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中国人不知道的32个历史真相

1.秦始皇灭了六国,但并未统一中国,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卫国。
评价:大概是秦始皇在阿房宫那边的工作太忙,把这事给忘了吧。

2.中国历史上最牛的权臣是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护,他权倾朝野的时代历经西魏、北周两朝,这期间他一共杀了3 个皇帝。
评价: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阅读更多的»

被国人误传了几千年的八句俗语

1、“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原为“嫁乞随乞,嫁叟随叟”意思是一个女人即使嫁给乞丐或者是年龄大的人也要随其生活一辈子。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俗语转音成鸡成狗了。 阅读更多的»

透视:历史是怎么被遗忘的?

2003年09月0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3:30北京时间21:30发表

BBC中文网记者 魏城

最近休假,参加了一个欧陆六国"轮上游"。这里说的"轮"不是轮船的"轮",而是车轮子的"轮":坐着旅游车,走马观花地周游列国。这种观光方式,好处是 省心:起居坐行、吃喝拉撒,均有人替你安排;坏处是枯燥: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轮子"上,好不容易到了旅游景点,导游只给游客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一 去一回耗去半个小时,剩下半个小时只能匆匆拍几张照片。

难怪有人编了段儿顺口溜,专门讥讽这种旅游方式:"上车睡觉,停车撒尿,下车拍照,回到家后什么也不知道。"

不过,我这趟"轮上游"就连"上车睡觉"也睡不安生:偏偏摊上了一个热情、但喋喋不休的荷兰裔青年女导游,一路不停地用她那带着浓重荷兰口音的英语打扰我们的睡眠,不厌其烦地介绍到访国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

例如,到了德国,她便从德国的名胜古迹谈开来,一直谈到东德曾经历过的共产主义制度:"像我们这么大的西欧青年人,对十几年前东欧实行的共 产主义制度,可能没有什么切身经历,但我们对一些共产主义国家的独裁者的名字,却耳熟能详,比如说,最有名的共产党独裁者,就是我们现在访问的德国的希特 勒。"

这句话算是把我残存的零星睡意彻底驱散了:希特勒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他又怎么与东德扯上了关系?我不想听她絮叨了,又无法入睡,索性翻起了临行前匆匆借来的一本消闲书。

"第一本英文专著"

大概我借书时太匆忙了,连书名都没来得及看。这本英文书的大小标题分别是:《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作者是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

这可不是一本消闲书。就连我这个从小在中国大陆长大、经常受到"日军侵华暴行教育"的华人,看了这本书描述的血腥的史实,都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南京大屠杀──在中国时,这个词我听过多次,但当时的教育往往偏重于强调共产党抗日如何如何英勇、国民党如何如何"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等 等,日军的暴行倒成了无关宏旨的事情,南京大屠杀也成了一个十分空洞、模糊、抽象的名词,直到看了这本书,这五个字才成了字字触目惊心、血肉横飞的暴虐、 苦难的象征......

作者张纯如开宗明义,这样介绍南京大屠杀:"人类残酷对待同类的历史纪事,是一段漫长而悲伤的故事。如果要将这类恐怖的故事作一比较,那么,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哪些暴行,在强度与规模上,能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南京大屠杀相抗衡。"

套用她的句型,我也有个疑问:如果说这本书的书名符合历史真实的话,那么,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又是怎么落到"被遗忘"的境地的呢?

按照作者的意思,这段历史至少在西方"被遗忘"了。

的确,这本书在1997年出版后,曾连续十周被列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被西方书评家誉之为"第一本详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英文历史书"。

第一本?!

据说,在人才济济的西方史学界,几千年的世界史早已经像爱打扮的黑人少女的头发,不知被梳理、编结过多少次了。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一些历史学家已经"深入"研究到希特勒的性倾向。但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六十年之后,西方才出版了"第一本"研究这段历史的英文专著!

如果你不相信"第一本"之说,那么,西方史学权威的话应该不错: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柯尔比在为这本书撰写的序言中也说它是"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他还承认,"南京大屠杀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人遗忘了。"

作者本人也说:"许多美国人第一次听说南京大屠杀的事,读完书后,他们都震惊了。"据她说,她在几次演讲中,美国读者常常表示他们的震惊和无法理解,连连询问:日本人怎么能够这么没有人性?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被遗忘"也不局限于西方。暂且不说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的极力否认和日本政府的有意淡化造成了日本青年一代对那 一段历史的无知,即使在受害国中国,历史的真实、受害者的痛苦及其索赔要求,也往往淹没在台海两岸两个敌对政权的互相矛盾的官方宣传和竞相外交拉拢日本的 政治考量之下。

至今仍在制造冤魂

白天游历过的德国城镇整洁幽静,建筑别致精美,很难想象,这里曾经如导游所说,被二战盟军猛烈的空袭轰炸过。

晚上住进酒店,一则英语电视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中国东北黑龙江省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遗留化学武器造成的毒气泄漏事件,中国当局就此事对日本方面提出索偿。

我想起柯尔比为《南京大屠杀》所作序言中的一段话:"六十年之后,南京的冤魂们仍然缠着中日关系不放。"

旅程结束后,回到英国,我才知道,日本侵华战争的"后遗症"至今仍在制造新的冤魂:据报道,在今年8月齐齐哈尔发生的侵华日军遗弃毒剂泄漏事件中中毒的数十名中国人中,已有一人(河南民工李贵珍)因为多器官衰竭于8月21日去世。

另据香港传媒最新的报道,这次毒剂泄漏事件和日本右翼团体再次强登钓鱼岛等事件导致中国民间反日情绪急遽升温,一些中国民间团体正在策划"百万网友联名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毒气弹中国民间受害者并彻底清除遗留毒气弹"活动,并将在今年9月18日将百万签名递交到日本驻华使馆。

经常在中国海内外中文网站上浏览的人都知道,网上涉及中外关系的最为"火爆"话题,除了中美关系之外,接下来就要属中日关系了,但与中美关 系话题不同的是,谈论中美关系至少还有亲美、反美两派互相叫阵,谈论中日关系却几乎是一面倒的讨伐日本,鲜有公开为日本说话的人,即使内心这样想,口头上 也首先声明自己绝对不是"亲日派"。前段时间,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文章,认 为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主张中国政府应该接受日本欲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诉求,在网上遭到大多数网民的愤怒讨伐。

分析中国网民的这种一面倒的反日情绪时,即使是比较客观、中立、甚至内心亲日的学者,也无法否认其中有历史上日本侵华暴行昭彰、但至今日本政府仍然缺乏真正忏悔诚意的因素在内。

这次齐齐哈尔毒剂泄漏事件发生之后,《南京大屠杀》的作者张纯如表示,这一事件对日本在二战期间所犯下的战争暴行来说,不过是冰山一角,但 是足以证明日本一些政要和右翼分子试图抵赖的日军战争暴行。她强调说,日军二战期间在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的暴行一直没有受到认真追究,她希望日本跟过去的 战争阴影彻底决裂,要像德国人那样真诚忏悔发动侵略战争和对犹太人实行种族屠杀等罪行,对被侵略国家的受害者负起责任,对历史有所交待。

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一书中对日军战争暴行"一直没有受到认真追究"的原因进行了认真地探讨。

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甚至美国,都要为此负责。她指出,在被害国中国,1949年后,台湾海峡两岸的两个敌对政权由于竞相争取对日贸易以及 争取日本的外交承认,都放弃了对日索赔的要求;即使是美国,在面对苏联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威胁时,也向过去的敌人日本寻求邦谊永固与忠诚支持,美国军事占领 当局放弃了彻底清洗负有战争责任的日本领导层的想法,除了审判了少数几个臭名昭著的战犯之外,基本上没有触动战前的日本官僚体系,并放任许多战争罪犯逃避 了惩罚;而在加害国日本,右翼势力和一些政要更是千方百计淡化、甚至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作者说:"在世界舆论法庭之前,日本对其战时行径毫无悔意,直至今天仍如此。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即使战争法庭判定日本的一些领袖触犯战 争罪,日本人仍处心积虑地设法避免文明世界的道德审判。德国受到这种道德审判,对自己的罪行坦承不讳;日本却持续逃避审判,遂成另一种罪行的罪魁祸首。"

作者特别引述了诺贝尔奖得主维厄瑟尔的警告:"遗忘大屠杀,就是二次屠杀。"

成见、愿望与真相

说实话,如今回忆这次为期一周的走马观花式的欧陆六国行,脑子空空如也,印象深刻的大概只有在"轮子"上读完的那本《南京大屠杀》和那位称希特勒是共产党独裁者的荷兰裔导游小姐了。

记得我们乘坐的旅游车抵达法国海港城市加莱时,这位导游小姐与我们道别,她兴致勃勃地说:"把你们送上去英国的渡轮之后,我还要接另一批游客,也是欧陆多国游,但时间是三周!"

想到她可能会更热情、更认真地向这批游客介绍希特勒是共产党独裁者,我不禁感到有些滑稽。

不错,希特勒和共产党都搞独裁,但毕竟是两个不同极端的独裁,而且曾经彼此互视对方为死敌。只有搞清两者的异同,才能更好地防止或对抗不同形式的独裁。我想,大概是因为西方政府或传媒对希特勒和共产党的类似的妖魔化宣传,才致使这位年轻的导游小姐误把两者混为一谈的吧?

我突然想起《南京大屠杀》一书中的一个细节:大屠杀期间,南京城内一些外国人为了保护平民,成立了"南京安全区",使数以十万计的中国平民免遭日军的屠杀 和强奸。与一般人头脑中的成见相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却是德国纳粹党在南京的负责人拉贝。日军的暴行使拉贝内心中的人道主义本能战胜了他的 政治信念,他不仅领导了安全区的保护平民的工作,还利用身上佩戴的纳粹标志所提供的保护功能(当时德国是日本的盟国),走出安全区,亲自制止日军暴行,有 一次,他甚至把一个正在强奸中国少女的"盟军士兵"从背后揪起来。尽管拉贝回国后因为揭露盟国日本的暴行曾经遭到纳粹秘密警察的逮捕,但战后他仍然因为纳 粹党人的身份而受到英美占领当局的整肃,当年被南京人视为救星的拉贝战后却在"自由世界"丢了工作,家人也不得不靠野菜充饥......

这就是历史,与成见相悖、与愿望相违、但真真切切的历史。《南京大屠杀》一书既揭露了日军极力掩盖的暴行历史,也没有因为"政治正确"而避讳与拉贝有关的历史。

联想起那位单纯的导游小姐,我似乎明白了历史究竟是怎么被遗忘、怎么被混淆的......

来源: BBC 中文网 | 链接: 原始地址

中国让球史

领导看中谁,就叫别人给此人让球;领导看谁不顺眼,就叫谁让球给别人......

何智丽风波始于1987年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反抗让球、夺取冠军,因此关于何智丽的争论焦点之一,也就是如何看待让球。

让球,被抹上“国家利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油彩,变得神乎其神。我曾经走访诸多知情人,细细探索中国乒乓球队的让球史。在这里,以第一手资料揭示鲜为人知的内情……

中国乒坛上第一次让球,说来真黑,是“三个上海人让给一个北京人”!

事情发生在1961年,第三十六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进入男子单打前四名的,清一色是中国的大将:庄则栋,李富荣,张燮林,徐寅生。

照理,前四名全是中国人,金牌已经“铁定”属于中国,至于谁是世界冠军,让他们按照程序比赛就行了。

就在半决赛即将举行的前一天晚上十一时,在北京的华侨饭店,一个重要的会议正在进行,中国组委会的成员全体出席,主持会议的是体委主任贺龙。

会议一开始,贺龙语出惊人:“这一次的男单,谁来当冠军?”按照贺龙的意思,冠军要在这个会议上产生!

一点也不错,贺龙说:“我们叫谁当,谁就当了。”

于是,组委会的委员们、教练们就“谁来当冠军”展开协商。

最后,贺龙一锤定音。据当时出席会议的上海队教练回忆,贺龙提议:“是不是让庄则栋当冠军?”贺龙的理由是:“让小庄当冠军有两个理由,一是他在团体赛当中立了功,二是他代表首都。”就这样,会议确定了男单冠军为庄则栋。也就是说,三个上海人让给一个北京人!虽说上海队是那么的想不通,毕竟要服从贺老总的决定。

为了确保庄则栋当男单冠军,那就得让球。于是,会议确定,贺龙总亲自找徐寅生谈,上海队教练找张燮林做工作,而把打通李富荣的思想的工作交给了中国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徐寅生和张燮林都是聪明人。马上表示愿意让球。张燮林同样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只有李富荣虽然口头上接受了,但是毕竟透露出有一股不悦的情绪。

处于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连冠军也要按照计划“生产”。半决赛开始了。按照事先的计划,徐寅生“顺利地”输给了庄则栋,而张燮林则“顺利地”败给了李富荣。

决赛开始了。多少双眼睛紧盯着在墨绿色长方桌上飞舞的银球。然而,除了极少数掌握高度机密的人士之外,谁都未曾想到,冠军在比赛前已经确定!

不过,中国的反让球英雄,差一点不是二十六年后的何智丽,而是当时的李富荣!因为李富荣上场之后,居然以21:16拿下了第一局。那时候实行的是三局两胜制,倘若李富荣再赢庄则栋一局,那么世界冠军就不是“计划”中的庄则栋,而是李富荣!

教练傅其芳焦急万分,乘换场的时候提醒李富荣必须让球。这时,李富荣一脸怒气对傅其芳说:“没有规定我要以0:2输给小庄,打成1:2为什么不可以?!”

后来,李富荣连输两局,按照“计划”让球给了庄则栋。于是,庄则栋成为世界冠军!

由此可见,让球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那么特殊的背景下产生,从一开始就与“国家利益”无关——因为进入半决赛的四名选手都是中国人,中国队已经是稳拿金牌了。

紧接着,在1963年、1965年举行的第二十七届、二十八届世乒赛上,进入男子单打的都是庄则栋和李富荣。李富荣两次奉命让球给庄则栋,原因同样与“国家利益”无关,而是要按照“计划”生产出一个“三连冠”!

真是叫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让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让球,在当时是绝对保密的,就连庄则栋也只知道李富荣后两次让球,并不知道第一次让球。正因为这样,我在采访庄则栋时,他说,李富荣让过我两次。

实际上,如果真打的话,庄则栋未必不能三连冠,而让球反而使他的三连冠蒙上了不光彩的阴影。正因为这样,庄则栋赢了,赢得不高兴。他高举奖杯时,总是说“我代表集体来领奖”。明明是单打冠军,怎么会是“代表集体”来领奖呢?至于李富荣,当然感到非常懊丧,他把比分打成1:2,就是委婉地道出他心中的无奈和痛苦。只是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当年李富荣对于让球是那么的“憋着气”。然而,随着他“媳妇熬成婆”之后,成为中国体育官员,却又是那样卖力地在中国乒乓球队内推行让球,对揭起反抗之旗的何智丽无情地进行讨伐!

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2002年9月,中国女排发生“让球事件”:在德国举行的世界女排锦标赛上,教练陈忠和给中国女排“授计”,先是在小组赛中以0∶3让球给名不见经传的希腊队,进入复赛后再以0∶3让球给过去的手下败将韩国队。陈忠和通过这样精确的算计,先后避开中国女排的强敌俄罗斯队和意大利队,这两场让球把中国女排“让”进了四强。这是中国女排当时五年来在国际大赛中获得的最好成绩。尽管陈忠和这两场让球为中国女排争得了好名次,但是却遭到一片骂声。球迷责骂中国女排打“假球”!打“黑球”!人们尖锐地质问:到底是尊重体育道德重要,还是注重体育成绩重要?

当年深受让球之苦的体育总局副局长的李富荣在表示坚决反对让球,认为这是“方向性的失误”!他批评中国女排主教练陈忠和说:“这两场故意输球一场对希腊、一场对韩国,我认为这两场球违反了体育道德、违背体育精神。是用不正当手段获取成绩,是一起打假球的丑闻,它不是简单的技术、战术问题,而是一次方向性的、大的失误。”

李富荣作为运动员时委屈地奉命让球,担任体育官员时则推行乒乓队让球,却又反对女排让球,他对待让球的三重标准,集甜酸苦辣于一锅,真叫人尝不出是什么味!

让球背后的重重黑幕

让球,逐渐从中国乒乓球队队员内部互让,发展到中国队向“中共友好国家”让球。

李富荣三让队友庄则栋,成了“让球英雄”,而中国的另一位“让球英雄”张立则是奉命让给朝鲜队。

张立,山东泰安人。1964年选入河南乒乓球队。1965年选入中国乒乓球队。她左手直拍快攻打法,攻球速度快,力量大。在1973年第三十二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女子单打第三名之后,进步飞速,跃为中国乒乓女队第一主力。在1975年的第三十三届世乒赛和1977年的第三十四届世乒赛上,张立都进入决赛,与朝鲜选手朴英顺遭遇。张立两度奉命让球,把世界冠军拱手让给朴英顺!

尽管张立默默为“友谊”让出了冠军,而朴英顺回到朝鲜,受到元首般的盛大欢迎。朴英顺面对千千万万朝鲜民众,大谈如何“力压群芳”,仿佛压根儿没有发生过张立的让球事件!

由于张立两度让掉了世乒赛的女子单打冠军,变得成绩平平,以至她的名字对于今日中国民众来说是那么的陌生!

领导看中谁,就叫别人给此人让球;领导看谁不顺眼,就叫谁让球给别人。

何智丽所以敢顶着巨大压力,毅然揭起反抗让球的大旗,除了有孙梅英这样的乒坛老将鼎力支持之外,还在于她对让球有着切肤之痛。

何智丽告诉我,1986年9月30日,是她的22岁生日。当时她正在汉城参加第十届亚运会,中国队的队友们给她送来生日大蛋糕。为了庆贺生日,她在汉城亚运村的理发馆理发。她理完发,走出理发馆,在门口台阶上遇见“李头”──队员们对李富荣的习惯称呼,他通知何智丽:“我们研究了一下,你今天‘让’给焦志敏!”

这天,何智丽和焦志敏进入亚运会女子乒乓半决赛。“李头”要何智丽让球给焦志敏,就意味着要把冠军让给焦志敏!

何智丽实在无法理解,进入决赛的都是中国选手,为什么还要她让球呢?何智丽去找徐寅生。徐寅生用安慰的口气对她说:“不要紧,下一回‘让’给你。”

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何智丽只得遵命。于是,亚运会女子单打决赛还没开始,冠亚军已经见分晓!在众目睽睽中,何智丽和焦志敏走上赛场,装模装样地打了起来。被愚弄的那些观众,不知内幕,花了冤枉钱买了票,坐在那里看一场“假打”!

焦志敏成了冠军,赢得不踏实;何智丽成了亚军,输得不服气!让球,无端地造成何智丽与领导关系的紧张、造成何智丽与焦志敏之间的矛盾。

这一回,“导演”怎么办呢?“李头”居然又通知何智丽:“你再‘让’一次!”

何智丽怎么也不服气,急急去找孙梅英。孙梅英站出来说话了:“徐寅生不是说过,下一回‘让’给何智丽吗?”

徐寅生倒是承认自己在汉城说过那句话,却作了新的解释:“我说的下一回,不是指这一次!”

由于孙梅英据理力争,这才迫使领导改变决定:“好吧,这一次焦志敏‘让’给何智丽。”

真是天晓得,激烈的冠亚军之战,不是在球台上进行,却是赛前在幕后进行!这种讨价还价,简直把乒乓球队变成了小菜场。如果没有孙梅英这样的乒乓“老帅”出面,李富荣和徐寅生是不可能改变决定的。

虽说是一场假戏,运动员还得真做,以蒙骗球场上以及电视机屏幕前成千上万双热心观众的眼睛。何智丽和焦志敏演得如同真打一般:

第一局,焦志敏先胜,21:17,以求制造一点“紧张气氛”。

第二局,何智丽“沉着应战”,来了个反攻,21:16,扳回一局。

一比一了,观众们也兴奋起来,觉得“精彩”。

第三局,21:14,何智丽终于“大胜”!

其实,她俩的这场戏,是把第十届亚运会女子单打冠亚军之战倒过来演一遍罢了:那一回,焦志敏以二比一胜何智丽;这一回,何智丽则以二比一胜焦志敏!

“让球”这种“优秀传统”,使亚运会、亚乒赛的冠亚军之战,变成了儿戏,变成了拿观众开玩笑!

值得提到的是,焦志敏没有像何智丽那样反抗让球,所以她有幸参加了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然而,她在半决赛中奉命让球给李惠芬,使她陷入无言的痛苦之中。汉城奥运会之后,焦志敏决定离开中国乒乓球队。她在离队之后,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对于让球我不想说得更多,我只想说,我已经让过四次了,这次让球,我实在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我本可以再打二三年,现在我不想再打下去了。”

让球仍在延续中……

一位署名“今昔何夕的BLOG”的网友说:“体育比赛由领导安排输赢,这种肮脏、恶浊的规则,即便用爱国主义这样的盒子包装百层,即便离我们很远,依然能够闻到阵阵腥臭。”

可是,中国乒乓球队对“让球”实行严格的保密。谁说出来,谁就要倒大霉。反抗之火在何智丽心头积聚。这位不黯世事的单纯姑娘,原本只知道一个劲儿地练球,可是一次次“让球”使她看到可怕的中国体育界的内幕:权大于球!即使你球艺再高,一声令下要你“让”,你就得乖乖地把金灿灿的桂冠拱手让给别人──这就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所谓“光荣传统”!她开始明白,在徐寅生、李富荣的眼中,她是孙梅英的徒弟,而徐寅生、李富荣与孙梅英相左,所以徐寅生、李富荣一回回要她让球,使她成了中国乒乓球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的牺牲品!

正因为这样,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何智丽忍无可忍,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第一个“叛逆”,惹起一场轩然大波……

何智丽在回国之后,受到许多人的批评和质疑。其中除了“不服从组织纪律”之外,还有人说何智丽对让球持“双重标准”,即在从前八名进入前四名的时候,何智丽接受了陈静的让球。这样的批评声浪,直到这次“网络风波”中,仍有不少网友旧事重提。

关于此事,我问过何智丽。她说,中国乒乓球队的内部让球,有时候通知上场的双方,有时候只告知作出让球的一方,并不告知被让的一方——原因是让球毕竟见不得人,越少被人知道越好,所以有时候连被让的一方也不知道。当时,她与陈静比赛的时候,就属于这种情况。

当时要陈静让球给何智丽,是中国乒乓球总教练许绍发和女队主教练张燮林等人在赛前匆匆碰头决定的,理由是管建华如果赢不了李粉姬,由何智丽去打李粉姬更稳妥一些,于是决定让陈静“放”何智丽上来。然而,负责做陈静工作的张燮林在忙乱中竟把这件事给忘了。开赛之后,陈静以21:19先胜一局,张燮林在中局休息时赶紧通知陈静让球。于是,陈静连输三局,何智丽方以三比一获胜进入半决赛。

正因为何智丽被蒙在鼓里,所以她当时断然否认陈静曾经让球给她。直到教练张燮林说出真相,何智丽才知道了陈静让球之事。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中国乒乓球队那数不清的比赛中,今儿个叫张三“让球”给李四,明儿个叫李四 “让球”给王五,不知在教练与教练之间、运动员与运动员之间造成多少矛盾,使中国乒乓球队的人际关系极端复杂化。

何智丽夺得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女单冠军,使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异常震怒。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何智丽既然能够在决赛中打败韩国的梁英子,那么为什么要她让球给管建华呢?这就是说,何智丽的胜利,不仅表明让球是错误的,而且要何智丽让球的决定本身也是错误的。这也就是何智丽拿了冠军之后,中国乒乓球队领导逼着她写检查的原因。

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又一次做出同样的错误的判断:

进入男单半决赛时的形势是韩国柳承敏对瑞典老瓦(人们对年已四十的瑞典老将沃尔德纳的亲切称呼)、中国王皓对中国王励勤。中国乒乓球队领导以为,韩国柳承敏对瑞典老瓦,势必老瓦出线,而王皓比王励勤更能对付老瓦,于是做出要王励勤让球给王皓(尽管至今中国乒乓球队领导仍矢口否认王励勤让球给王皓,但是众多球迷在当时就指出中国乒乓球队又在玩让球把戏了)。

结局出乎中国乒乓球队领导的意料:韩国柳承敏战胜了瑞典老瓦,而王皓又以二比四负于柳承敏,于是奥运会男子单打冠军金牌落入韩国柳承敏之手!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王励勤在与瑞典老将沃尔德纳争夺笫三名时获胜,得到了铜牌。这清楚表明中国乒乓球队领导以为王励勤胜不了老瓦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如同当年错误判断何智丽胜不了梁英子一样。

事后,侥幸获得金牌的韩国柳承敏,这么对记者说:“如果决赛对手不是王皓而是王励勤的话,自己很难从中国人手中抢到金牌。”就连柳承敏也耳闻王励勤奉命让球给王皓,他说:“中国队让没让球我不知道,但在决赛中我当然更愿意碰王皓!因为,王励勤是中国男乒的 NO.1,谁都不愿意和他在决赛中相遇。而且,像让球这样的事,在韩国是无法想象的,就我个人认为,中国男乒不应该让球。”

来源: 看中国

李鸿章的一些故事

编者按: 历史总是因为某种需要而人为的改变, 就像义和团运动, 太平天国, 还有李鸿章. 但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 总会有些真相浮出水面. 李真的是卖国求荣的奸臣吗? 文化, 历史, 社会, 政治, 所有这一切积累的问题总是把李推到风口浪尖之上, 让他在那么一种不利的情况下周旋于列强之间, 努力支撑着弱国的外交. 我们该如何认识李在哪特殊状态下的特殊作为? 也许现在没有足够的空间来了解来谈论这些话题, 那就看看这些零散的故事吧! 本文来源于某博客的评论之中. - by haphic

李鸿章有很多在国内鲜为人知的有趣轶事,如一次他召集了一群留洋回国的青年官员开坐谈会,突然对数学感起了兴趣,逮了一个留洋生问他什么是“抛物线”。小伙子从函数到方程式费了好大劲解释了半天,李鸿章仍是一头雾水。留学生急了,崩出一句:“中堂大人你撒尿吗?” 李鸿章不知所以,答曰:“撒,当然撒。”留学生接着解释:“那就对了,中堂大人,撒出来的尿就是抛物线啊!”李鸿章恍然大悟,哭笑不得。
  类似的小故事还有很多,不过这不是本章的主题,就不一一赘述了,因为以下要叙述的是李鸿章在外交上的作为。
  我们都知道李鸿章有着很高超的外交手段,这点,不论是当时清廷上下还是所有与他打过交道的外国人士都是公认的。要知道李鸿章总是在帝国战败、处于危亡的时候挺身而出,来收拾被他颟顸的上司和同僚们闯下的滔天大祸而惹出的一堆又一堆烂摊子。战争上失败,要想尽量减少损失,就只有在外交上努力了,这除了需要有高超的智慧和外交知识外,还要有足够折服对手的个人魅力和风范。
  李鸿章的外交风范到底如何呢?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很健康……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那类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与他交谈的人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
  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时,更折服了美国人,他们是这样描述的:……这位贵宾的举动非常令人感动,他很虔诚地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了17年前与格兰特将军会面时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经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然而这却是饱含敬意的最真诚的悼词和最意味深长的告别:“别了,我的兄弟!”
  ——李鸿章在美国所受到的接待的规格、礼遇和受欢迎的程度,是后来访过美的中国领导人如邓小平、江泽民等人无一能望其项背的。而李鸿章对美国人的友善和所搏得的美国人的好感,终于在后来八国联军事件的谈判中得到了回报。
  但李鸿章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李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只期望美国的新闻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中国移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力法》进行较大的修改。……中国移民在加州等地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力法》不但不给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因此我不喜欢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而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在联军兵临城下、北京破城就在旦昔之际,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出面与诸大臣商议对策。北京不保,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中央政权面临崩溃,国家将陷入彻底无序的混乱。为免出现这种情况,群臣合议,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 “总统”以主持大局。李鸿章本人虽无甚野心,且已是风烛残年,但这却是个能保国安民、完全施展自己兴邦救国才能的机会(至少不用再向俾斯麦诉苦“与妇人孺子共事”了),因而对张之洞等人的方案也无异议。
  虽说历史不能假设,不过读史至此,还是不能不感慨,这实在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真正共和的机会,几乎是天上掉下来,唾手可得。支持李鸿章出任“总统”的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都是手握兵权、坐镇一方的实权人物,而且思想先进,了解西方政治,虽然在一些政治见解上与李鸿章有所分歧,但都是思想大胆的改革派,大刀阔斧的实干家。如由这些人出面与李鸿章共治共和,那末我们后世之人梦寐以求的转型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完成了,哪用得着到现在还在苦苦求索呢!

来源: 和讯博客上某文的评论

分析:从制度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

分析:从制度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


2007年3月13日

中国湖南省永州发生大规模暴乱,两万名农民和下岗工人星期五跟大约1千名警察发生冲突,双方都有人受伤。据当地官员说,暴乱已经被平息,几十人被当局逮捕。有分析认为,只有从制度上着手,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当地居民:两万民众与千名警察冲突*

湖南永州一名地方官员告诉路透社说,上星期五,两万名农民和下岗工人和1千名警察发生冲突。这名官员说,抗议群众不满意政府的一些行为,而且对官员的腐败感到愤怒。

永州居民、活动人士张子霖星期一告诉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说,事件的起因是永州珠山镇民众抗议当地一家客运公司和政府官员勾结春运期间擅自将车票涨价。 开始时,抗议集会是和平的。上星期五,因为公司负责人请人弹压导致抗议激化。张子霖说,当局派了大约1千名武警、特警和治安警察在政府部门和派出所外面戒 严,与抗议群众对峙。

路透社报导说,武警手持钢筋和电警棍,殴打示威者,示威者焚烧了大约10辆警车。几十名抗议者被当局逮捕。据当地民众和官员介绍,冲突双方都有人受伤,一些受伤民众被送往医院治疗。

*当地居民:星期一再发生冲突*

没有透露姓名的永州地方官员告诉路透社,暴乱已经被平息。

但永州居民张子霖向维权网站博讯报告最近消息说,星期一下午,珠山镇新镇政府门前再次发生大规模冲突,警方人数达到1千7百多,几十名民众被警方打伤,其中有老人、孩子和妇女,不少路过的人也招致警方攻击。

张子霖说,警方全副武装,集体出击攻击民众;一名警方人员喊话说:不要跟国家斗,你们斗不过的。张子霖报告说,又有20辆载有武警的军车进驻永州,气氛十分紧张。

张子霖还说,日前被警方打伤的一名初中学生送到医院后已经死亡。

*分析:贫富差距扩大+政府官员腐败*

总部设在纽约的维权组织--中国人权发言人封从德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分析说,很多群体性事件的起因都是地方官商勾结、损害普通民众的权益。

封从德说:“这种在省、甚至县市这一级就有很多,他们是官商勾结,而且能够调动一些镇压力量,包括公安的力量,但是大规模一点,他们就会调动武警。”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以及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和滥用职权导致中国不断出现示威和暴动,而且很多事件是由看似很小的事情引发的。中国官员说,去年发生了大约2万3千起群体性事件,但不少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群体性事件远远多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为了改善民生,铲除不公,平息民怨,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以补贴的方式向农村经济投入数十亿美元,严格控制征用农民土地,打击腐败等等,正在召开的全国人大也把改善民生、让经济改革成果惠及13亿人以及实现社会公正作为重点议题。

*分析:和谐社会目标与现实差距大*

中国人权的封从德认为,只有从制度上着手,才有可能根本解决或缓和社会矛盾。

封从德说:“中国人权认为,中国政府只有制度上、司法领域系统的改革才能阻遏官员的腐败的源头,因为现在这些现像主要的反映中国贫富悬殊,民众认为很多官员财富的来源是不公正的,这种心态很强。只有彻底解决官员腐败、改革不公正的问题,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

封从德指出,永州事件以及最近发生的一些大规模警民冲突事件都集中反映了中国政府致力于营造的和谐社会和现实的差距还非常大。


中国湖南两万人与一千名警察冲突


2007年3月12日

中国湖南省永州发生大 规模暴乱。据路透社报导,两万名农民和下岗工人星期五跟大约1千名警察发生冲突,9辆警车被烧毁。报导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说,冲突双方都有人受伤,一些受伤 民众被送往医院治疗,但是没有人受重伤。这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说,骚乱已被平息,数十名参加暴乱的人被当局逮捕。

设在美国的维权网站博讯说,这次事件的起因是农民对车票涨价不满。博讯说,暴动3月9号开始,到星期一现场人数已经不多,但仍有很多警察戒备。

贫富差距的加大以及官员的贪污腐败和滥用权力导致中国不断出现示威和暴动,而且很多事件是由看似很小的事情引发的。中国官员说,去年发生了大约2万3千起群体性事件。现在,改善民生、铲除不公、平息民怨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


中国称湖南两万人骚乱数字是捏造


2007年3月14日

中国官员说,湖南永州 零陵区发生的骚乱已经妥善处理。香港的文汇报和大公报星期三援引在北京开会的湖南省长周强的话说,“这只是一个简单民事纠纷”,部份媒体报导中的“两万人 参与”的数字“完全是凭空捏造”。周强还说,没有人在事件中死亡。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说,政府正了解这一事件,这不算是骚乱,发现有问题就严肃查处。

香港多家媒体曾经报导,有一两万当地居民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一名中学生死亡,多人受伤。

*大公报:事件平息*

前几天基本对这次事件 表示沉默的大公报和文汇报,星期三都用大篇幅作了标题为“事件平息”的报导。大公报说,冲突中,有六十村民不同程度受伤送往医院,“参加冲突和围观的群众 有1千多”。大公报还说:“在少数人的鼓励下,当地一些村民冲击派出所、围堵政府大楼、烧砸警车。”

文汇报说,当地群众星期天在冲突中烧了汽车,但在政府的“劝解疏导下,晚11点,滋事人员陆续散去。星期一下午,部份人员再次聚集,一些不法人员乘机掀翻执法车辆,抢劫财物”,而公安部门“当即拘捕了6名涉嫌打、砸、烧的嫌疑犯”。

*张子霖:无法再评论*

中国泛蓝联盟成员张子霖是在场的一个目击者,他这几天一直在现场对外界披露当地的消息和情况,但星期二傍晚和外界失去联系。星期三上午,他对中文部 记者说,他已经无法再评论这件事情。他说:“这件事我不好发表评论了,因为这件事情……这边很注意了。昨天省里面省公安厅都来人了,问了话……我现在就是 不能说什么了。”

中国泛蓝联盟人员介绍,在星期二晚间张子霖失去联络之后,他们又让另外一位泛蓝成员从外省赶到湖南永州,希望能弄清楚张子霖的状况以及现场更多的情况。

目击者说,骚乱的起因是,当地的安达汽车客运公司利用春运高峰把票价提高了一倍。乘客要求降价,公司拒绝。乘客到车站抗议,运输公司老板找来人威胁乘客,乘客推翻几辆汽车,矛盾激化。

*医院证实接受伤员*

目击者说,周末几天,不断有大批群众,同前来维持秩序和镇暴的警察发生冲突。群众烧毁了数辆汽车,警方拘捕了一些群众。

香港明报星期三报导说,当地政府防暴车在镇内穿梭,不断广播:“人民警察做到了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但违法分子的气焰嚣张和极端恶劣的行为,已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广播并呼吁“违法分子尽快自首”。

珠山镇医院对香港记者证实,他们医院收了十几个伤员,但伤势都不重。

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三发表社论说:“珠山镇发生的事件表明,中国各级干部非常有必要拥有一个宽容博大的胸怀。如果早就有一个倾听老百姓诉苦的渠道和机制的话,那么,这场悲剧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湖南骚乱目击者:一人死亡数人伤



2007年3月15日

湖南永州零陵地区周末发生大规模骚乱的目击者说,事件导致一位高中生死亡,也有人被打伤、抓捕,目前当地警察继续在事件现场巡逻,还对民众照相查证。湖南省政府早些时候表示,这起事件只是单纯的民事纠纷,没有人死亡。中国官方媒体,这起事件已经平息。

湖南永州零陵地区由于汽车客运公司加价引发骚乱。43岁的村民卿先生星期四告诉中文部记者,许多村民不满政府的处理方式,认为政府有意隐瞒事实,情绪还是很愤怒,而当地警察继续在事件现场巡逻,他自己还被拍照。

卿先生说:“今天我到那里在马路上走,看了一下现场,他们(警察)用镜头对着我,我感到很反感,我当场对他们说,你不要把我们当成恐怖分子这样搞!”

*香港亲中媒体:事件已平息*

卿先生说,12号下午,他亲眼看到一个青年被5个警察打了3次,打到不能动,他也曾经亲眼目睹一个人被铐上手铐带到派出所。

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星期三引述湖南省省长周强的话说,这次“群体性事件已经妥善处理”,“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所谓“两万人参与”“完全是 凭空捏造”,而且没有人死亡。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说,政府正在了解这个事件,这不算是骚乱。亲北京的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星期三还报导说,事件已经平息。

*丁宜:的确有人被打死*

目前在零陵调查、访问村民的中国泛蓝联盟成员丁宜星期四对中文部记者说,的确有人被打死。他说:“当时是死了一个,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被抓捕数十人也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被打伤几个,数目我不清楚,但人被打伤也是事实。”

据报导,事件之后有数十人被警察逮捕,中文部记者无法跟被逮捕者的家属取得联系。至于村民是否会进行下一波的群体活动,受访者说目前并不清楚,但许 多村民的情绪还是很愤怒。零陵区村民卿先生质疑,为什么烧车闹事的人没有被抓。他说:“当时警察跟他们距离不到50米,警察有400多人,那些暴动分子只 有十几个人,他们并没有抓捕反制,让他们全部跑走,反而隔天抓了几十个老百姓,我感到很遗憾。”


当局派一团兵力助镇压永州骚乱?


2007年3月15日

上周末湖南永州发生大规模骚乱事件。湖南省官员称这次事件只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但有报导说,广州军区向永州调派了一个团的兵力,似乎与民事纠纷的说法不符。有分析指出,军队介入强压社会骚乱,表明传统机制已经不足以解决社会矛盾了。

上星期五,湖南永州发生骚乱。目击者和多家媒体报导说,有1、2万人当地居民和警察发生冲突,1名中学生死亡,多人受伤。

*官方:群体性事件已妥善处理*

但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星期三援引湖南省省长周强的话说,这次“群体性事件已经妥善处理”,“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所谓“2万人参与”,“完全是凭空捏造”,而且没有人死亡。

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说,政府正在了解这个事件,这不算是骚乱。亲北京的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星期三还报导说,事件已经平息。

*媒体:广州军区派一团兵力恢复秩序*

据香港南华早报等媒体报导,广州军区一个团的兵力星期二被派往永州,协助恢复秩序。如果象湖南省长周强所称,永州事件只是简单的民事纠纷,调派正规军似乎就说不过去了。

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政府官员处理这类事件的一个原则是内外有别,对外宣传时通常轻描淡写,避重就轻,尤其是在敏感时期,例如现在召开两会、有大批海内外媒体报导的敏感时期,处理这类事情格外小心。

*军队频繁介入大规模骚乱*

张伟国分析说,军队对社会骚乱的介入,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一个起点。在江泽民时代,军队介入社会事务这种方式使用的相当频繁。近年来几场大的骚乱过程中,例如在汉源、汕尾骚乱中,除了在第一线的武警,实际上正规部队都有一些动作,只是备而不用而已。

张伟国说:“去年关于紧急事态的法规出来以后,解放军在介入社会治安这方面等于又有了一个尚方宝剑,为用国防力量对付平民百姓提供了一种依据。”

*现有体制已经无法解决社会纷争*

张伟国分析说,这反映了用原来的机制已经不能够解决或者平息中国社会中的一些主要矛盾和纷争了,只能采取极端的手段;但正如六四所证明的,这样做使中国政府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

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正在北京开会,高调提出实现社会公正、建立和谐社会的同时,湖南永州发生这种大规模的警民冲突事件,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尽管 官方媒体星期二引述永州地方官员的话说,事态已经平息,生活已经恢复正常,但当地居民星期三说,那个地区继续对外关闭,警察仍在街上巡逻,一些居民不敢走 出家门,表面的平静中隐含着一种不安。

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三发表社论说,“如果早就有一个倾听老百姓诉苦的渠道和机制的话,那么,这场悲剧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建立和谐社会只是期待愿望*

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分析说,中共在传统的轨道上运行,有巨大的惯性。胡温提出建立和谐社会,这是他们的一种理念,一种期待,表明他们意识到缓和社会 矛盾和权力斗争的需要,不同于过去宣扬的阶级斗争理论和赤裸裸的镇压手段,但凭他们现在的权威、能力,要想在短时间里改变方向,是很难做到的。

张伟国认为,现在中国最高层面临很大的转型压力。

张伟国说:“胡锦涛、温家宝虽然有这样一个良好的心愿,要搞和谐社会,但是如果政治转型搞不好,还用传统的方法去压,那矛盾不是在减缓,而是在加剧。当局有这样良好的愿望,也要拿出一套有效的配套的改革措施出来,才能够真正化解危机。”


湖南骚乱中一死多伤当局实行军管


2007年3月13日

南永州发生大规模骚乱事件。有报导说一名学生死亡。当局派驻更多的军警进入骚乱发生地珠山镇,实行军事管制。

刚刚过去的上个周末,在湖南永州零陵区发生了大规模骚乱。香港的明报、南华早报和有线电视等媒体报导,有一两万当地居民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一名中学生死亡,十多人受伤。

*张子霖:全城实行军事管制*

中国泛蓝联盟成员张子霖是在场的一个目击者。他星期二上午在零陵区对中文部记者说,政府向当地增派了军警,已经实行了军事管制。张子霖说:“这边已 经实行了军事管制。昨天有700多警力,昨天晚上又调来不少,今天又调来不少,大概有两千多警察。全城实行军事管制。我们无法进来,是走上道小路闯进来 的。”

香港电视媒体报导说,有不少警车、卡车还有运兵车,鸣放着警笛开进了珠山镇。军警已经把所有通向珠山镇的道路设卡封锁。当局大喇叭广播说,要求大家不要参加骚乱,要安分守己,奉公守法。

目击者说,这次大规模骚乱的起因是当地私营的安达汽车客运公司把5元的票价提高了将近一倍。乘客要求降价,公司拒绝。乘客到车站抗议,运输公司老板找来人威胁乘客,乘客推翻几辆汽车,矛盾激化。

*目击者称多辆汽车被烧毁*

目击者说,周末几天,不断有大批群众同前来维持秩序和镇暴的警察发生冲突。星期日有3辆汽车被烧毁,星期一4辆警车被烧毁。安达运输公司的汽车也被烧毁了9辆。

有目击者说,在警民冲突中,一名中学生受伤星期一在医院死亡,还有几名学生被打伤住进医院,到星期一,有五六十民众被打伤。

香港有线电视记者,到当地医院采访了一位受伤者的家属:

家属:伤到了头部。
记者:还有呢?
家属:主要是头部。牙齿都掉了。
记者:牙齿掉了?
家属:下面两个,上面三个大牙。

据报导,湖南省一位副省长在骚乱事件发生后赶到现场处理危机,已经下令运输公司把票价降下来。目击者张子霖说,为了控制冲突,解决矛盾,政府实行了军事管制,否则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市民称当局禁止对外报导*

当地市民说,直到星期二上午,零陵区到处都是警察。湖南省当局下令,不得对外报导这次骚乱事件。有市民说,当局认为,现在是“两会期间”,而且这是暴动性质,因此所有媒体一律不得擅自报导事件。

中文部记者同当地公安局联系,一位姓陈的警官说,这个事件不能报导:“这个事情是不能报导的,我也不清楚。”另外一名姓姜的警察说,他身在外地,不知道当地发生了什么事情。

中文部记者给永州零陵区委打电话,值班人员说,这件事要和宣传部联系:“对不起,如果您有什么这方面的要求,请与我们宣传部联系。”而宣传部一位干部说,他们不能提供更详细的情况。

*零陵区政府人员:不知道来龙去脉*

在零陵区政府,值班人员表示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个情况我不在现场,还有一个情况我也不清楚。你要搞什么采访的话,你只有到现场去了解。现场 的号码现在我不清楚。如果想搞到一手资料,就到现场去。我目前在家里值班,那当时发生的什么情况、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来龙去脉,我也不是很清楚。只能回 答你这么些了。”

记者联系零陵区的新闻中心,一位人士说,这件事“不归我们管。离我们这里有三四十公里路。将来我有什么情况再告诉你们”。

记者试图联系由于票价提高引发这次骚乱的安达运输公司,但电话没有人接听。


评论人士:中国社会矛盾严重普遍



Jul 25, 2006

中国领导层决定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于10月在北京举行,主要议程除了审阅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外,还将研究由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评论人士认为,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和普遍。

构建和谐社会这个提法由来以久,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在接受中文部采访时表示,现在强调这一点就说明社会并不和谐,有很多问题,很多矛盾,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种矛盾变得很严重、很普遍。

说:“现在接二连三地纠出一些问题来,一些人物,海军副司令、北京副市长,这些可以说是冰山的一角,因为中国的干部,不说100%,但是有相当大的比例,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老百姓对这个是坚信不移的。”

*邱振海:人人没有道德底线*

对于有学者表示,中国目前城乡差距拉大、区域发展水准严重失调、贫富差异过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带来的矛盾,香港岭南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顾问理事会的邱振海在接受中文部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中央政府也认识到这些问题,但也无法一下解决。

邱 振海说:“比如说,就医难、住房难、受教育难等等,归根结底,如果深究,最后还是一个腐败问题。腐败问题说到最后还是体制改革的问题。即使中共体制不改, 但也有必要从道德层面来重整社会的精神力量,否则就会非常危险。现在从医生到教授,人人都没有道德底线。在本来发展模式就有问题的情况下加剧了矛盾的发 展。”

金钟认为,反腐败可能会与权力斗争联系起来加以利用,但大背景仍然是腐败极为严重,民愤相当大。他说,在中国大陆利用权力来捞 权钱色,腐败享受,已经是天经地义的,这种情况直接威胁到中共政权的稳定性。他说:“换言之,他们的说法就是和谐社会,这个和谐与以前的稳定压倒一切都是 换汤不换药。说法不一样本质全是一样的。”

香港岭南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顾问理事会的邱振海在接受中文部采访时表示,中国面临一些 不和谐的矛盾,主要还是道德的崩溃。他说:“道德的崩溃,道德秩序的崩溃,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现在中国这个社会是没有任何底线的。你看有假商 品、假药、假食品,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假的,连教育,人类最后的一片绿洲高校学术,都充满腐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和谐因素。”

*金钟:中共难取得权力平衡*

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表示,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都有一个权力平衡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他说:“因为它是一个专制的政党,一个非民主的体制。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他们始终有摆不平的地方。在权力方面始终有争斗。”

认为,中国高层可能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它要搞和谐社会,搞科学发展观,搞平衡发展,还是比较难。他说:“在经济领域,中国应该说是早期资本主义。但在政治领域又是极端的斯大林主义的控制。这种极端是无法维持长久的。”

关 于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国民经济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增大等突出矛盾,香港岭南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顾问理事会成员邱 振海表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说:“中国现在是有增长而没有发展。所谓增长就是纯粹的经济增长,绝对的指标,这当然是有的。但发展是一种综合的指标。 有没有可持续的发展。中国能源消耗,每年翻两倍来换取经济增长翻一倍。这是坐吃山空。这种代价太大了,完全不是可持续发展的。”

邱振海认为,平衡科学发展和谐社会,还是有一些最关键的东西必须要突破。他说:“一个是要重整道德,要引进一定的宗教的力量。引进整个社会的一些道德秩序。另外要开放舆论监督。如果这两个做不到,可能一切都很困难。”

全部来源: 美国之音中文网

Witness: 1 Killed in China Protest

Witness: 1 Killed in China Protest

By AUDRA ANG
The Associated Press
Tuesday, March 13, 2007; 12:38 AM

BEIJING -- A student was killed and at least 60 people were injured in central China when villagers armed with bricks and rocks clashed with baton-wielding police over rising transportation fees, a witness and news reports said Tuesday.

Residents in Zhushan, a village in Hunan province, began gathering around a government building on Friday to protest an increase in the cost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said Zhang Zilin, a local human rights activist.

The crowd swelled to about 20,000 by Monday and the demonstration turned violent when local authorities dispatched police, who started attacking people, said Zhang, who rushed to the scene after a resident telephoned him.

It was the latest in series of bloody confrontations between authorities and citizens, most over corruption,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and official attempts to seize land.

The protesters in Zhushan were "very, very angry and were shouting 'Beat the government dogs to death,'" Zhang, 22, said in a phone interview. They were throwing rocks and bricks at the officers and set fire to five police cars, he said.

At least 1,500 paramilitary police and riot police wearing helmets and carrying batons yelled back "Beat them to death," Zhang said.

"They beat everyone including old people, children, women and people who were just passing by," he said. At least 60 people were injured, Zhang said.

He said Monday's clash lasted about five hours, starting midday, and villagers surrounded the government offices until 8 p.m. before dispersing.

A man who answered the telephone at the police station at Yongzhou, which oversees Zhushan village, first said he was "unclear" about the situation and then dismissed it as "rumors." Telephones were not answered at the Yongzhou government offices.

Zhang said he did not have any details about the student who died, but Hong Kong'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ewspaper said the boy was hospitalized on Sunday and died Monday.

Hong Kong broadcaster TVB quoted Qing Zhao, a teacher at a local school, as saying that four students were injured in the protest and he was told that one of the boys later died.

Both the newspaper and television station said the cost of public bus travel had approximately doubled since the Lunar New Year in February.

On Tuesday, road blocks had been set up to seal the area and police had put up notices asking people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demonstration to turn themselves in, Zhang said.

The incident came as China's legislature was convening for its annual meeting.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has in recent years focused its efforts to develop the poverty-stricken countryside and improve the lives of its 800 million rural residents.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mentioned rur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are subsidies in his opening speech last week, while the party has set aside billions of dollars in new farm subsidies.

By AUDRA ANG | From: LINK URL

"子曰"也可以用来斗法人权

编者按: 这篇文章语言风格很轻快, 观点也很特别, 值得一看, 但这不代表我认同他的全部观点.
在转贴过程中修改了其文章题目(原题是:"弱智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 并修改了文中的个别用词(共五字).

中美之间的人权斗法,一开始还有些针锋相对、你来我往的意味,可发展到了今天,好像渐渐走到了民间的姑嫂勃豀、睚眦必报的俗套子。吵归吵,吵完后还得在一起做生意,谈买卖。比如,美国国务院3月6日刚发表了《2006年国别人权报告》,其中包括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隔了两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也发表了针对美国的《2006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按照外交部发言人秦刚3月8日的话说,就是“发表这个报告的目的很清楚。这个报告就像一面镜子,送给美国,让美国照一照自己,看一看自己的人权状况,想一想自己有什么资格作‘人权卫士’,对别人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借人权干涉别国内政,搞双重标准。”

依照民间的一句话,就是“秃子说不着和尚”!骂来骂去的,谁都不光彩,仅此一点,中国政府这种做法现在看来未必高明。

但是,在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秦刚的一席话就更是等而下之了,他说,“我们还愿意送给美国另外一件礼物,那就是四书五经。大家知道,四书五经里,包括《大学》、《论语》,包含了中国古代伟大哲人孔子的许多思想。中国有句古话,‘半部论语治天下’。孔子的思想不但教你为人、处世,还教你治国。让我们看看孔子在《大学》里是怎么说的。孔子说,‘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建议美国好好读一读孔子的文章。”

这一番话可是奇了怪了,靠反对传统文化和“打到孔家店”起家的共产党,30多年前还在天天“批林批孔批周公”呢,什么时候又供奉起孔夫子的神明来了?关于共产党的本质,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倒有个精辟的解释:“披马列主义外衣,行孔孟愚民之道,执秦始皇之酷法”。几千年来, “半部论语治天下”,治得是什么天下,不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坐稳了奴隶时代和欲当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吗?不就是满纸上写的都是“吃人二字”的天下吗?把时代早已唾弃的旧伦理旧思想的那一套,还要作为人权礼物送给美国人民学习,难道说还要把“三从四德。逆来顺受”的封建专制制度推广到全世界吗?这位四十一岁的新闻发言人真是大长了中国旧文化糟糠的志气!

我看的是凤凰台的实况,这位发言人还把“四书五经”称为一本书,就是一个常识性错误。这与那位把黄永玉先生漫画中形容老鼠的一句名言“我很丑,我妈喜欢”,来借用比喻自己长相的李外长,在弱智上面,倒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兵悚悚一个,将悚悚一窝”。看来这“修齐治平”老套子的传统文化,还真够中国政府自己的露脸人物学一阵子的。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3/8/2007 13:59)

作者: 子曰 | 来源: 看中国

对"义和团"运动的重新认识

编者按: 不知多少历史的真象被政治的需要隐藏或改变.当逐渐接近对历史哲学和文化的探索, 真实也变得格外重要. 大量相悖的别有用心的说法摆在面前的时候, 就不得不对一些事情重新认识和思考.
这篇文章原题:<<为什么中国的“爱国者”还是义和团的水平(抑或不如)?>>,作者周舆, 可以说对整个义和团运动有着较深刻的分析. 不管是否认可这种观点, 不同的意见永远都会发人深省,而轻信某些宣传只会使人变得盲目. 共产主义世界里对问题的看法往往与这个世界之外截然不同, 义和团不是第一件, 也不是最后一件. 还有很多这样的历史等着我们去重新认识. - by haphic


文: 为什么中国的“爱国者”还是义和团的水平(抑或不如)?

开博以来,周舆博客逐渐发现,当今中国绝大多数“爱国者”还是义和团的水平,或许还不如。我们先考察一下,义和团是怎样“爱国”的。


一、义和团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愚昧迷信运动——愚民的“爱国”永远就是四个字:盲目排外

义和团,本称义和拳,最初流行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头目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迷信方法秘密聚众,教授信众修炼一种据称可以令人“刀枪不入”的拳法,称为“义和拳”,参与者被称为“拳民”或“拳匪”。最初他们宣扬“反清复明”,后来转而支持清朝而极力排外,改喊“扶清灭洋”。

义和团很早就把仇恨的目标对准了西方教会组织。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中国平民纷纷信教并得到教会保护,这引起当地人的不满。这里面,固然是因为传教士和教民良莠不齐,但更主要的是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下层社会文化之间的冲突。

那时发生的“教案”,绝大多数都没有具体的利益纠纷,而主要是思想文化冲突。当时义和拳民指责教会“无君无父”,妇女信教则更是“伤风败俗”。而且那时华北地区经济凋敝,传统社会纲纪解体,正是一个人心惶惶、秘密会社纷起的动荡时代。拳民们本来是要造反的,但那时清军已是洋枪洋炮,拳民们斗不过官府,只好把发泄的目标对准了教会和教众——他们以为这些人是好欺负的。

但这些还不是全部原因,仇恨一切跟“洋”沾边的事物,掀起大规模排外运动,这与当时中国下层群众普遍的愚昧无知是分不开的。

当时,义和拳民通过想象虚构了一系列极其荒谬的“洋鬼子罪行”:洋人都是乱伦所生,因此他们长着蓝眼睛;传教士拿人的眼睛做药引子,用摄魂术与女教民“奸宿”;洋人还挖取女人的子宫、小孩的肾及脑髓心肝。后来,义和团久攻北京西什库教堂不下,他们为此解释说:这是因为洋人在教堂的墙壁上粘贴了人皮,又有许多赤身露体的女人手举秽物站在墙头,洋人还把孕妇剖腹钉在城楼上。

当时,许多广为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传单)中都记载了众多类似蛊惑人心的说法,稍微有点见识的人是不会相信的,但最底层的广大愚民却都信以为真。


二、义和团是愚民与专制的绝妙结合——愚民和独裁者的“爱国”具有一致性,那就是:误国

那时,义和团虽然开始闹腾,但那时清军是洋枪洋炮,清朝想剿灭义和团应该易如反掌。1899年,捐官出身的(官是花钱买的)汉裔旗人(汉八旗的)毓贤出任山东省巡抚,负责进剿义和拳。由于他手里没有多少兵,遭到失败。但他灵机一动,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改“剿”为“抚”,将义和拳众招安纳入民团,想以此掩过为功。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口号也由“反清复明”变成了“扶清灭洋”。

义和团既然被官方承认,他们更是得了理,除了继续烧教堂、杀教士外,还抵制所有外国事物和之前失败的“洋务运动”以及维新人士。可见,这个毓贤是酿成一场巨祸的罪魁祸首。

1899年冬,由于西方各国强烈抗议,慈禧太后被迫免除毓贤的职务,改派在小站练兵有成的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带领北洋新军进剿义和团。

但这个毓贤贼心不死,到了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们吹嘘义和团“刀枪不入”的鬼话。当时京城中顽固派势力的代表是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他们对这个说法如获至宝,于是就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慈禧听信了这些最昏庸反动之人的劝说,也觉得义和团可以利用,并调毓贤任山西巡抚。

对于经历过太平天国之乱、捻军之乱的慈禧,深知民乱的危害,而她绞杀起来也从没手软,此时为什么转而支持义和团呢?这是有原因的。一是,她在扼杀戊戌变法后,重新训政,并两次要废掉看着眼烦的光绪,但各国公使却都喜欢开明的光绪,联合起来一致反对,她只得作罢。特别是第二次废立,上海绅商经元善、章太炎、唐才常、蔡元培、黄炎培等1200余人联名通电(发电报,清末以至民国的一种政治表达方式)反对,并扬言“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两次废立都为西方使节所阻,一贯心高气傲的慈禧怎能咽得下这口气?“刀枪不入”的义和团让她看到了报复洋人的机会。二是,那时几乎所有的洋务派开明大臣都与她离心离德,慈禧虽然可以控制朝廷,但她身边也只有几个死硬的顽固派才从心底支持她。显然,慈禧的权力基础并不稳固。于是,她想“走群众路线”,想靠义和团的“刀枪不入”赶跑洋人,以后就不用再看他们和洋务派大员的脸色了。这时,慈禧和顽固派无疑把义和团当作一张王牌了。

因此,1900年1月慈禧不顾西方各国驻京使节的强烈抗议,发出了袒护义和团的诏令,义和团立时蔓延起来。

直隶总督(河北省委书记)裕禄本来是主张剿灭义和团的,现在却受命扶助义和团。于是,他除了向团民发放饷银外,还邀请义和团首领到天津开坛聚众。于是,山东拳民大量涌入直隶(今河北)。天津、涿州、保定到处都有拳民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毁坏铁路及电线杆,涿州府衙也被3万名拳民占据。慈禧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刚毅到涿州开展“调查研究。结果这个刚毅被义和团的“神术”所惑,回京后对慈禧说“拳民忠贞,神术可用”。而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等一干被洋务派挤到政治边缘的王公大臣,此时也主张招抚义和团,借向洋人开战之机打击洋务派。

1900年6月10日,顽固派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政治局常委、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商务部部长、交通部部长),义和团拳民大举入京,最多时超过10万。随即,义和团拳民在北京城里制造了大规模的祸乱,西方列强于是起兵救护在京的外交及教会人员。

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被清兵所杀。慈禧怕事态扩大,于6月15日令两广总督李鸿章和山东巡抚袁世凯火速入京,但这两位封疆大吏却都不再理会这个头脑昏乱的老妇人。

清朝最重要的几位封疆大吏对开战都持否定态度,为了决定是和是战,从6月16日到20日,慈禧一连四天召集在京的王公大臣和六部九卿开御前会议。第一天,她事实上有所妥协,决定与西人议和,于是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

事情到此本来可以告一段落了,但转天(6月17日)就风云突变。这天,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慈禧恼羞成怒,又决定开战。(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

在此后三天的会议上,慈禧要求开战,但遭到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坚决反对,他们据理力争,认为不能听信邪术、不可围攻使馆、不能主动对外宣战。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和许景澄,两人联名在奏摺中写道:“两国构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 他们把道理都说的都很清楚了,所提到的“两国构兵,不戮行人”,其实就是评书里说的“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样的道理,用不着翻什么国际法,中国人自古就明白,慈禧焉能不知!但她为了一己之私,竟将4亿5千万苍生置于脑后而不顾。为了通过开战的意旨,她大发淫威,把反对开战的大臣都砍了脑袋!

其实,连慈禧的铁秆亲信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禄也不赞同支持义和团与列强开战,但这回慈禧却铁了心了。为了固权和出气,她不想那么多了,裕禄等人也只好见风转舵。

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驻华人员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兵伏击杀害。

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义、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6月24日,慈禧又对各省督抚下令,对洋人格杀勿论。

宣了战干什么呢?慈禧让义和团和清军去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于是,各国在准备以武力解救使馆的同时,北京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誓死抵御义和团和清军的进攻。

6年前,中国被小小的日本打得落花流水,现在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个国家宣战!《国际法》已传入中国60年,而慈禧开战的目标竟然是派兵围攻驻华使馆!她不是得了失心疯,就是为了泄私愤,否则我们还能做什么解释呢?

没有慈禧的愚昧,没有专制独裁统治,中国怎么能遭遇如此巨大的灾难?当义和团把“刀枪不入”、“神仙下凡”,甚至把孙悟空、二郎神等小说中的人物都当作崇拜对象之时,当一个专制国家的统治者以这些胡言乱语作为军国大计的依据时,这样的国家不遭遇灾难,还有哪个国家可以遭遇灾难?


三、义和团所干的都是烧杀掳掠的强盗行径——愚民一旦“奉旨造反”必然成为暴民

其实愚民未必是忠的,他们也是喜欢造反的,特别是当奴隶坐不稳的时候。但愚民们骨子里又是信奉皇权主义的,于是当主子一旦恩典他们“造反有理”时,他们立即就兴高采烈地做回奴才,受了“招安”就去打“别的强盗”去了。只要主子给愚民一个机会,愚民必然会同时成为暴民,替主子去欺负更弱小的人。这也是一个颠仆不破的真理。

1900年6月,义和团进京后都做了什么呢?他们干的都是强盗土匪的行径。他们也许比土匪和强盗还要肆无忌惮,因为他们是“奉旨造反”,一切恶行都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而且理直气壮、有恃无恐。

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因西方人毛发厚重,故称),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屠杀之列。

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从7月15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3000多名教民;3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 20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50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500人幸存。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也是随意打杀,甚至还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

义和团仇视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谁沾了一个洋字也该杀。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杀人放火都成了平常事,那么抢夺财物更是司空见惯了。无论是大户人家,还是看着稍微殷实的家庭,义和团可以随意闯入,随便找到一件“洋物”,即可污蔑这家人“里通外国”,然后杀人强奸,洗劫一空,放火焚烧。(这样的故事,我记得最早是小时候从小说《戊戌喋血记》看来的,上了大学才看到大量的有关史料。)

那个最早主张招抚义和拳的毓贤,到山西后大开杀戒。6月27日,他将太原洋人办的医院烧毁,同时让全省的洋人都集中住到一处,说是要保护。等人都到齐了,他却带领兵勇“亲自兜拿”。将洋人44口和教民17名,不分男女老幼都砍了头!山西寿阳县秦锡圭拏也捉到7名洋人,也是就地杀头。

毓贤在山西大开杀戒,北京的顽固派们也开始了残暴的杀戮。辅国公载澜会同载勋、刚毅,“奉旨”“统率”京津义和团,但他们干的还是烧杀掳掠。“载澜从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毡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论,扑杀之,虽宗室大臣不免”。载澜他们连同朝为官的大臣和爱新觉罗的宗室也不放过,一般小民就更别提了。整个北京城火光阵阵,血流成河,变成了一个人间地狱。

自然,我们不能把所有参加义和团的民众都视为匪徒,但义和团在北京的行径只能用烧杀掳掠来概括。

在义和团事件中, 从1900年6月24到7月24日,全国各地总计杀害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

但义和团屠杀最多的还不是外国人,而是无辜的中国人。官兵也杀了一些,但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多人被杀。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 “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 ”。

在“受害最烈” 的北京,义和团匪徒究竟杀了多少无辜同胞,至今也是一笔无法算清的糊涂帐。当时有关人士留下很多记录,让我们看看其中的片断:

1900年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义和团抢劫后,竟然焚烧了4000余家店铺,使北京最繁华的地区毁于一旦。

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

这样的兽行和惨祸,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常见。义和团在天津、北京的所作所为只不过为中国几千年祸乱史增添了新的篇章。


四、深明大义,抗命不尊的东南互保——只有开明的洋务派官僚才知道这两个字:爱国

面对中华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少数中国人是有良知的,他们给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那就是“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报他”(陈天华:《警世钟》)而愚民的思维方式是:他们欺负我们,我们要坚决排斥他们!

在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和魏源已经了解到西方崛起的态势,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正确思路。而早期维新者冯桂芬更是在《校邠庐抗议》里提出了中国 “四不如夷”、必须向西方学习的观点。而后,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以及革命派,甚至北洋军阀,没有一个不主张向西方学习的。

曾国藩、李鸿章在与西方人交往中,早就明白了只有向西方学习才能富国强兵的道理,于是开启了洋务运动。如何在综合国力劣势下与西方人打交道,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都主张一定要慎重行事,不能擅自挑起事端,给列强以侵略并攫取中国利权的口实。对于利用义和团一事,洋务派后起之秀袁世凯上书力阻,但那个老妇人却就是不听。

在清室尚未向各国宣战之前,清朝的封疆大吏们已经感觉到西太后将为中国酿造一场大乱。既然他们无法阻止西太后惹祸,为了中华民族,他们冒着杀头的危险,只好自己想办法保障治下的稳定了。于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铁路大臣盛宣怀等就保护东南各省的稳定,坚决不给列强以入侵借口等事宜达成共识。同时,他们还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由李鸿章作“总统”支撑大局。

清廷向11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当即与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慈禧宣战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东南各省根本不接受,而坚决杜绝义和团滋生蔓延,努力维持地方治安。

最终,慈禧和义和团惹的大乱子,善后工作还得由李鸿章来做,因为在西方人眼中也只有他才值得信赖。逃到西安的慈禧只好派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作为全权特使,与各国和谈。1900年10月,李鸿章抵达北京,与八个占领国谈判。

那时的情况是,列强都想趁机瓜分中国。其中,俄国想取得中国东北,而德、法、日、义这些帝国主义后起之秀,也想瓜分中国领土。那时,只有英、美坚决反对各国瓜分中国,希望中国保持“门户开放”,并对俄国的扩张野心保持戒心并加以抵制。

李鸿章依据《国际法》,提出义和团是叛逆,皇室的宣战诏令是在义和团挟持之下发出的,因此他不承认中国与11国交战,事件的性质只能是外国派兵来华助剿叛乱。故此各国无割地的理据,而中国则只有赔偿军费的义务。

李鸿章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不得不进行了诡辩,但他终于胜利了——其实义和团什么时候敢威胁西太后?最后达成的《辛丑条约》,其实只是一个中国与11国之间的协定(Protocol),而不是交战国之间的正式和约(Peace Treaties)。否则中国的损失还要大!至今,西方国家仍然以“拳民暴乱”(Boxer Rebellion) ,没有当作一次由官方领导的有组织的反西方动乱。

在西方列强发兵之前,义和团的所作所为除了祸害百姓并给列强人制造出兵中国的借口,他们还干了什么呢?到底是义和团爱国,还是李鸿章、袁世凯这样的老诚谋国的人爱国?历史难道还不清楚吗?

事实上,是慈禧和义和团在害国,是李鸿章等开明官僚在爱国、在维护中华民族的体面、让华夏民族一息尚存!正是由于大多数封疆大吏抗命不遵才使列强认为中国还有明白人,才使慈禧的宣战成为没有法律效力的乱命,才使李鸿章为中国挣回了权益;正是由于“东南互保”保证了中国广大地域的稳定,才使列强不敢实行瓜分中国的企图!

是谁在害国?是谁爱国呢?有什么不清楚的?


五、愚民和独裁者的“爱国”结果就是害国——中国人民要为义和团一人还一两银子

现在,说到义和团的好处,最流行的判断是,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但袁伟时教授援引李时岳的话,证明“这是远离历史真实的诡辩”。袁伟时指出:“早在 1989年已故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已经详尽地驳斥了这一诡辩。不但4亿5千万两赔款(相当于当年将近6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进中国人的胸膛,而且给沙俄藉口,趁机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64屯惨案,7千多中国人被杀,江东领土全被吞没,大量俄军进占东北;华北地区在战争中死伤烧杀的损失难以数计。战后的瓜分阴谋更没有停止:英军进攻西藏,占领拉萨;德国派炮舰进入洞庭湖,并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英国则相应要求租借舟山群岛作为“补偿”!

人们喜欢援引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这么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证明义和团化解了瓜分图谋。但李时岳先生说得好:“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的行动就是证明。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

早在之前,义和团就已经惹了不少祸了。1897年11月, 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能方济及理加略被冲入教堂的暴民打死。德国立即作出反应,出兵占据胶州湾(今青岛)。德皇对其海军军官训话:“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一个月后,俄军也进驻旅顺,英国和法国之後分别派兵进驻山东威海和广州湾(今湛江)。

而义和团之役,得到最大便宜的要数恶狼俄国。俄国除了随联军进攻北京外,更派兵20余万人从南北两路进占中国东北。北路于8月攻占黑龙江省城哈尔滨,9至占领吉林省城;南路8月占据营口,10月占领沈阳,10月6日两军会师,占据东北全境。而俄国人进犯东北的借口,就是义和团闹事。

由于俄国乘机占据中国东北的领土,威胁到英美所希望维持的中国的领土完整及门户开放政策,英美才极力阻挠俄国的扩张势头。而快速崛起的日本,也觊觎中国东北,1904年还跟俄国打了一仗。这样的事情,义和团能够阻止吗?其实,要不日本跟俄国在东北势成水火、相持不下,恐怕中国东北早在义和团之乱中就成了俄罗斯的永久领土。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签署《辛丑条约》。由于英美的帮助,中国免于领土被瓜分,但需要给予各国4亿5千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由关税及盐税中扣付。列强之所以选择这一数目,就是要向每个中国人惩罚一两白银。最终,慈禧和义和团欠下的巨债,要每个中国人来还。赔款总值按当时银价计算,约合为3亿零 330万美元。

这样的耻辱是谁造成的?不是义和团的愚昧还是什么?


六、1949年以前对义和团的评价——众口一词的批判

从1900年到1949年,半个世纪里,对于义和团的评价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分歧,是众口一词的控诉和批判。当时记载备矣,无不斥义和团为“匪”、“乱”、“祸”。下面,我们再看看那些名人的记载。

著名革命小将邹容,在《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伟大的革命家和教育家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中共创始人和早期领袖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克林德碑》一文,痛骂“义和团何等可恶!”,是“国耻”,并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我们还需要再举别的例子吗?


七、为什么1949年以后要美化义和团?

关于义和团的历史从来都是清楚的,没有丝毫异议。但在1949年以后,对于义和团的评价却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特别是在文革期间,义和团运动被罩上了“反帝”、“人民运动”,甚至“革命”的光环。

为了政治需要,本来对义和团运动大加挞伐的陈独秀,却在1924年改口称赞“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实质上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

1949年后的历史,则把义和团视为“革命”。其做法是,曲解义和团反文明举动。比如,说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道是为了狙击侵略军。实际情况呢?其实,铁道和电线杆从1998年就是义和团的主要破坏目标,完全是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抵抗侵略的应急行动。而且,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事实上,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反文明的行为被曲解了,而反人民的行为更是被完全回避了,因为这是根本无法解释的。1949年至今的官方教科书对义和团和清军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一个字都不提。

只有港台和海外汉学著作,才对义和团事件作出了比较客观和全面的评价。一方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另一方面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请大家所部翻开任意一部大陆以外的近代史书看看吧!

官方历史把义和团说成一朵花,但周博客要问了,他们懂得“反帝”吗?——他们做的其实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反洋”,是反对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包括铁路、轮船、电线杆等等。他们“爱国”吗?——他们杀死的国人远远多于洋人。在义和团的黄金时代,他们其实是以残害国人为乐,他们是巨大的祸害,是他们让中国遭受了近代最大的一次耻辱,义和团是地道的“害国”。

现在,官史也不敢称义和团运动为“革命”了,调子也降低了很多。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也提到了义和团的“狭隘”和“落后”,但就是不提他们到底怎么反文明和反人民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八、中国历史为何总要重复——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义和团运动?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义和团与文革有太多相似之处,同样是平民百姓的极端排外情绪被官方所鼓励,并用于政治斗争;同样是用愚昧取代科学;同样是盲目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样是“打砸抢”杀人放火的无政府土匪行径。

由于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其威势无人能匹,他们甚至胆大到冲进紫禁城去捉拿光绪这个“头号卖国贼”,结果被慈禧骂了出去。这样的事态,看着是不是很眼熟?红卫兵揪斗刘少奇简直就是这个故事的翻版!

那时,其他大小官员,更不在义和团的眼里。本来洋务大臣李鸿章也是义和团的打击目标,不过他有先见之明,提前讨了个两广总督的差事避难去了,直到慈禧逃到西安之时,他才遵照圣旨到京全权负责收拾残局。

文革造反派们自己似乎也看到了文革与义和团运动的相似性,于是他们自比义和团。1967年4月14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赞“红灯照”》的文章,大力歌颂义和团运动中的 “红灯照”,以此赞扬文革及其化身红卫兵,反对头号敌人刘少奇。这篇文章还说,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持甚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也就说骂义和团就是骂他们!

看来,他们还真把自己当作义和团新时代的继承人了。奇怪的是,在文革中他们也可以打打杀杀,但对于义和团的打打杀杀却一字不提。也许他们知道,义和团好歹还杀了几个洋人,而他们打杀的仅仅中国的“阶级敌人”!

纵观整个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的暴民们,从未着眼于收回被占领土等合理要求,他们要求的只是彻底拒绝西方文明,完全回到因循守旧的老路上去。他们以为,只要把“毛子”打杀干净了,人家就不会再来了。这样的“爱国”,也难怪要被文革小将们所继承,因为文革小将同样是不折不扣、童叟无欺、如假包换、十足真铁的愚民。


九、当今的“爱国者”还不如义和团?

通过上述八个方面的分析,可见证明,义和团运动不过是一次被少数愚民发动,又被少数独裁者和顽固派利用,致使中国差点被瓜分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危害的封建迷信盲目排外的局部性暴乱。

也许独裁者只有在惹了祸之后,才会明白一点道理,才会“退居二线”。义和团运动之后,顽固派彻底被扫清,不几年新政和立宪运动就被那些坚决镇压义和团的袁世凯等人搞了起来,革命浪潮也如火上浇油。十年后,满清覆灭。

经过义和团之役,清朝被打残了,中华民族也似乎长了记性,直到1949年前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愚昧排外运动。

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以后,中国出现了两种对待西方的思路。一种是承认落后,而虚心向西方学习;另一种是抱残守缺,以为中国还是天朝上国,反对任何改变。从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交锋,从维新派与洋务派的交锋,中国社会一次次得到进步。而中国的下层群众在19世纪末也登场亮相了,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无法让人恭维。直到陈独秀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后,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才被国人广为接受,科学与民主也成为一个普遍的价值观。

但义和团的阴影却似乎还没有散去,1966年的文革小将的作为,80后无知年轻人在网络上的恶毒表现,都说明我们这个民族还是不长记性。

现在的小左们,还是不知道如何爱国。他们的“爱国”就是必须说中国一切都好,谁要说向西方学习就是“汉奸”,就是“卖国”,就是拿着美元替美国说话。

吃麦当劳长大的80后们大多不懂历史,不了解中国曾有过的耻辱,不了解中国曾遭遇过的危亡,更不了解我们的民族曾经在一次次危亡中才获得了自省和前进的动力。

今天,我们可以骂美国和日本,但却不能看不起美国日本。这些国度,以后也许还会跟我们竞争,也许我们还免不了跟日本打上一仗,但我们现在还没有资格骂人家,更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地品评人家。我们动不动就说,吸取精华,剔除糟粕,中国人有这个智商吗?我们能做到吗?中国人要是有这个智商,我们早就应该比日本人强了!还是先学学日本吧,我们想文明起来,富强起来,就必须先向人家学习。现在我们富了,但不改变政治体制,不焕发民族精神和活力,我们能够最终超越美国和日本吗?难道我们不会重蹈甲午战争的结局吗?

看看现在小左的“爱国”嘴脸吧,他们的言论反映了中国历史的断裂。换句话说,历史没有延伸到这一代,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已经中断了。我们这个民族还是不长记性。自然,也许是有人故意不让80后长记性!

80后的小左们都很无知,他们不懂历史到也罢了,可他们却自称懂什么“历史XX主义”,还知道一个叫“阶级斗争”的大道理,也会用最恶毒的小人之心去揣度世界先进文明,他们就是靠这个去“爱国”的。自然,这样的“爱国”,“爱”来“爱”去,最终也只能是漫骂那些真正的爱国之士为“汉奸”、“卖国贼”了。

他们懂得什么叫爱国?他们知道怎样才能爱国呢?他们岂是爱国的材料!现在的小左们,不仅不懂真正的爱国,甚至连义和团也比不上。义和团好歹还跟八国联军豁过命,但现在的小左们除了骂街还会干什么呢?(再补充一句,要论骂街,恐怕他们跟俺这个在部队呆了14年的人比也差远了,但俺不玩那个已经很多年了。)

在此我要告诉那些漫骂自由主义者的小左们,你们是地道的愚民!也正是因为你们的愚蠢,中国还将被打上愚蠢的标记!


本文所引资料,无一无出处。且皆很常见,恕不注。


周舆于天津蛰居斋

2007年2月19日晚6时

作者: 周舆 | 链接: 原始地址
« 2019年4月 »
 123456
78910111213
14151617181920
21222324252627
282930    

统计

文章:257篇
评论:31条 (0条Spam)
相册:1个 (38张图片)
主题:Nagrand主题

Powered By Dutory,Templated by Nagr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