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高薪养廉"制度受挑战

新加坡"高薪养廉"制度受挑战
BBC中文网记者茹影

众所周知,新加坡政府奉行的是"高薪养廉"的制度,各部长的年薪是以私营领域为参照,而按照新加坡政府的"高薪养廉"管理逻辑,给与部长和高级公务员们高薪,就能防止贪污腐败。

近些年来,"高薪养廉"制度开始受到了一些新加坡人的批评。

的确,与许多国家相比,新加坡政府是相当清廉的,在世界最清廉政府排名中名列第五。当然,政府高官的薪水也同样名列前茅。

据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目前的年薪为200万新币(132万美元),这是美国总统布什的3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4倍。

该国政府上个月指出,私人企业界这两年来的薪金相信已上升,因此目前其他特级政府行政官的薪水也应获得相应调整,而按照市场水平,部长们的薪水应该从原本为121万元的年薪,增至220万新元。

就当新加坡政府宣布将给部长和高级公务员加薪时,不少新加坡人,尤其是网民们却表达了诸多不满的情绪,甚至有人发动请愿,希望政府对加薪一事进行再三考虑。

贫富悬殊

其实,部长的薪水一直是令相当一部份新加坡人不满的地方,不过过去都没有像这次这样引起较激烈的反响。

其中一个原因是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因为互联网,有了更多抒发意见的管道。

显然,年薪200万新元对许多新加坡普通的民众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新加坡社会贫富差距正在扩大,有约20%的新加坡人每月的收入仅仅是1500新元,处在贫困线上。不仅如此,还有不少新加坡人的薪金仍停留在过去几年的水平。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宣布部长加薪,在许多新加坡人眼里难免显得不恰当,网上的批评甚至质疑政府没有听取民意,也不善于解决问题。

该国开国元老李光耀资政在接受当地媒体访问,为高薪制度辩护时指出,"高薪"是吸引并保留人才的方法。

他说:"如果政府差,经济下滑,你的房子会值多少钱?你是否会失去工作?你不妨和住在曼谷、马尼拉、吉隆坡、雅加达的人比比看。"

网民们的看法则是,芬兰、新西兰、日本等国家领导及部长薪水尽管低于新加坡,但这些国家的政府不见得效率就比新加坡差,或者就比新加坡政府贪污。

此外,一些人也提出疑问,如果李显龙年薪不调整的话,他是否就要放弃从政,到私人企业界去?按此逻辑推断,如果部长们薪水不做出调整,或者调整幅度少于"市价"的话,他们是否就开始贪污了?

网民们的另一个普遍论点是,政府将部长高官的工资水平与私人企业界挂钩,但是在私人企业领域里,如果公司总裁表现不佳,就 会马上被替换,可是在政府部门里,这些部长官员即使表现不如人意,却能等上5年之后才可能被替换掉(新加坡每5年举行一次大选),而社会却必须继续支付这 些官员们高昂的薪水,这并不符合私人企业界的运作模式。

要多高才算高?

到底新加坡政府会如何回应人民的抗议声,则要看以"优秀人才"组成的新加坡政府在星期一(4月9日)的国会辩论之后的结果而定。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谈及部长加薪课题时,李光耀资政这次没再强调以高薪金"防止腐败",而是指出高薪是为了补偿从政人才所作出的牺牲。

他说:"虽然我们并没吸引到所有的最优秀人才,但是也吸引了当中的一部分。许多人仍不愿牺牲个人的空间和家庭生活。"

在这场不满部长加薪的辩论中,似乎没有人围绕"高薪养廉"制度的成果提出讨论,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领高薪的部长们,是否真值得纳税人付出那么高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当新加坡政府一直在提倡奉献精神的时候,从政的部长们是否都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无私精神。

不过在这场网民们的讨论当中所忽略的一点是,"高薪"的上限到底是多少,而一个社会到底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确保政府的廉洁?

虽然受到新加坡网民们的批评,但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制度却在海外受到推崇,也曾有人提议中国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经验,以高薪杜绝官员腐败的办法。

但要注意的是,李光耀资政透露,部长们的年薪占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0.022%。新加坡政府高级官员的薪资与私人业界的精英挂钩,而按照中国庞大的公务员人数,如果也要秉承高薪养廉的原则,那么中国政府的开支又应该维持在什么水平,或许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来源: BBC中文网

一个德国拆迁钉子户的遭遇

威廉一世,号称“军人国王”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后来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官镜厅被德意志各邦君主拥立为德国皇帝,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爱戴,他的助手就是大名鼎鼎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现在德国街头还有他骑着青铜战马的塑像。

当年他在距离柏林不远的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宫。有一次,这位皇帝用伟人们惯有的动作,登高远眺波茨坦市的全景,正欲掐腰感慨江山如此多娇,他的视线却被紧挨着宫殿的一座磨坊挡住了。如此不合时宜的“违章建筑”,让这位领袖非常扫兴。但他毕竟还是爱自己的子民的,他想以一种公道的方式来解决,于是派人前去与磨坊的主人协商,希望能够买下这座磨房。

不料,这个磨坊主觉悟非常低,丝毫不顾全大局;心里只有小家,没有大家,一点不把“市政规划”和“国家形象”放在眼里,就认一个死理,这座磨坊是从祖上传下来的,不能败在我手里。几次协商,许以高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示组织的关怀,警告威胁领袖安全,影响伟大祖国形象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要知道这里可是一个国家的门面,来这儿的国际友人多极了,100多年以后波茨坦公告都是在这里签的。可这个老汉始终软硬不吃。

面对这样不识抬举、不可理喻的钉子户,终于威廉“龙颜”震怒,派警卫人员把磨坊给拆了。

有趣的是,这个钉子户拆迁时倒很配合,展现了良好的绅士风度,好像一点都不担心,既没有哭天喊地,满地打滚,也没有把汽油倒在身上威胁要自焚。他袖手站在一边,嘴里叽叽咕咕:别看你是一国首脑,我德国尚有法院在,待我到法院与你理论。

第二天,这个老汉居然就在当地一纸诉讼把国家元首告上了法庭,地方法院居然受理了,判决结果居然是威廉一世败诉。判决皇帝必须“恢复原状”,重新把那磨房盖起来,以赔偿由于拆毁房子造成的损失。威廉贵为一国之君,拿到判决书也只好遵照执行,本来是想办件好事,现在比窦娥还要冤。而那个刁民此时躺在他的小磨坊里,一边数钞票,一边偷着乐,压根就用不着冒被遣送拘留的危险,也不担心什么打击报复,秋后算账,从此以后不管什么国际友人来访,他天天心安理得磨他的面粉。

后来威廉一世和那个磨房主都“驾崩”了,轮到小磨房主想进城,希望把磨房给卖了,不由想起了那个老买主,但他不知第二代领导人对这个磨房感不感兴趣,就给威廉二世写了一封信。威廉二世给他回了信:“我亲爱的邻居,来信已阅。得知你现在手头紧张,作为邻居我深表同情。你说你要把磨坊卖掉,朕以为期期不可。毕竟这间磨坊已经成为我德国司法独立之象征,理当世世代代保留在你家的名下。至于你的经济困难,我派人送三千马克,请务必收下。如果你不好意思收的话,就算是我借我给你的,解决你一时之急。你的邻居威廉二世”。

历经了多少个统治者,到现在,那个磨坊,德国司法独立的象征,代表了一个民族对法律的信念,仍像纪念碑一样屹立在德国的土地上。

这个故事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也许像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来源: 不详

中国物权法草案引发各界重大争议

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全国人大十届五次会议的重要议程之一是审议通过一系列立法提案,其中在社会上引发重大争议的《物权法》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这部被外界称为“私有财产法”的提案如果获得通过,将是中国1949年以来第一部明确提出保护私有财产的专门法律。

《物权法草案》3月8日星期四被提交给中国全国人大十届五次会议审议。这部物权法草案从向社会全文公布征求意见到专门召开立法论证会,从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到七审,成为中国人大立法史上审议次数最多的法律草案。

*中国前途命运“最危险的时刻”*

自从2005年《物权法草案》面世以来,反对的声音就不绝于耳。最近的一次反对浪潮是人大十届五次会议开幕前夕的三千人联署行动。在联署签名的3千724人中,有退休副部级以上高官近30人、退役解放军将领十余人、以及中央党校52名教授。

这次行动的发起人之一、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成瑞在接受中国时报采访时指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现在已经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特别是国有资产被大规模侵吞,私有化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各级官员贪污腐败,社会公平正义得不到保证。李成瑞说,现在这一切“都集中体现在他们要强行通过的这部《物权法》上面。”

《物权法》首次把确认和保护私人财产所有权纳入民法细则,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引发社会争议是可以预见的。新的财产法既涉及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具体经济利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心。

*应有法律承认改革开放的结果*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许平在接受中文部记者采访时说:“私人财产不可侵犯,我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是历史发展的基石。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我觉得应该有一部法律来承认改革开放的结果,承认多种经济成分的现实。”

*不应保护不义之财*

但是,辽宁一位具有近60年党龄的退休干部却持截然不同的观点。

他说:“我非常担心,我们的底数是不是搞清楚了,究竟有多少人发的是不义之财。如果把这些人的财产加以保护,那我们国家的损失可就太大了。”

*法律能否得到执行令人关注*

深圳的民营企业家熊兆宽关心的不是法律本身,而是法律能否得到贯彻执行。他说:“你要知道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制定的法律可能是全世界最多的,但是,在执行起来确实比较困难;况且有些法律本身就有矛盾,执行起来就更成问题。”

*反对“中国特色的私有财产”*

记者注意到,即便是最激烈反对《物权法》的人也并不反对这部法律所体现的财产所有权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他们反对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私有财产,尤其是过去20多年改革中出现的化权力为资本、非法攫取国有资产、以及官商勾结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的手段聚敛的所谓私有财富。

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主任爱德华.福里德曼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央政府很清楚,过去10多年来大部分农村抗议活动都和财产有关,通常是由地方腐败官员引起的,他们攫取公共财产,用于投机和开发,不给失去财产的农户以适当的补偿。”

福里德曼教授援引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资料指出,权力化为资本的现象在中国达到惊人的程度,在中国的3千220名个人资产超过亿元的富翁中,竟有2千932人是共产党和政府高级官员的亲属。

深圳民营企业家熊兆宽以“原罪”来形容以不法手段发家致富的一些新型资本家。他说:“主要指的是过去改革开放第一阶段那些投机倒把、走私、偷税漏税这些人。他们发家致富的第一桶金或资本原始积累靠的就是这些,国内称为‘原罪’。这种‘原罪’要不要清算,国内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要对原罪进行清算,另一种观点认为原罪可以一笔购销。目前看来是第二种意见占上风。”

*物权法之争超越法理争论*

观察人士指出,制定《物权法》本来是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中国特有的国情使这个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专家认为,目前《物权法》之争已经超越了法理争论,扩大到意识形态和社会问题的范围。

中国政法大学讲师滕彪期待《物权法》早日通过,他对中文部记者表示,左派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击不值一驳,迟早要被社会发展所淘汰;而更有代表性的反对意见过于悲观,低估了《物权法》的积极作用。

他说:“他们简单地以为,保护私有财产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是保护贪官和权钱交易,我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这种推理有许多漏洞。简单说来,公民财产的切实保护对于弱势群体、对于穷人或财产不多的人来说会是更有利的。”

来源: VOA News | 记者: 许波(华盛顿)

人大代表痛批名校掠夺教育资源 扰乱教育平衡

按: “很多高校经济窘迫、陷入财务危机,而清华、北大、复旦、交大为代表的四大名校硬件设施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所一流高校,可巨大投入没有相应有价值的产出,在科学前沿领域原创性、基础性的重大创新方面以及为全人类贡献普适的价值和思想方面,众多名校作为甚少!”昨日,一直关注教育公平的洪可柱代表,痛批以少数名校为代表的中国高校沉疴泛起,严重地遗失教育公平。

洪可柱代表在他草拟的《关于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为代表的名校应大力开展反教育(学术)腐败促进高校改革与教育公平的建议》中,列举了四大名校现状的诸多弊端,并称“清华、北大、复旦、交大为代表的一批名校程度不同地在催生成为教育(学术)腐败的摇篮。”


名校弊端一:投资巨大、浪费惊人、亏损严重、创新乏力

国内众多高校因1999年开始的学生扩招,在“负债经营”的理念指导下,盲目扩张与贪大攀比,致使各校负债累累。“十五”期间,清华、北大、复旦、交大四所名校分别获得教育部和地方政府投资18亿元,四校利用银行授信,疯狂贷款大兴土木。四校在投资和贷款使用上浪费惊人,某顶尖高校设计建造了上千万元的星级卫生间,接待中心、洗浴中心其豪华程度不亚于四星级宾馆,与四校齐名的某人文社科类高校,教师食堂楼高不超过四层,居然花数百万元安装最现代化的观光电梯。与只有巨大投入,没有相应有价值的产出,在科学前沿领域原创性、基础性的重大创新方面,以及为全人类贡献普适的价值和思想方面,众多名校作为如何?贡献多少?


名校弊端二:学术腐败盛行,欺世盗名成风

洪可柱说,中国每年成千亿元以上的科学研究开发和高等教育经费,有成百亿元以上被学术腐败给吞噬掉了,四所名校所占比例数额惊人。以四所名校为代表的众多名校的学术腐败、信誉欺诈体现在多个层面。具体表现就是,上至院士、博导,下至研究生、大学生,抄袭剽窃成风,巧取豪夺成性,弄虚作假为常,欺世盗名为荣。学术腐败已有从学者的个体行为发展成为集体、集团行为的趋势,并且有制度化、合理化的趋势。一批名校名学者公开地、明目张胆地欺骗政府、舆论和社会,典型的有某校“十大名师”之一的剽窃事件,汉芯知识产权造假、骗取国家巨额投资事件等。


名校弊端三:名牌大学已沦为江湖,著名学者公开为强势集团辨护

比如某著名学者鼓吹,“只有拉大贫富差距,才能推动社会进步。”名校对涉及社会公平基石的教育公平问题一直文过饰非,矢口否认不公平现象,极力为强势地区和强势群体辩护,“他们正沦为强势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可连8岁的孩子都知道,只要户口进了北京、上海,原来只能考非重点大学,现在就能上北大、清华等名校。”这些名校的很多教授博导在世界上没多少影响,在国内却是学术江湖的老大,霸气十足。他们拼命压制其它高校有创新精神和创造才能的年轻教师,甚至将他们扼杀在摇篮中,以保护自己的名誉、地位、权力。 www.6park.com


名校弊端四:上市圈钱、与民争利、为外国培养高精尖人才。

四所名校还有一大创造,就是利用优势资源派生出多个上市公司在股市圈钱,从民渔利。这些公司的主要利润一般多来自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开发,高科技产业不少是亏损、或者成为融资的“幌子”。为高企房价推波助澜,其大学精神、人文理念在追名逐利中不断丧失。这些名校培养的学生很多缺乏社会责任感,“只不过是国外名校的生源输送基地”。


名校弊端的社会恶果

洪可柱指出,中国的高等教育已成为群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一方面大量的企事业单位需要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只能以考研、出国来推迟就业。每一个家庭为培养一个大学生投入了巨资,挤压了家庭的其他需求,导致国内内需长期低迷,国内GDP的增长只能靠加大投资、进出口贸易强力支撑,而维持长期发展最为重要的扩大内需却因教育、住房、医疗三大改革难点的困扰,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大难题。高等教育将负担转移给民众。全国人民对教育更是又恨又怕,恨之高收费、乱收费、不公平,怕是怕孩子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得罪不起教育部门,敢怒不敢言;最需要关注的农村教育和基础教育又关注了多少?


在忧心高等教育失范的同时,洪可柱也开出了一些“药方”。那就是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为代表名校应大力开展反教育腐败与教育体制改革。在总体上不断加大国家投入下,大力推进高等教育的财政改革。引进竞争管理机制,在解决教育腐败(尤其学术腐败)的问题上应下重手,呼吁学者、大师回到科研和讲堂上来。


代表风采:

洪可柱,男,中共党员,1943年9月出生,福建闽侯县人,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任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局长,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顾问。《关于“改进高考制度、实现高考机会公平、建立全国三十所名校联考与地方自主招生两次考试相结合模式”的建议》广受媒体关注,2005年度《南风窗》为了公众利益年度人物,2006年《南方周末》两会十大言者。今年两会,洪可柱代表第三次提出“取消发达地区的高考特权、实行全国三十所名校联考与地方自主招生两次考试相结合模式试点”的建议。

来源: 新华网

极度震惊:生存压力大,奔奔族(75—85)普遍有自杀倾向

“自杀”成奔奔族(75—85)人群的首位死亡原因,中国平均自杀率为23/10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28.7万人。在中国,自杀死亡占全部死亡人数的 3.6%,占相应人群死亡总数的19%。中国自2000年以来,每年10万人中有22.2人自杀,每2分种就有1人自杀、8人自杀未遂,自杀未遂者往往也造成不同程度的功能残疾。大学生自杀、青少年自杀等等现象屡见不鲜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自杀现象的背后说明了什么?

奔奔族被称为“当前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青春力量”,他们一路嚎叫地奔跑在事业的道路上;同时他们又是中国社会压力最大的族群,身处于房价高、车价高、医疗费用高的“三高时代”,时刻承受着压力,爱自我渲泄表达对现实抗争!

压力逼迫走极端出名

同时,奔奔族的自我张扬还是对现状的不满意,他们被房奴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只能在网上发帖发泄。网友taidou2004说,更为重要的是,爱情是奔奔族心中永远的痛!女奔奔族梦想白马王子的浪漫,男奔奔族梦想着白雪公主的温柔,但铜臭味粉碎了奔奔族的幻想,面对超级现实的只认绩优股的MM,男奔奔族只能望洋兴叹!但是,自视甚高的奔奔族不希望“将就”,宁缺毋滥、一个人同样精彩的观点弥漫他们忧伤的心灵,爱情的贬值、一夜情泛滥让很多奔奔族隐隐作痛,这也是社会上出现大批剩男、剩女的根本原因。面对空前的社会压力,奔奔族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想法自然空前强烈。因此,聪明的奔奔族选择先名后利的成功模式,从超女到芙蓉姐姐、从天仙妹妹到后舍男孩、从二月丫头到非常真人,成功模式都是先炒做知名度然后狂收MONEY,特别是奔奔族善于利用网络的草根优势,靠脱露、恶搞等迅速成名。

网友sisimiss0277对此不赞同。她说,不是女士们不愿意陪奔奔族打拼,而是他们没有给机会,由于自尊心太强,只在女性面前表现好的一面,宁愿自己承担痛苦,一旦面对失败就对感情丧失信心,还说是为了女性好。结果,奔奔族在爱情长跑中遇 “铜臭狙击”时,没有人倾听的苦痛和哽咽,只能用烟头宣泄泪水、在迪厅收拾破碎的心,在网上玩游戏发帖发泄不满情绪,信仰缺失、精神沙漠化已经是奔奔族无法回避的问题。“从女人角度来说,我真不知道是感激还是气愤,有时候信心比男人所给的物质更让女士们有坚守爱情的理由。”

奔奔族呼吁社会公平

但是,奔奔族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于社会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他们说,虽然人生下来是平等的,且先天人和人的智力、家庭背景、出生地自然资源等差异是无法选择,但后天的起点是可以选择的,可是由于社会没有造就一个公平的环境,权力、贪污等恶性循环不断充斥着现实,政府没有营造公平的环境。

据介绍,香港现在的中产阶层年龄在40岁到50岁左右,很多也是来自住在公屋的家庭,父母是蓝领工人,家里并不富裕,但他们通过接受高等教育,靠自己的工作改变一代人的生活,主要原因就是香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充满了机会,且对每个人来说是公平的。

但是,现在奔奔族缺乏信心,是由于他们看不到机会,看不到公平的起点和过程,垄断和贪污造成收入分配不公,产生着不公平。自称“奔奔族”的博主毕建科说,其实,许多人对于公平的理解不够全面,认为公平相等于平均。其实奔奔族需要的公平是通过制度的建立体现出来的公平竞争环境,没有权力优势,没有人为制造的障碍,每个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取机会。但是,正是由于现代社会尚未形成这样的公平制度,所谓的效率自然而然只是短视,很快就会被社会产生的矛盾所淹没。

社会弥漫焦躁迹象

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报道中,谈中国青年面临的压力及压力产生的原因:整个中国社会到处都存在紧张与焦躁的迹象。《中国青年报》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66%的年轻人觉得自己压力很大,只有不到1%的人觉得没什么压力。尽管几乎世界各地都存在成功的压力,但专家认为,在中国成功的压力更大,因为中国人认为,中国进入全球经济体系比其它国家晚,因此必须补回失去的时间。

三种痛苦的转变正在冲击着中国社会,专家认为,任何一种转变都足以导致人们心理失衡: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转变时期。无数人从农村涌入城市。以前人们安居乐业,如今却不安于现状、纷纷冒险致富。与政府开放经济之前相比,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已经大大提高。数亿人摆脱了贫困,生活逐步改善;他们的购买力越来越强,受教育机会日益增多。目前中国大约有3.5亿人拥有手机,9500万人可以上网。但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家王震宇说:“中国人的浮躁情绪也许在金钱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家庭问题专家认为,当代中国年轻人的成功欲望特别强烈,因为他们承载着父母太多的期望。许多父母年轻时遇上文化大革命,社会一片混乱,学校关门了,青春年华白白浪费,大好前途也被毁了。在许多情况下,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意味着年轻人可以拥有更多财富。但他们的父母和长辈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一心指望他们能够获得成功。由于压力太大,许多年轻人觉得自己已经未老先衰了。一名现年25岁、从事媒体策划工作的女孩在深圳新闻网站上说:“我的梦想在哪里?两年前我还满怀希望,如今不知希望在哪里?我不知道如何继续我的人生。”

奔奔族:我们是牺牲的一代

很多接受调查的奔奔族痛心的表示,不明白前几代人怎么把国家和社会搞的这么糟糕。在现实中屡次碰壁的奔奔族变的心灰意冷。他们认为,自己这一代是牺牲的一代人。既要为前几代人的失误买单,还要为后几代人的幸福做垫脚石。一些奔奔族说,如果不是为了父母,自己早就自杀了,很多奔奔族表示自己努力赚钱以便早日移民。专家预测,10年内奔奔族的自杀率和移民率将居高不下。

来源: 天涯社区 | 链接: 原始地址

养路费的法理之争

在中国古典小说传奇中,经常会出现土匪强盗拦路抢劫的场面,这些土匪强盗自欺欺人的理由是:“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到了21世纪的当下中国,拦路抢劫的土匪强盗,却换成了明明是在祸国殃民却自以为是“先进性”的公权力。“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的强词夺理,也由偏远蛮荒的穷山恶水,转移到了原本应该四通八达的现代化的“公路”网络。

一、祸国殃民的“买路钱”

2007年1月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栏目播出了《秋冬季我国蔬菜产区卖菜难》和《农民卖菜,门槛过高》,说是“元旦春节期间是一年中蔬菜瓜果的热销时节,但是最近记者在南菜北运的产区却发现,菜价走低、卖难问题突出”;“由于卖菜的成本过高,秋冬蔬菜虽然丰收了,但记者发现不少菜农却被挡在了市场之外”。
随着这些解说词,画面中出现的是广东和山东的菜农,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的蔬菜烂在大田或大棚里卖不出去。
接下来,中央电视台又在当天晚上的《新闻联播》中,以《南菜北运——绿色通道不够“绿色”》的“记者调查”揭穿谜底:由于运输成本大幅度攀升,长途贩运鲜活农产品几乎没有了利润空间。而导致运输成本虚高的关键因素,就是超过全部运费成本40%以上的高速公路过桥费。央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从广东湛江的蔬菜基地运输辣椒到首都北京,一路上要经过10个收费站,共交纳过桥费4600元。从山东寿光的蔬菜基地运输蔬菜到哈尔滨,要经过14个收费站,共交纳过桥费1800元。
这里所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其实是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北京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率先挑起的养路费的法理之争,央视新闻对此却避而不谈。换言之,央视新闻煞费苦心的报道,并不是为了彻底解决祸国殃民的养路费征收制度,而仅仅是为了缓解元旦春节期间的市场压力,进而人为打造一年一度且迫在眉睫的泡沫和谐与虚假繁荣。在此后的一年或几年中,纳税人依然需要为行走在本国的“公路”上支付祸国殃民的“买路钱”。

二、《养路费,最近六年都是违法征收》

2006年7月21日,郑州市交通规费征稽处的稽查人员,发现一辆车牌为豫A11993的小型吊车,自1992年购车以来,一直没缴纳养路费。根据征稽收费标准,该车应缴纳养路费本金5.9万元、滞纳金38.9万元、罚款17.7万元,还应缴附加费本金2.2万元、滞纳金7.5万元以及运管费本金 7872元、滞纳金2.5万元、罚款1000元,共计约76万元,其中仅滞纳金一项,就高达49万元。
此事经多家媒体报道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2006年8月23日,《检察日报》刊登周泽的署名文章《养路费,最近六年都是违法征收》,一下子把中国政府运用公共权力违法行政、与民争利的事实真相,赤裸裸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1998年1月1日起实施,并于1999年和2004年两次进行修正的《公路法》,位阶无疑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公路法》本身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的基础上制定的,《公路法》实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与《公路法》不相适应的内容自然失效。虽然《公路法》通过时有关于对车主征收养路费及对欠缴养路费车主加收滞纳金的规定,但根据1999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的决定》修正后的《公路法》,已经取消了对车主征收养路费的规定,并将其修改为由‘国家采用依法征税的办法筹集公路养护资金’。修正后的《公路法》一经通过立即生效。也就是说,根据法律,从1999年10月31日起,车主已无需缴纳公路养路费,公路部门也不应再向车主征收公路养路费及滞纳金。”
此文一出,引起一系列连锁性的社会效应。反应最为强烈的,自然是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的既得利益者。
浙江省绍兴市道路运输管理处科长翁坚超,不愧是鲁迅的小同乡,他在文章中指责周泽的文章是“对国务院的权威性的严重挑战,也是对我国法律体系的挑战,对我国养路费征收体系具有严重的破坏作用,……一个区区的副教授,凭什么可以对国务院的行为指三道四?如果某些部门是为了部门利益而消极对待法律,难道国务院也是为了其部门利益,故意消极对抗法律?我国(包括国务院里)有那么多专家在搞法律,只有这位副教授是有水平、有正义感的专家?其他人都是没有水平、没有正义感的傻瓜?”
江苏省盐城市公路管理处副主任王延龙,在文章中认定周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少数人,简直连一个市井无赖都不如”,并且建议交通部“尽快拿起法律武器,将周泽及有关媒体送上法庭的被告席,让他们公开向公众道歉,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理直气壮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为基层的同志撑腰壮胆”。
在“中国交通执法网”的论坛上,更有《驳对法律不懂装懂、哗众取宠的法盲“周泽大律师”关于养路费非法的错误言论》之类的帖子,用中国共产党所惯用的专政话语,针对法律人周泽展开政治批判:“他周泽就是要扰乱视听,为恐天下不乱,危害社会主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是要迫坏法律的严肃性;就是要败坏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一定要提高警惕看清周泽丑恶嘴脸、反动本质和阴险用心。”
北京交通管理干部学院政法系主任张柱庭,也通过交通部的官方网站,为养路费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其主要理由是:养路费作为一项行政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有而《公路法》没有,上位法没有而下位法有,就无所谓下位法违反上位法。
并不隶属于交通部系统的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杨小军,另有养路费“合法而不合理”的说法:《公路法》1999年修订时规定以税养路并且删除旧法中的养路费条款,但没有禁止,说明是要进行转制,只不过是衔接出了问题。
相对于交通部门来说,来自民间社会的声音,几乎全部站在了周泽这一边。在周泽影响之下,河南南阳一司机于2006年8月28日将郑州市交通局告上法院,指责交通局收取养路费属违法行政,要求法院确认交通局的行政罚款处罚违法,并返回360元的罚款。
9月1日,江苏常州律师章祥兵以常州市公路管理处对车辆所有人征收公路养路费的行为是行政违法行为,将常州市公路管理处推上被告席。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对他征收的1500元养路费。10月17日,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当庭判决章祥兵败诉。章祥兵不服判决,很快提起上诉。
10月15日,北京市京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宋成军将北京市路政局起诉到宣武区法院,请求法院确认被告向其征收养路费的行为违法,退还其缴纳的养路费3080元。10月17日,宋成军又以律师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提请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的建议书。
10月30日,周泽本人在看到交通部表示要继续征收养路费的通知之后,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交《审查养路费征收法规、规章违法问题暨撤销违法的养路费征收法规、规章建议书》。
11月8日晚,湖北省红安公路一收费站遭河南籍农用车冲岗,收费员祝正盛冲出拦截,被拖碾百余米死亡。
12月12日下午,驾驶牌照为川A56000的微型货车的欠费司机,在四川省青白江逃避公路稽征人员的追查过程中,用随身带的水果刀把一名稽征人员刺死,把另一名稽征人员刺成重伤。《成都商报》女记者李亚玲在《付出生命代价,收养路费为何这么难》中,把这起恶性案件的部分原因,直接归咎到周泽身上:
“8月24日(准确日期为23日——引者),《检察日报》刊登了律师周泽的文章《养路费,最近六年都是违法征收》,认为随着《公路法》的颁布实施,该法明确规定‘国家采用依法征税的办法筹集公路养护资金’,则《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规定》已经失去合法性依据。每月的25日至月底,本系征费高峰期,然而文章见报并被广泛转载之后,第二天来缴费的车主就寥寥无几,倒是各地稽征所都遇到了前来要求退还‘六年来所收的养路费’的车主。随后,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一轮对养路费是否还该征收的热烈讨论。到了9月底,短短30多天里,全省就新增了4万余辆欠费车,超过往年一年欠费车的总和。……该文见报三个月后的 11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负责人通过新华社记者,对该文观点做出了反驳,明确表示‘在燃油税没有出台前,征收养路费仍是合法的’。此时,为追缴欠费,四川省各稽征部门随即展开了‘清欠’行动。12月12日青白江发生的欠费车司机杀害稽征人员案,就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
两年前,正是这名《成都商报》的女记者,因为写作成都市青白江区市民李桂芳外出吸毒时被警方抓获,导致其三岁的女儿李思怡被锁在家中活活饿死的报道,在有关部门的压力之下,一度被调离记者岗位。中国的事情偏偏就是这么复杂!!

三、养路费的法理之争

2006年12月21日晚上,律师观察网与中国政法大学联合举办“嘉言•法大财税法前沿论坛第七期:中国法治之路的困惑与径路——养路费存废之争事件专题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全面论证了养路费存废之争的法理问题。
自称是“肇事者”的周泽首先发言,他说自己并没有私家车,此前从来没有关注过养路费的事,卷入这场争议纯属偶然。几个月来,他总是通宵达旦地应付这件事情,很多媒体采访他的报道,都是他自己撰写的。他为此事还专门到几个地方进行调查研究,他所接触到的公路交通部门也承认养路费征收不合法理。面对征收困难的局面,山东把养路费从每月220元降到150元,广东规定按时交纳养路费可以享受几个月的免费优惠。依法行政本来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现在却变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商业经营。这对于国家和政府的诚信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据他了解到的情况,1999年10月31日《公路法》修改之后,国家已经决定采用征收燃油税的办法,而且连税票都印制出来了。六年来一直违法征收养路费,完全是特殊利益群体对于公共利益的公然劫持。
作为主持人的中国律师观察中心主任赵国君介绍说,当年他在河北省的税务部门工作,大批印制精美的燃油税税票,就是由他经手领取的,最后被当成费纸处理掉了。
接下来,宋成军律师介绍了状告北京市路政局的情况。他说自己本来是学财会的,当律师属于半路出家。这一次受周泽的启发,专门学习了相关法规,打这场官司的目的并不是非要把自己缴纳的养路费3080元要回来,而是不能忍受交通部门不顾民意“把养路费进行到底”的蛮横态度。宣武法院开庭时,不让记者采访,结果他的支持者只有两个小姑娘。法庭辩论结束后,他自我感觉很好,没想到审判长的一句话打消了他的希望:“宋律师,北京市路政局六年、七年违法征收养路费,如果判令违法,哪里有那么多钱退给你们啊?!”到了2006年11月25日,宣武法院宣判宋成军败诉,他立即提出上诉。
在谈到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提请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的建议书时,宋成军说,征收养路费违法已经不容置疑,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交通部门继续征收,却没有哪个部门出面管一管。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该站出来说话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果一直置之不理,那就是失职。令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人民选出来的全国人大竟然没有一个网站,也没有公开的联系电话,而只有一个“人民来访接待室”。他的建议书寄出去之后,一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于是他每周寄出一份建议书,前后已经寄去五份。2007年,全国人大的“监督法”将开始实施,假如全国人大依然不履行监督职权,他准备依法起诉全国人大。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在发言中指出,中国现在依然是红头文件治国和以人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每一个公共权力部门都在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养路费和过桥费的诱惑太大了。政府修路要收费15年,集资修路要收费25年。北京市政府在号称国门第一路的机场高速公路上征收了十年过桥费,然后又把这条路承包给一家公司再收30年。中央的领导整天到机场去,有谁不知道这件事呢?!搞法律的人都知道,民主是法律的基础,没有民主的法制就是专制。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成栋说:“在座的周泽、郝劲松、丘建东都是从事公益诉讼的名人,也都是我们的学生。我没有你们的勇气,我也发现了这些问题,但是我不敢说。不过,我坚持认为知识分子要有公共性质,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关心公共利益。2000年之后,养路费的征收,包括国务院的法规,都失去了合法性,应该退出原有的历史舞台,这是赵本山说的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不需要阐述。我推测有两点。第一点恐怕更多的是政治问题,是政治选择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法律问题,甚至于是法理问题。有学者讲,法律没有禁止征收养路费就可以征收,要这么讲就得普及法律A、B、C。对于公权力来讲,没有法律依据的就是要禁止的。这和公民不一样,公民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可以为。……《公路法》已经实施七周年了,国务院却三缄其口。在全国人大立法的明确性不够的情况下,国务院应该按照他的惯例,不超过两年就得制订相关的行政法规。……第二是费和税怎么区分。费是经济学的概念,税是特别支出。你用我的税修公路,又要收我的养路费,这是加倍征税,没有科学依据,理论上说不通。养路费不是我们的特别支出,也不是他们的特别收入。养路费是政府与民争利的具体表现。政府也在做事情,同时也在获取他自己的利益,而且获取利益的动机大于公共利益。政府的利益和政府的财产,存在着如何纳入法治化的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施正文介绍说,他自己长期从事财税法的研究,根据《立法法》第八条,对公民征收税费要有人大立法。这在 2004年的《宪法》中也是很明确的。税收法定,国家必须依照法律征税。……征收燃油税在技术上不难解决,关键是多方面的利益博弈,海南省从1993年开始就已经征收燃油税了,这一举措,使得海南省交通厅的收入锐减。燃油税还涉及地方和中央如何分配收入的问题。一旦开征燃油税,这笔钱将上缴国家财政,地方和银行等部门再难从中获利。当年是朱容基新官上任三把火,急于推行燃油税。交通部要把接近30万的稽征大军交给税务总局,税务总局说接收不了,还是你们继续征收养路费吧。朱容基没有办法,只好去整治农村的乱收费。

四、化私为公的强制“共产”

一路听下来,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中国国务院不依法作为,反而纵容交通部门强行征收 “买路钱”的祸国殃民。中国社会所有腐败的根源,并不在于各级政府的贪官污吏,而在于掌握最高权力的中央政府的制度性腐败。集纳掠夺了全国70%以上优质税源的中央政府,偏偏不直接对全国性的公路交通网络进行规划投资,反而纵容各级政府化整为零地出卖分明属于公共设施和公共财产的公共路权。
在这个国家里,只有公权力对于公民个人的私权利的强制“共产”,却从来不允许公民个人对于公权力实施有效监督的反“共产”。按照物理学的机械常识,任何没有反作用力的力量都是无效的和不存在的。然而,在苏俄式的共产主义理论中,“反动”和“反革命”一直是可以杀头的政治罪名。这种理论本身的荒诞性可想而知。更加荒诞的是,这种理论在俄罗斯早已过时,却依然能够在中国大陆大行其道。我不禁要追问一句:这个民族究竟算是什么民族?这个国家究竟算是什么国家?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竟然有没有最低限度的免疫力和生命力?这个国家祸国殃民的“买路钱”究竟还要征收到什么时候?
与中国靠贷款修路不一样,美国的高速公路建设主要依靠的是政府税收,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修建的高速公路,原则上是不额外加收养路费和过桥费的。 1956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敦促国会通过了《联邦资助公路法案》,确立了高速公路的发展框架。根据这一法案,州际高速公路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按照9: 1的比例出资。其中联邦资金由“联邦公路信托基金”提供。这个基金的资金87.6%来自机动车燃油税。美国政府当时认为,对高速公路的使用如果采取设卡收费的办法,成本高而且会给行车带来诸多不便。而征收燃油税是最有效、最公平的方法,谁开的里程多,使用道路多,谁交的税就多。
美国的《联邦资助公路法案》还规定,州际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基金的收入挂钩,收多少钱,办多少事,不靠借钱办事。据介绍,美国目前的收费高速公路,基本上是20世纪50年代第一批修建的“老”公路。因为政府每年的税收资金有限,还要建设一些新路,为了筹集资金养护、维修这些“老”公路,自上个世纪 80年代开始,政府允许这样的公路征收专款专用的“养路费”。在政府投资的高速公路之外,美国另有一些地方公路和私人公路,为收回投资可以适当收费。我自己两次到美国,在高速公路上周游了美国大半的国土,只有过旧金山大桥赶飞机时交过一次过桥费。过桥费收入由旧金山市专门用于修建新的跨海大桥。
按照我自己的理解,美国社会与“共产”中国最具根本性的区别,就在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严格界定:在美国,没有法律上的明确授权,公权力不得对私权利实施“共产”式的掠夺侵犯。与此同时,假如没有法律上的明确禁止,公民个人和私人企业完全拥有在公平交易中自主收费的权利。正是基于公与私的严格界定,在美国的大小公路上,除非有特别规定,开自驾车的纳税人是完全免费的;而在私营停车场里,开自驾车的纳税人又是必须交纳停车费的。欧美现代文明社会的“以人为本”,简单说就是公共权力必须以公民个人为本位,没有严格按照法律程序的明确授权,任何公权力不得对公民权利实施化私为公的强制“共产”,公民个人也没有义务为自己纳税供养的国家政权更进一步地奉献牺牲自己的私人权利。即使这个国家当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没有权力要求每个公民奉献血肉之躯筑成新的血肉长城。

作者: 霍涛 | 来源: 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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