,还是比较难。他说:“在经济领域,中国应该说是早期资本主义。但在政治领域又是极端的斯大林主义的控制。这种极端是无法维持长久的。”

关 于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国民经济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增大等突出矛盾,香港岭南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顾问理事会成员邱 振海表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说:“中国现在是有增长而没有发展。所谓增长就是纯粹的经济增长,绝对的指标,这当然是有的。但发展是一种综合的指标。 有没有可持续的发展。中国能源消耗,每年翻两倍来换取经济增长翻一倍。这是坐吃山空。这种代价太大了,完全不是可持续发展的。”

邱振海认为,平衡科学发展和谐社会,还是有一些最关键的东西必须要突破。他说:“一个是要重整道德,要引进一定的宗教的力量。引进整个社会的一些道德秩序。另外要开放舆论监督。如果这两个做不到,可能一切都很困难。”

全部来源: 美国之音中文网

宪政与无产阶级国家

  一、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宪政

  近年来,中国的自由派一直在鼓吹宪政。他们介绍国外宪政的理论和经验、梳理中国宪政的历史,或把宪政与儒家联姻、或用基督教作宪政的思想基础,玩出了不少理论花样。这一切理论的狂热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学术的兴趣,而是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标:建立一个实行宪政的资产阶级国家。

  中国的资产阶级一向分两种。一种是与政权紧密结合的大官僚大买办资产阶级,另一种则是经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民间资产阶级。前者一向是近现代中国国家政权的主角,暴力和独裁是其统治的最大特征;而后者虽然一向是前者统治的社会基础之一,但又往往不满于前者的专横暴虐,而觊觎于参与甚至夺取国家政权。回顾一下中国民间资产阶级追求“宪政民主”的历史是颇为有趣的:晚清,中国民间资产阶级曾多次向满清皇帝和贵族“吁请立宪”,最后换来的却是皇族内阁;辛亥年武昌起义而帝国瓦解,中华民国建立,结果临时约法不数年而成具文,“立宪政府”成为军阀之玩物;而在国民革命失败后的二十多年里,被工农运动吓坏了的民间资产阶级又不得不紧紧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把政权交给大官僚大买办组成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同时却又不时发出几声“宪政”的哀鸣;当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被人民革命战争埋葬后,民间资产阶级别无他法,只能向代表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共产党投诚,乖乖地接受被改造的命运。但是斗转星移,如今中国民间资产阶级又从坟墓中爬了出来,他们吃得更肥、胆气更壮,又有了逐鹿天下的雄心,于是宪政之说又兴。可见,宪政是中国民间资产阶级的百年梦想,但迄今为止,这仍旧只是一个梦想而已。不禁让人为他们的孱弱掬一把同情之泪。

  而中国的自由派正是民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言人。当然现在的自由派还往往兼有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角色。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虽然主要依靠大官僚大买办资产阶级维持其利益,但它们不会只把注押在一个地方。扶植一个政治反对派,既能够在当权派遇到危机的时候及时换马,又能够作为一张挟制当权派的筹码,不时拿来敲打一下当权派,让他们乖乖听话。这样的戏码,近来在各种“颜色革命”中我们已经看得够多了。而自由派由于对劳动人民的天然恐惧,又不得不依靠帝国主义。这一切不过又再次证明了中国民间资产阶级的孱弱。

  那么中国的民间资产阶级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宪政”呢?首先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宪政”来分享政治权力,同时也因为他们中有远见的人已意识到:只有“宪政”的政治体制,才能保证政权掌握在整个阶级的手中、才能防止本阶级的个别集团垄断政权从而损害整个阶级的共同利益、才能保证本阶级的政治统治保持长期的稳定。

  中国的无产阶级虽然与资产阶级有着根本不同的阶级利益,但面临的某些问题确是相似的。中国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建国史中,也深受个别集团垄断政权从而带来的粗暴专断、“运动群众”直至宫廷政变、彻底叛卖之苦。因此研究一下“宪政”,对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并不是无益的。

  二、什么是宪政?

  什么是宪政?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自由派的定义。自由派新贵王怡说:“宪政(constitutionalism)或宪政主义是一种以法治为形式、以民主为基础、以分权制衡为手段、以个人自由为终极目标的一种现代政制。”这个定义基本概括了自由派对宪政的认识,同时也是对资产阶级宪政的一个比较好的描述。那我们就从这个定义出发,来讨论一下什么是宪政。

  首先,毫无疑问,宪政是一种“政制”即政治体制,它是一种国家政治权力的运行和组织方式。而它本身是为某个政治目标服务的。这个政治目标,王怡说是“个人自由”,让我们翻译成现实的语言,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或者说,资产阶级的利益。用毛主席的话说,宪政是一种“政体”,它是为一定的“国体”服务的,也就是说是为某一个阶级的专政服务的,它是某一个阶级组织、运行国家政权的方式。

  历史上的各个统治阶级都要解决如何在本阶级内部分配政治权力的问题。一般而言,当政治权力垄断在本阶级的某一部分手中的时候,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就会比较尖锐,统治能力就会被削弱,政治统治往往呈现不稳定的状态;而当政治权力被本阶级的各个阶层、各个派别所共享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就会比较团结,政治统治往往就比较稳定、有力。因此历史上各个阶级的政治统治达到比较成熟稳定的阶段的时候,其政治权力往往是通过一定方式由本阶级成员共同分享的。比如中国古代历史中,当政权通过九品中正法垄断在士族地主手中时,正是中国封建政治最黑暗和混乱的时代。而当政权通过科举制度向整个地主阶级开放的时候,中国的封建皇朝统治就能保持比较长期的繁荣和稳定。

  但是,通过“法治”、“民主”和“分权”的方式来实现政治权力在本阶级内部的共享,这的确是资产阶级的发明。

  所谓宪政,就是国家政权的运行都被约束在宪法条文的框架内。那么宪法是什么呢?宪法无非是规定统治阶级共同利益的契约书罢了。宪政,究其实质来说就是国家政权的运行始终遵循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也就是说掌握政权的那个集团的施政始终受到整个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共同约束。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使统治阶级全体掌握强有力的手段去监督和控制政权。资产阶级以前的各个统治阶级并没有创造出这样的长期有效的手段,因此他们的利益往往受到控制政权的个人或集团的肆意妄为的损害,政权在统治阶级不同部分手中转移的方式也往往是极端血腥、野蛮的,从而往往使得本阶级的政治统治受到致命的削弱。

  “民主”、“分权”就是资产阶级创造出来监督和控制本阶级政权的有效手段。这是资产阶级在与封建贵族和专制国王的殊死搏斗中的伟大创举。而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创造力,是因为它所代表的生产方式是这样一种生产方式:这种方式摆脱了一切人身依附的形式而要求所有人在形式上(在法律面前、在金钱面前)的平等,这种方式要求废除各种特权、约束政府的各种干涉,而使社会经济的运行最大限度地遵循利润的法则。因此资产阶级在其上升阶段高举着理性和天赋人权的大旗,发挥了极其革命的作用。正如革命导师所一再强调的,资产阶级为人类的最终解放奠定了必要的社会和物质条件。

  现在,我们可以为宪政下一个定义了。所谓宪政,就是资产阶级所创造的,通过“民主”、“分权”的手段、使政治权力由本阶级全体成员共享、从而保证政权始终遵循本阶级共同利益的一种政治体制。

  三、宪政何以可能?

  资产阶级虽然创造了宪政的政体,但并不是所有资产阶级都有能力施行宪政。从过去到现在,有许多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政只是块招牌而已。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根本无力制约掌握政权的集团的胡作非为、也无力实现国家政权的长期稳定。

  历史证明,要建立成功的宪政体制,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有着丰富政治经验和成熟的政治能力的资产阶级。

  让我们来看看几个宪政“运行”比较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史。

  英国一向被称为宪政的发源地。考察英国的历史我们发现,英国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前身——市民早在13世纪就通过议会开始参与国家政权的管理,这个传统长期保持了下来。并且英国的地方自治也比较发达,使得地方乡绅阶层也能广泛地参与地方政权。这一切都传承给了后来发展起来的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地产的新贵族和城乡资产阶级,使得他们有广阔的政治舞台来积累自己的政治经验、锻炼政治能力、培养政治骨干。所以在英国革命期间,新贵族和资产阶级才能很快地团结在国会周围与国王和旧贵族开展了比较坚决地斗争。虽然由于当时整个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未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所以革命经历了若干反复。但是新贵族和资产阶级通过国会来监督和管理政权的基本原则却通过革命最终确立了下来,并成为以后英国资产阶级宪政制度发展的基础。

  与英国相比,革命前的法国则是一个君主专制更加发达的国家。在法国,传统的统治阶级共议国政的三级会议有长达175年没有召开。政权被垄断在国王及其近臣手中,整个资产阶级几乎都被排斥在政权之外。这一方面加剧了法国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也使得资产阶级在革命前几乎没有任何管理政权的经验,使得他们没有培养自己执政能力的机会,相对来说政治上更不成熟。因此在革命后,面对国内外的复杂形势,资产阶级缺乏内部的政治整合能力,不能在阶级内部达成团结。每一个掌握政权的集团都不能团结本阶级的大多数而遭到其他集团的殊死反对,最终资产阶级不得不请出一个军事独裁者来稳定自己的阶级统治。随后经历了近一百年的反复斗争,资产阶级才最终积累了足够的社会经济实力,同时也通过在议会和各级地方政权中的长期活动而锻炼出了足够的政治能力,使得他们能够踢开一切“国王”、“皇帝”,建立比较稳定的议会共和体制。

  再来看看一向被视为宪政典范的美国。北美洲的十三个殖民地中广泛实行了自治的原则,使得美国的资产阶级很早就开始在议会和地方自治政府中参与和管理政权,从而积累了自己的政治经验和能力。因此在独立战争中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组成自己的领导核心——大陆会议,能够比较容易地达成团结,与英国进行坚决地斗争。同时与旧大陆上的国家相比,美国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国内没有一个势力强大的旧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几乎拥有独占的优势,这就使得资产阶级能够比较从容地建立并管理自己的政权。因此美国的资产阶级能够通过召开制宪会议的形式,通过本阶级内部从容地讨价还价来达成符合整个阶级共同利益的协议,即制定出美国宪法。也由于本阶级的强大和政治成熟,使得这部宪法能够得到比较好的遵守和贯彻。

  通过以上对历史的回顾,我们发现“宪政”要成为可能,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首先必须要存在一个具有较强社会经济实力,并且不依附于旧统治阶级或外国势力的资产阶级;其次,这个资产阶级必须有长期参与或管理政权的实践,使得他们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成熟的政治能力。这种政治经验和能力表现在:能够不断培养出一批本阶级有远见和魄力的政治骨干;本阶级的各个派别、各个集团能够比较容易地达成妥协,从而完成整个阶级的政治整合;整个阶级都能对本阶级的共同利益有比较清楚地认识,对违反共同利益的政治行为能够产生强有力的反对并予以有效制止。

  用这两个条件来考察中国的民间资产阶级,不禁让人对中国资产阶级宪政的前景感到绝望。一方面,中国的民间资产阶级与大官僚大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另一方面,中国民间资产阶级又从来都被政权排斥在外,几乎毫无自己的政治经验。因此民间资产阶级一旦建立了自己的“宪政国家”,我们可以想见他们在面临国内外复杂形势时惊慌失措、乱作一团、互相倾轧、卖身投靠的丑态。

  所以我们可以断言,即使民间资产阶级能够一时之间夺取政权、建立起“宪政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政权也必定是混乱和不稳定的,很可能只是向另一个反动独裁政权的过渡而已。

  四、宪政与无产阶级国家

  现实的无产阶级国家,基本都是由一个职业革命家组织代表相对弱小的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并以他们为主力军)进行革命而建立起来的。而这种革命模式则是由这些国家工业化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无产阶级相对弱小的国情所决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使得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权都垄断在职业革命家组织手中,可以说这些职业革命家扮演了一种无产阶级“僭主”的角色。而这些职业革命家在政权刚刚建立,还带着人民革命的鲜明记忆的时候,往往还能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权力,努力地为人民服务,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施政。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缺乏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有效监督,这些职业革命家中的大多数就不可避免地日益受到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蚀,最终演变成一个骑在人民群众头上的官僚特权集团,而无产阶级国家就会蜕变为新资产阶级掌权的极其丑陋的极权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发生这种蜕变,固然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但是政权垄断在个别集团手中而缺乏整个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有效参与和监督,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也必须使自己的政权始终受到本阶级全体强有力的监督和控制,从而保证它的运行始终遵循本阶级的共同利益;必须使自己国家的政治权力由整个阶级共享,而不是垄断在某个集团手中。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也需要自己的“宪政” !

  无产阶级的“宪政”要继承资产阶级创造的“民主”和“分权”的有效形式,但“民主”和“分权”的广度和深度应该远远超越资产阶级“宪政”的狭隘范围。

  首先无产阶级“民主”将冲破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也就是被统治者每隔一段时间来选择统治阶级中的这一帮或那一帮人来进行统治的民主)的狭隘界限,而主要采取“参与”制民主的形式。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群众不仅要选举自己的代表管理国政,而且要广泛地亲自参与国家政权的管理和决策。这就要求建立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讨论、作出政治决策的组织体制,建立各种人民直接立法、直接决策、直接罢免公职人员的机制,并且这种民主不能仅仅建立在行政区划的基础上,而是要在每一个工作场所和基层社区中都建立起来。

  其次无产阶级的“分权”也将摒弃资产阶级“分权”的狭隘形式。资产阶级的“分权”强调的是用少数人来分多数人的权,是用少数贵族精英来制衡广大人民群众。他们用分权来限制民主,以此来保障自己的特权,防止所谓的“多数人的暴政”。而他们所非常恐惧的“多数人暴政”究竟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劳动群众掌握政权罢了。

  无产阶级的“分权”则将主要是向多数人分权,是为民主服务的。“分权”的主要形式是上级向下级分权,中央向地方和基层分权,以保证最广泛的权力掌握在大多数人民群众手中。当然无产阶级的“分权”也要包括保护少数派的机制、包括政权机关内部各种权力的划分形式,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的,而不是为了限制民主。

  无产阶级的“宪政”不是凝固不变的,正如同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也是在宪政的框架下不断地变得更加民主(当然往往是形式上的)一样。“宪政”的政体一方面当然是为了无产阶级长期稳定掌握政权服务的,但另一方面它也为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开展最终消灭国家、消灭阶级的伟大斗争创造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可以说只有在“宪政”的框架下,这个斗争才能够不断地推进,直到最后胜利。

  最后,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要使无产阶级的“宪政”成为可能,就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政治上成熟的无产阶级。一切真心谋求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组织都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强大和政治成熟而努力奋斗。

  这就要求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在革命胜利以前尽可能地发挥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动性、动员无产阶级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斗争、把无产阶级组织在各种政治组织中,使无产阶级能够自觉地发挥革命领导力量的作用;而在革命胜利后要立刻使无产阶级掌握并动员他们积极使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建立各种政治性社团的权利、召开各种会议讨论政治问题的权利、集会YX示威罢工的权利,要动员无产阶级积极参与国家政权的管理。而在那些没有实现工业化、无产阶级相对弱小的国家里,很可能还会出现革命胜利后政权垄断在革命者集团手中的局面。这就要求这些国家的革命者必须尽可能快地“培育”出一个强大的有着高度的政治主动性的无产阶级。因此革命者必须领导全国人民尽快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增加无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力量,与此同时必须在夺取政权伊始就使无产阶级掌握广泛的政治权利,使他们尽可能广泛地参与管理和监督国家政权,依靠他们的斗争来防止国家的变色。

作者: 韩毓海 | 原载: 明道

公款吃喝能否用法来治?专家建议设"挥霍浪费罪"

  年仅25岁的审计员接受被审计单位请吃招待,猝死在酒店门前,去年4月发生在河北盐山县的这件事,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事情发生后,审计署和河北省审计厅迅速派员调查。10月底,有关负责人受到相应党纪政纪追究。

  从这个案例不难看出,公务接待造成的耗费浪费、衍生腐败、损害政府形象等问题,已经不容忽视。

  从保护社会财产角度看

  专家建议设立“挥霍浪费罪”

  “我一不贪污,二不受贿,吃点喝点算不了什么。”一直以来,公款吃喝违规人员受到的处理结果不外乎警告、通报批评等,极个别影响恶劣的,其职务才会受到影响。

  如何消除公务接待中的种种弊端,建立起遏制公款吃喝风的长效机制,一些人士认为,界定公款吃喝的“罪与非罪”,是核心问题。

  广西华胜律师事务所律师龚振中说,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专门针对公款吃喝的调整内容,应该从给公款吃喝定罪角度来约束公款吃喝风,对公款吃喝者重惩。

  法学界曾经对利用公款大吃大喝的罪与非罪进行过探讨,有人认为应该给利用公款大吃大喝者定个“挥霍浪费罪”,但是最后也没有实质性的结果。江西省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李云龙说,目前在我国,公款吃喝还只是一个违纪问题,还没有上升到贪污、定罪的高度。应当给公款吃喝者定罪立法,因为实际上公款吃喝者已经对社会财产进行了侵占。

  从依法执行预算角度看

  超预算公款消费就是违法

  李云龙认为,公务接待没有标准,随意性大,这是我国公款吃喝费用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因此,公务接待标准化,这是公款消费接待改革的一个方向。

  据了解,在有的国家,每年年初,所有花费财政资金的政府部门,都会向政府财政管理部门提出预算申请,申请详细到复印纸多少,墨盒多少,而不是一个笼统的办公费用。政府财政管理部门汇总后,上报给行政首脑,最后再递交给立法部门批准。财政预算得到立法部门批准后,必须严格执行。

  事实上,当前亟待解决的是如何改变对财政支出 “不监不督”或者是监督疲软的现状。特别需要进一步完善监管财政资金的法律制度,拓展公众监督的路径空间,并加大惩罚力度,刹住利用公务消费吞剥财政资金的歪风。

  有专家建议,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应该要求本级政府公开公务接待具体预算数字,并由人代会讨论政府减少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的刚性指标。如果突破指标,违反预算,就是违法。对超标消费者,应当采取不是“诫勉谈话”,而是行政警告甚至立即责令“下课”的办法予以惩戒。

  从公务信息公开角度看

  “糊涂账”损害公众知情权

  在一些地方,只要能与公务接待沾上边的,都要由公家埋单,公款旅游、私客公待、公款送礼等现象很普遍。公务接待成了个筐,什么费用都可往里装。要根治公款吃喝这个弊病,最重要的就是要增强公务接待工作的透明度,变模糊操作为阳光操作。

  专家建议实行公务接待“实名制”,一些地方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虽然建议可以探讨,但这种做法的理由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比如有专家说,公款招待消费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属全体公民所有,只是由代表国家利益的某个部门管理或运作而已。因此,公民有理由要求这些开支是清楚的、明确的、具体的、有人负责的,应该是一个明白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接受公款招待的人,占用的是一种物质形式或服务形式的公共利益,也有责任有义务自觉地对自己所占有的那份公共利益予以确认。

  目前在一些地方,公务接待开支增长迅速,甚至在财政支出中占到相当大的比重,成了群众非常关注的问题。有专家就此表示,很有必要将公务接待纳入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保护群众的知情权。公款吃喝搞“糊涂账”蒙混过关,不能明白回答社会公众对此的询问,就是违反了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法律规定。

  李云龙还建议,推动公务接待公开,必须加强社会监督,实行多渠道、多层次的社会约束机制,尤其是舆论监督。(记者 毛磊)

来源: 人民日报(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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