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骂大帮忙——拥毛正中权贵下怀

在网络上,有个现象颇为有趣,那就是拥毛的言论往往会被保留,而自由主义的言论会被无情地封杀。

必须承认,当今中国的拥毛派对现实也是不满的,因而他们怀念毛及毛时代,并以此寄托了他们的变革诉求。他们以为,只要当权者能像毛那样,只要体制能像毛时代那样,中国就万事大吉、天下一统了。

而自由主义者,对现实当然是不满的,但他们的变革主张却不像拥毛派那样激进,他们主张一种温和的渐进的但必须是真实的民主进程。但有趣的是,对毛三呼万岁、磕头膜拜的言论大行其道;而讲讲自由和民主的ABC,不仅会被愚民骂,同时也会遭到封杀。这是为什么呢?权贵们为什么不怕激进的拥毛派,而却跟温和的自由主义过不去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拥毛派正是以拥毛的主张,显示了他们的愚昧。他们的愚昧就体现在他们还怀念毛时代的体制,这说明他们连毛时代的根底都不理解,他们还能理解什么?他们还能理解现在?他们还能瞻望未来?

而自由主义,才是真正出圈的。无论自由主义的言论是多么温和,它都是最让权贵感到威胁的!自由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唯一可以给中国带来最伟大变革

说到根本,拥毛者,无非是还想做奴才,无非是想把奴才的位子坐稳了。而自由主义者呢?他们不想再做奴隶,而想做一个堂堂的自由的人!自由主义者与拥毛者的高下、分别就在这里。

也就是说,拥毛者仅仅是奴才式的不满,只要求换一个所谓的“好”主子,他们其实是权贵的难兄难弟。而自由主义者,则要求改变体制,让中国进入到一个没有主子和奴才的自由社会,他们是骨子里渴望自由的人——两千年的专制主义并没有毒化他们的血液和灵魂。

这样说来,拥毛者就是一群无知而可悲的奴才!因此,权贵们对他们有什么可惧怕的呢?只要不骂得太出圈,是允许他们继续骂的,因为他们的主张并没有破坏现有体制的合法性,在根本上反而为这种体制的合法性添砖加瓦呢。

拥毛者,就像是《红楼梦》里那个骂骂咧咧的焦大,也就是洒洒酒疯,最终被塞了一嘴马粪;而自由主义者,则像宝玉,他才是彻底的批判者,知道现实中的一切都无法挽回这个末世,他只好出家了,要寻找一条新路。

写到这里,我相信,拥毛派的愚民们是听不懂的。否则,中国早得到新生了!


周舆于天津蛰居斋
2007年5月12日晚8时

作者: 周舆 | 链接: 原文链接

伟人的话,一万句顶得了一句吗?

和讯越来越有趣了,像《“伟人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都是真理”吗?》这样的文章也能捧上历史聚焦。

像“伟人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都是真理”这样的谬论还需要驳斥吗?还值得洋洋洒洒地写篇文章吗?

其实,现在连最死硬的拥毛派,也会很“客观”地说:“MAO固然很伟大,但也不是神仙,也会犯错误。他老人家说的话,当然也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句句都是真理。对伟人的言行,我们要事实求是地进行分析,要客观对待。”这本是连拥毛者都明白的浅显道理,真不知某些“启蒙者”为什么还要在那里空费口舌。这样的文章,估计连拥毛者派也得笑掉大牙。

要俺说,伟人的话,在很多时候,非但一句顶不了一万句,而且往往一万句也顶不上一句真话。比如,在庐山会议上,MAO说了很多,何下万句?但当彭德怀到湖南视察时,有个老农交给他一个纸条,上写: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当MAO从彭老总进呈的书信中看到这句真话时,他如何还能坐得住?

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天下饥荒的实情不能及时上达天聪?为什么伟人听到了真话,不反省自责,悬崖勒马,反而勃然大怒,一意孤行?这些问题才是值得我们追问和研究的!

现在,还有人再思考伟人的话是不是一句顶一万句, 我真的怀疑从1976到2007的时间真是白过了!

以这样的思想水平,还去批评拥毛派,是五十步笑百步,还是一百笑五十?


天津周舆于蛰居斋
2007年5月15日上午11时

作者: 周舆 | 链接: 原文链接

美中媒体报道校园枪击案的异同

美中媒体报道校园枪击案的异同



2007年4月20日

中国媒体对发生在其它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负面新闻,从报道的量,报道的深度,到报道的时效,都是和报道发生在中国的灾害性新闻所无法比拟的。这次维吉尼亚理工学院发生学生开枪打死32人,然后自杀的惨剧,立即成为中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一些中国网民敏锐的意识到,这一事件将为中国国务院明年公布的关于美国人权状况的白皮书提供一个绝好的材料。 中国政府授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每年发表一份关于美国人权状况的白皮书。虽然美国和中国都发表人权报告,但两国人权报告的目的和内容却截然不同。

美国国务院最新的《2006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及《2006年度美国支持人权和民主的记录》的目的,正如美国国务卿赖斯女士所说的那样,希望“成为各国政府和社会获取信息的渠道,并激励所有为在全球实现和平及民主变革而继续奋斗的人”。

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人权报告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人权白皮书在内容涵盖范围方面,也有较大的差异。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包括国际上一系列系统地侵犯人权的国家。这些国家包括北韩、伊朗、缅甸、津巴布韦、古巴、中国、白俄罗斯和厄立特里亚、苏丹等国,不仅仅是针对中国。而中国的人权报告,只是针对美国一国人权。

一些研究中国新闻理论的学者指出,中国媒体在报道国内新闻的时候,有“报喜不报忧”的倾向,而中国发表的美国人权白皮书中,却陷入另一个极端,“只报忧,不报喜”。报告中不提美国人民能够享有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自由等各种民主权利,而是连篇累牍例数美国社会中的一些负面新闻,其中校园暴力事件频繁以及校园枪击事件,就是中国官方发表的关于美国人权状况的白皮书中用浓墨重彩加以渲染的领域之一。

*中国媒体报道多 有论者以偏概全*

这次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学院发生学生开枪打死32名学生然后自杀的事件,在中国媒体上得到了充分的报道。《人民日报》发表了特别策划的专题报道“美国发生史上最惨重校园枪案”,对事件的发生和发展经过全程追踪。

人民网上刊登了前驻华盛顿首席记者任毓俊以其在美国多年的采访经验对这一事件进行的点评。他说:

“美国枪击案频繁发生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美国枪支泛滥。美国近几十年来一直有人呼吁说要禁止枪支,加强枪支管理,但是一直在议会通不 过。另一方面,美国青少年道德沦丧,经常三五句话之后,就拔枪相见。 所以美国成为世界上发生校园枪击案次数最多,死伤最为惨重的一个国家  。”

“美国青少年道德沦丧,经常三五句话之后,就拔枪相见”,这样高度概括的结论,出自曾经在美国呆过多年的中国第一大报前驻华盛顿首席记者之口,很容易让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青少年,对美国校园和青少年的状况产生误解和片面的看法。

一些观察家指出,拿这次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来分析,很难从凶手赵承熙的杀人事件得出美国青少年道德沦丧的结论。

*美国主流媒体没强调凶手国籍*

赵承熙是来自韩国首都首尔的移民学生,持大韩民国护照,在美国的身份是“可以合法在美国永久居住的外国人”,也就是平时所说的美国绿卡持有者。美国移民法把这类人界定为 Resident Alien, 即有居住权的外国人。

美国媒体在报道这起案件的时候,一般都交代了赵承熙是来自韩国的移民这样的背景,但大部分媒体同时也报道了赵承熙八岁就移民到美国,并具有永久居住 权。美国主流媒体没有并没有对凶手的国籍进行任何渲染,相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还客观地评论说,在美国的韩裔非常勤奋,他们重视教育,积极参 加教会等活动,为实现美国梦而努力。

美国媒体虽然对这次校园枪击事件进行了地毯式轰炸般的报道,但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并没有集中报道凶手来自哪一各国家,而是集中报道危急处理,枪击事件中出现的英雄,如何防范这类事件重演,以及这个事件重新引发了美国朝野对禁枪的热烈讨论。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授汤姆.普雷特于18日在该校亚洲研究所官方网站上刊登了题目为《潘基文也是韩国人》的评论,他说:“此次事件的遇难者并不是被韩国人杀害的,他们死在了9毫米口径手枪和零点22口径的手枪之下。”

普雷特教授还说:“不应该忘记,为给饱受内战煎熬的非洲苏丹带来和平而努力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是韩国人。”

*孤立的个案*
 
韩国朝鲜日报援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菲利普.雷高的话说:“美国希望将此次事件当作个人事件低调处理。”从目前得到的情况来看,这名开枪杀人的青少年从买枪到杀人,蓄谋已久,一般专家认为他患有忧郁症等精神疾病,完全是一起孤立的个案。

*强国论坛不少留言被删*

为了调查中国普通民众对这起校园枪击事件的反映,记者阅读了中国号称是人气最旺,最能够反映民意的《人民日报》强国论坛。

记者发现,尽管很多中国民众对这个事件非常感兴趣,踊跃发言谈自己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但是由于他们的发言受到版主的控制,很多言论在网上出现不到几 分钟,就被版主删掉了。哪些言论能够贴到网上,哪些不能够贴到网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映出版主,也就是舆论控制者和信息把门人的政治倾向。

*有人信口歪曲美国政府反应*

强国论坛上发表了网名为“笔落风雨“的网民的文章。他说:“枪支泛滥、道德滑坡,犯罪日增,致使美 国校园悲剧层出不穷。就在美国政府使劲标榜、贩卖、推销其自由,不遗余力地指责他国人权的时候,一个个年轻的无辜的生命不断地倒在了冷酷刺耳的枪声之下! 对此,美国政府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更是绝口不提!”

美国政府真的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绝口不提吗?”根据媒体报道,枪击事件发生之后,美国维吉尼亚州长立即赶到校园,协调危机处理。

维吉尼亚州警察,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警,美国商务部烟、酒、火器局的特警,也都在最快的时间赶往现场,形成一个联邦,州和地市三级警方协调工作的局面。

美国总统布什也于翌日前往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校园,参加了校园烛光守夜追思大会,并且发表了讲话。晚间的维吉尼亚理工大学,成了一片烛光的海洋。

华盛顿地区以至全美国的很多大学校园,都举行了烛光守夜写慰问卡等活动,向遇难者的亲属和朋友表示慰问。募捐活动也在全国展开。普通美国人民在自己的同胞患难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宽容,忍耐,祝福,盼望和同情,令人感动。

*赞扬屠杀言论存而未删*

任何一个只要道德和人性没有泯灭的人,都会对这一悲剧产生强烈的同情,然而,中国互联网上,居然出现没有被网站管理人员删除的为屠杀叫好的声音。

一位中国网民在强国论坛上发表评论说:“不就死了三十三个嘛,老夫感觉还是死的太少,和伊拉克每天的爆炸伤亡平民相比,那是上帝在报复美国人,替天行道啊。”

还有一位中国网民作了一首中国传统的旧体诗,发表在强国论坛上,以抒发他对这次美国校园悲剧的感怀。诗曰:“孩儿奔袭美利坚,手刃洋人三十三,敢教 西人齐洒泪,堪慰中东伊斯兰。世界各国多努力,奋勇杀敌争向前,回首向洋看世界,不辞马革裹尸还。”意思是杀得少,多杀几个才好。令人不寒而栗。

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形容词能够形容这类网民的冷血心态。到底什么是道德滑坡,到底什么是人性沦丧,答案不是显而易见吗?

*美国媒体云集出事地点*

最后,再来对比一下中美媒体遇到突发性灾难事件时候的报道。首先看看美国媒体云集维吉尼亚小镇的盛况。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三大广播公司晚间新闻的主播都亲自前往维吉尼亚理工大学,进行现场报道和采访。在这里你能够看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 间新闻的女主播恺蒂库瑞克的身影。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有将近一百名包括记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内的庞大新闻采集团队。号称是美国第四大电视网的福克斯电 视网有70多人在现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也有一百多人在现场报道新闻。除了美国的新闻人员以外,还有来自包括韩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记者。

*新科技广开新闻路*

这次维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悲剧的报道方式,在新闻史上,揭开了采集新闻和报道新闻的新的一页。

一些研究媒体的专家注意到,在第一起枪击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几个小时,信息是混乱的。人们获取新闻的方式,不是通过传统的广播、电视和报纸,而是通过 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新科技提供的信息流通渠道。就连传统的伊妹儿都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网络即时通讯,手机短讯,通过个人博克网页发布的新闻,在大学互联 网论坛上发的帖子,用多功能手机录下的现场录像,数字照片,声音等等。

这些新兴的信息传播工具为第一手信息的及时迅速的传播提供了新的传播平台。甚至连很多专业媒体,例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都充分利用了新的信息科 技,在报道中大量采用了学生用手机录下来的影像,以及学生在互联网上贴的帖子。警方和司法部门得益于大学生在互联网上提供的信息,了解案情的最新进展。

对比美国媒体报道灾害性事件的透明,我们手头上没有中国媒体报道类似校园枪击事件的资料,但是,从中国媒体在报道重大矿难事故的做法我们可以管中窥豹。

*中国媒体报道矿难限制重重*

中国发生重大矿难的时候,首先做的是封锁消息。中央主管新闻工作的部门甚至规定,只有官方的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这样直接受中央控制的媒体才被授权报道重大矿难事故。

和美国记者可以自由地对学生,教师,目击者,专家进行采访和访谈相比,采访中国矿难的记者受到重重的限制。

以辽宁省孙家湾阜新矿场瓦斯爆炸造成200多人死亡的矿难为例。矿难发生后,当局立即派武警封锁了煤矿的出口,并且荷枪实弹在矿场外戒备,不但外国记者不能前往现场采访,中国记者也不准进入矿难事故现场附近。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当时辽宁各大媒体的编辑部均接到辽宁省委宣传部的通知,不得自行报道矿难事故,所有的关于矿难的稿件,只能采用官方喉舌新华社提供的通稿。

*美国报道和评论灾祸很自由*

对比之下,在美国,没有任何一级政府,上到联邦政府,下到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没有任何一个官员,可以对媒体采访灾害性新闻事件做出限制。美国广大民 众不但能够通过媒体的报道,随着新闻事件的进程了解最新的情况,而且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可以发表批评校方,批评警方,甚至批评总统的言论。

报道辽宁矿难时被武警禁止进入矿区的中国新闻界同行,如果能够亲自前往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枪击现场,目睹美国媒体对这个事件的报道,对比之下恐怕会有很深的感受。

《骂“戏子”》

网络上有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骂明星。
骂明星最常用的词语就是:“戏子”。
“戏子”仅就称呼而言,算不上辱骂,但在中国,肯定是赋予了羞辱、谩骂和下贱之意。
这其实是中国传统在人们骨血中继承发扬的结果。
传统中的“三教九流”之说版本不少,但不管什么说法,“戏子”似乎还并不是最糟糕的。中国作为一个金钱、权力崇拜的社会,神仙、皇帝和官员们永远属于“上九流”那是必然的,但“中九流”中“皮影”与“弹唱”有一说倒是排在了卜卦算命、和尚、道士和琴棋之前;即便是在“下九流”中,“唱戏”的却也排在了很多 “劳动人民”之前。
有意思的是:中国很多“劳动人民”不买账,总是觉得自己的身份比“戏子”们要高贵的多。于是乎,骂章子怡、骂巩俐、骂赵薇、骂张艺谋、骂陈凯歌……于是乎,很多闺房内外、床上床下的事情层出不穷,好像他们似乎是个个每天不分昼夜绑在这些明星的裤腰带上瞪眼看着似地,谁和谁偷情了,谁进了谁的房间,谁上了谁的床……差不多谁何时解得裤腰带都一清二楚,有时候比“戏子”们自己了解的自己还要多。
这很滑稽。

为什么说滑稽?因为中国人判定层次的基本立足点在身份、金钱与权力上,就我个人而言,我怎么都感觉不出这些“戏子”比我低到哪里去。“戏子”其实和中国所有人一样,不过是个谋生职业而已。张做官,李当教授,王当工人,赵当农民……差别仅此而已,何来的谁高谁低?如果真要论论身份,用不屑、轻蔑的口吻骂明星、羞辱明星为“戏子”的人,自身比起这些明星们在社会中的真实地位,那更是要“下贱”的多了。不用他人说,自己在家里躺倒床上对着天花板瞪大眼睛想一想,比较一下就明白了。
比较后还不承认,还自认为自己身份比这些明星高,那就对着镜子骂自己“白痴”好了。

施瓦辛格可以当州长,里根可以当总统,古巴的红太阳卡斯特罗同志当年就怎么也想不通:一个“戏子”怎么能当国家总统呢?可见美国这社会有多么的“堕落”。
卡斯特罗同志更不明白:为什么美国的“戏子”们竟然还敢蔑视总统、攻击批评总统,而且经常出现他们拒绝总统青睐的行为与举止,这对老卡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我想老卡同志大概会认为:这些下贱的“戏子”们竟然不受抬举,可见更是下贱了。
然而,当“下贱”的戏子里根嘴里嚼着口香糖、躺在白宫的床上睡大觉时,美国军人就在格林纳达把“世界上最富有牺牲精神”古巴军队收拾的干干净净。
把演艺职业的从事者视为“下贱”的人,肯定不是高贵之人;把演艺职业当成“下贱”事业的国家,肯定是病态国家;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体制平台上,大家都应该是平等之人,无所谓高低贵贱。
奴才意识浓烈者的共性是:喜欢用“贵贱”的眼光来看待、区别人的社会、职业属性。

来源: 倚栏读简 | 链接: 原文链接

一位英国军官分析中国人全面道德堕落的原因

  由人变奴的社会

  “经过汕头、厦门、福州、上海等地。每到一地,我总是尽量跟本地人相处在一起。我发现他们都深深痛恶当前的统治者。一般人都把残酷、凶狠、口是心非归之于中国人的天性,其实这多半是由于邪恶的满清政府所造成的。这些人从婴儿时代起,就习惯于流血和酷刑的惨象.正象他们的祖先在最近两世纪中被满清征服者所屠杀的惨象一样。统治者的无穷迫害使他们麻木不仁,堕落退化;剃发的奴隶标记使他们带着不自然的烙印;横恣暴虐的专制制度摧毁了并贬抑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生命财产完全操在最卑鄙最无人心的官吏手里,操在只有贿赂可以动心的审判官手里;凡是反叛异族皇帝的非正义统治的人,按律是“千刀万剐”,凌迟处死,稍涉嫌疑就被砍头,牵连在反叛案件里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如果中国人沾染了通常是被压迫的弱小者所凭借的狡猾和欺诈,又有什么奇怪呢? ”

  “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辨、斜服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畸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同时,使中国人感到陶醉的闭关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经常激起了欧洲人的嘲笑和轻视。可是,在太平军中间,除了面貌之外,所有这些都已绝迹,甚至于他们的面貌似乎也有所改善;也许这是由于他们在身心两方面都摆脱了奴隶地位的缘故吧。”

  “太平军和清政府奴役下的中国人之间的最突出的,最使外国人注意的对照,就是他们的外貌及装饰的截然不同。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面目愚蠢、装饰恶劣的民族;而使面容变丑的剃发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被,压抑被摧毁。太平军则相反,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有智慧的,好钻研的,追求知识的。的确,根据双方不同的智力才能来看,--再不能有比这更显著的区别,--要说他们是同一国家的人,那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太平军是聪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们的自由风度 特别具有吸引力。你可以看见被满洲人所征服的中国人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部表现了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

  “太平军起义前,中国的情况是极其可悲的:两百年来的暴 /政压迫,显然消灭了这个国家的一切善良高贵的品德,满清人入侵的恶劣影响似乎完成了对于中国人的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全部破坏。”

  “这样,满清政府的排外政策还有什么奇怪呢?闭关自守是清政府的救星;他们的确知道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汉族奴隶的软弱愚昧和迷信退化之上。”

  “满洲人的血 腥统治,他们的暴虐腐朽,他们篡夺中国王位的非法手段,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自由和正义总是通过反抗暴虐统治而取得进展的,伟大的人民领袖也许是今天的叛徒,可是明天他们得到了成功他们就要成为时代的英雄和爱国者。”

  “满洲统治者的这种残忍暴行继续了很多年,凡太平军所到之地,都浸透了无辜者的鲜血:不但参加革命者的家属全被屠戳,而且成千上万的人都以嫌疑处死。我们难道不记得野蛮的钦差大臣叶名琛的夸口么?仅在广东一省,他在一个月之内就杀了七万人以上!这些人都是和平的乡民,他们并没有犯任何罪(因为当时太平军距离广东很远),甚至也不知道株连他们的亲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只是一个满清官吏的屠杀成绩,试想:一批一批戴花领拖尾巴的满清屠夫,将要冷酷无情地屠杀多少生命?这批屠夫从来不敢在战场上抗拒太平军,纵使在深沟高垒之内,倘无外国人帮助也不敢抵御太平军,现在他们却被派来对这些男人的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家属, 滥施可怕的报复行为了。”

  “为了彻底消灭爱国情绪,满洲人强迫被征服的中国人剃去他们从古以来就作为珍爱装饰的长发,强迫他们垂辨,并采用***服装,违者处死。据说,宁死不肯忍受这种民族屈辱的人有千千万万。变更民族装束在一切征服手段中是最明显最能压制人的;这无疑是粉碎中国人民精神的有效方法。凡不肯忍受的就失去了头颅。”

  “中国人在满洲人入侵之前是富足的。优裕阶级的住屋舒适而坚固。现在中国人已没有多少显著的财产,稍露财产迹象就成为政府官吏的勒索对象.从满洲人进入中国那天起,中国就不断地衰落下去,现在人民可以比作匍匐地上的牛马,有一天算一天地活着,最堕落的迷信使他们的智慧变得迟钝愚昧。中国在清政府统治之下,各方面部显示了最悲惨的景象,一个民族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人的充分发展的景象.满洲人为了保持自己的皇位,决定了三个方针:第一、强迫每个中国人剃发垂辫,违者以叛逆处死。第二、凡秘密成立团体者,作为叛国论.第三、清皇帝为了加深统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裂痕,甚至任其(官吏)搜刮民脂民膏,只要不致逼民造反就以。”

  “在清王朝的进展和维持时期,惨道屠戮的牺牲者之多,是欧洲人从来所不能思议的,虽然根据清人入侵以来不断发生的人民反叛和对人民所施行的屠杀的确凿记载来判断,这些被毁灭的生命是从亚历山大到成吉思汗以来历罕见的。满洲人的野蛮统治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残暴的酷刑,尤其施于反叛者的酷刑,以及他们所制定的刑律,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中国最俊美的男人和女人只能在太平军行列中看到,这是奇怪的事实。这也许是由于他们不同的服装和发式。” “妇女摆脱了缠足的恶习,男子摆脱了剃发垂辫的奴隶标记,这是太平天国最显著、最富有特色的两大改革,使他们在外貌上大为改善,和在满洲人统治下的中国人显出了巨大区别。”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他们(农民)都乐于留发,这是太平和自由的标记,跟满洲人及其强加在汉人身上的剃头蓄辩的奴隶标记恰成对照。” “在农村,村民们同样蓄了长发,在新政体下生活的非常愉快。”

  “中国的道德上的、社会上的和政治上的情况,几乎毫无希望地濒于险恶之境。全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极需要加以摧毁.改造、重建和更新。但是,要寻找能够担起这种任务的有效力量却又使人感到了茫然和丧.政府腐败,学者萎靡不振,上流社会卑鄙而懦弱,下层阶级则j忙于生存斗争,整个民族似乎都被缚住了手足。他们的道德力量陷于瘫痪,他们的智力才能陷于萎缩,他们的自由权利在专 制淫威和荒淫无耻的势力之下被摧毁殆尽.政治上的腐朽暴虐,加以鸦片的流毒,磨灭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使他们变成了无能的种族.但是在这种令人茫然沮丧的情况中,我们终于看到了目前的革命运动、革命的主要人物及其所达到的成就:看到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称的,我们要感谢上帝,使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值得称庆的情况。”

节选自英人军官F·A·Lindley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中国社会和人民苦难的根源

――在南开大学、三味书屋的演讲 中国社会病,也叫“中国病”。“中国”这么神圣的词与“病”联系在一起,肯定会引来一些不满。正像当年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引起不满一样。我只是说,类似于以往学者所说的印度病、瑞典病、韩国病、拉美病,借“中国病”一词概括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 什么是“中国病”? 中国病的全部症状集中在“官本位”。也就是说,在传统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从来以“官”为中心,以行政权力为中心。其最大特点是集权主义、全能主义政治,是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秦始皇的郡县制影响深远,毛泽东说:“祖龙(秦始皇)虽死魂犹在”、“历代皆行秦政制”,确实是两千多年不争的事实;而西方近代实行的是法治分权的体制,也就是说,以法律界定行政、立法、司法等横向权力和行政之中央与地方省、市、县各自的权力,总统只能命令内阁班子成员、各部部长,却不能对省、市、县的首长发号施令;而传统的中国是行政权力而非法治权力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形成五级政府;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集于官员一身,司法不独立,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政治权力不受约束,没有边界,是“无限政府”,任何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无规则、无程序政治泛滥,不择手段成为一些官员的真实信条;社会生态是官主民仆,“官老爷”、“父母官”、“为民做主”、“主子”、“奴才”、“草民”思想严重。 与传统中国的官本位情况相反,古希腊、古罗马是反官本位的。古希腊行政官职有时由奴隶担任,行政权力很小,被民主的公民大会、议事会所僭越。古罗马官职仅仅是荣誉,政府强迫有钱人当官,他们以私人资产维持官位的开支,以至于有的富翁因此而破产。西罗马后期由于官职成为负担,官员大量逃亡。正因为西方没有官本位传统,近代以来又兴起“官员是公仆”、“官员为纳税人所养活”的思想和法治分权的制度,所以,官员们往往谨小慎微,克勤克俭,相对廉洁。 中国的官本位产生于辽阔的封闭的大陆型生存环境、浩大的水利工程防御工程、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耕织经济、“官山海”的官府资源垄断等的相互加强和相互作用。 官本位本来是封建中国的绝症,但其流毒肆虐至今,几乎成为当今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如何从制度上、法制上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官本位体现为公权力的肆无忌惮的扩张。“公权力”在这里指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是与“私权利”即个人权利相对应的概念。公权力的扩张表现为封建主义的家长制、特权制、官僚制以及非程序性的权力运作方式的泛滥。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对公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缺少法治监督与制衡。赵匡胤、朱元璋感兴趣的只是如何约束臣下。在中国,官从来大于法,传统文化遗产中也缺少法治的精神。虽然战国时就有法家,但仅为“鞭笞天下”、制御臣民、为统治者服务、成为统治者工具的“法制”,而没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重在约束统治者的“法治”。我们的司法也不独立,以至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一封建主义的流毒在当今演变为某些贪官、恶官的“官要民死,民不得不死”。我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总体上来说人民当家作主,但在少数地区、在坏人当政的地方,人民不仅丧失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而且被贪官们压迫、奴役。 河南卢氏县前县委书记杜保乾利用“严打”之机就抓了数百人,其中有许多是对其不满的人;有人写文章批评他的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他就指示“给我判他三年,必须判!”他要求当地的电视台每天滚动播出他的新闻,而且打出“重要新闻”的字样。当地老百姓编有民谣:“打开电视不用看,里面全是杜二蛋”,二蛋是老百姓给他的绰号。杜保乾每次下乡都要带上几十辆车,前有交警开道,后有公安护卫,俨然是土皇帝。 某县以省重大项目的名义征地,连出让合同、省征地公告也不让村民看。某村民向村支书问补偿款是不是每亩1.2万,见无答复,说了句:“你们不给我们看合同,你们说是1.2万,我还说是6万呢!”结果被县公安局以“歪曲事实,煽动群众闹事”的罪名拘留 13天。村民刘某上访,家被砸,另一上访人员刘某商店被烧。2003年6月18日晚10点多,乡派出所4辆警车开进村里,既无证件,也没有逮捕证或搜查证,就强行翻入农民家中搜捕。2003年6月20日下午通知村民开会,乡100多人“联合执法队”到场,当场抓走女村民申某、郭某等,年逾70的老人也被拘留10天。刘某不在,株连其妻,其妻被拘留15天,在押解途中,因与执法人员辩解,手铐越勒越紧,双腕鲜血淋漓。警车离开村时,开得飞快,将70多岁的一位老人撞倒,不省人事,抢救10来天才恢复过来,几千元医药费无人管。村民不让施工,被逮捕2人,随后警车出村又撞伤2人。村民李某把自己地里被要求种的应付上级检查的假玉米苗拔了,种了其他东西,被拘捕。 1998年,某市村民因卖地问题与乡党委书记和村支部书记发生冲突:乡书记在村民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以重新登记承包地为名欺骗村民,强行收回土地,再私自将基本农田685.74亩转卖给某一单位,致使该片农用地基本绝收,全村的 1700多亩农田也大面积欠收。某单位拨付了2000万元安置补偿费,但这笔巨款却被人私自挪用。2700位村民没有土地耕种,补偿款也没有,等于失去了经济来源。村民们自发到村委会要求看卖地合同,遭到拒绝。村民们提出质疑,村支书置之不理。愤怒的村民便阻止对农用地的施工。地方政府便带领防暴警察及乡联防队员共200多人,开着警车进村。他们头戴钢盔,手握警棍和手铐,对手无寸铁的村民大打出手,打伤三人,摔伤70多岁老人陈大雨,甚至连残疾人都不放过。最后,为驱赶村民,动用拖拉机冲撞村民,致使1人残废且不治而亡,8人重伤,40余人轻伤住院治疗,并抓走村民代表二人。事后还阻止媒体的采访和报道。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居民马继云因其子被刺重伤,对处理不满而上访,刚走出法院就被押上警车送进看守所,罪名是“长期越级上访达八年之久”。75天后几近瘫痪的他被家人抬回了家。 南京市居民孙长征对拆迁补偿不满,一天,他下班回家,发现两间房子已被夷为平地,电视、家具、衣服全部埋在土堆里。 湖北一个县的官员让数万农民下跪,农民告状,他辩解说:你们的父母让你们下跪,为什么不告状;当官的要你们下跪,你们就有意见? 某地公安局仅仅根据一封恐吓信,就抓捕了近60人。有关当局为了彰显打黑政绩,极力拼凑“黑社会”,把相互不认识的、刚来打工的都说成是黑社会成员,头一天刚经过公安局批准购买的矿山用爆炸品都成了“打黑成果”。当局发动舆论工具广泛报道,于是乎,案件上升为上级督办的大案、要案。尽管经过核对笔迹后发现恐吓信与这些人无关,但他们仍将许多民工送去劳教,以显示没有抓错人。 河北省前省委书记程维高把控告他的郭光允打成“反程维高集团”,甚至制造车祸想害死别人,没有得手后动用司法力量,“给我判他几年!”但由于没有证据,最后把郭光允予以劳教。 而在发达国家,即使贵为总统,他可以解雇部长,但也无法开除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更不可能指使警察把一个人关起来或指示法院治人之罪。 程维高们所依侍的劳动教养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弊政,是公权力膨胀的典型。它赋予了官员法外关押老百姓的权力。最近中央不容许超期羁押,许多地方就将证据缺乏或证据不足的案件以劳教处理,而且一律三年;有的地方形势一紧就把一批人送去劳教,也一律劳教三年,把一些本不应当被劳教的人予以劳教;更有甚者,有的地方领导人徇私枉法,蓄意报复,随意将自己不喜欢的人、给自己提过意见的人、正当申诉的人、上访维权的人进行劳动教养。而这只需经过公安局有关科室的批准,不需经过任何形式的取证、控辩、一审、二审等程序。 有的公民因为投诉腐败而被劳教;有的因为会见记者暴露地方上的问题而被劳教;有的因为发表文章抨击形象工程而被劳教;有的因为在涉案的公司打工而被劳教;有的因为为别人说了一两句公道话而被劳教;有的因为有前科遭遇“严打”而被劳教;有的因为错抓而被劳教;有的仅仅因为一句玩笑话而被劳教。 大量的事实证明,劳动教养制度已成为一部分官员作恶的工具。 公权力的扩张我们还可从乡镇机构的膨胀得到印证。 我国的乡镇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8大员10几个人发展到了如今的300余人,甚至1000余人。乡镇有六套班子: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检、武装部; 7所8站:财政、税务、公安、工商、交通、卫生、粮管;农技、水利、种子、农机、畜牧、渔业、食品等。后来许多地方还又新设了土地管理所、电力管理所、交通管理所、劳动管理所、林政管理所、文化市场管理站、环保所、城建所、司法所、检察室,还有经济委员会、文教委员会、计生办公室、工业办公室、人大办公室等。1985年以前,乡镇财税所一般3人左右,后来分成了财政所、税收所,税收所又分成国税所、地税所。乡镇机构臃肿,农民苦不堪言。湖北监利县红城乡财政所105人,加上国税、地税的人超过200人。现在村里有党支部、村委会,有的还有第一副村长、工业副村长,还有民兵连长、团支书、妇联主任、治保主任、调解主任、计生员、水管员、电工等,都要拿工资或补贴。这么多的寄生者,农民的负担怎么可能减轻? 可见,官本位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官本位产生制度化的腐败。官本位、权力的黑箱操作,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贪腐症。古代中国因此成了贪腐之国。中国一部二十五史,实是贪污腐化史。许多人将当官与“做老爷”、“富贵”、“发财”划上等号,古代更是存在着有组织的贪污受贿现象,美之曰“献金”、“礼金”等,冠冕堂皇地做上“三年清知府”,就能贪得 “十万雪花钱”;贪污受贿、巧取豪夺成为制度性的、有组织的、系统化的行为,往往不必偷偷摸摸地进行,而是彬彬有礼地、公开半公开地进行,如利用婚丧嫁娶、节日生日接受下属的“礼敬”等。 汉时的权臣梁冀一句话就吞并了扶风的一个亿万富翁,一个命令就把几千个农家子弟抓来作奴婢,就把洛阳周围几十里的农田强行圈起作“兔苑”,将上千里的地方封起,作为梁家猎苑;一个商人不知禁令,误杀了苑中一只兔子,他竟先后杀死十多人。梁冀的家产值 30万万缗,抵全国租税的一半。 明时严嵩的贪污款相当于好几年的国防预算! 清朝的和?是中国历史上除皇帝之外的最大的贪官,他将乾隆晚年的四方贡物的十之八九都扣下,据为己有,还买通太监从宫中偷窃珍宝;据估计,和?的家产折合白银为8万万两,抵当时全国10多年的税银收入。不过,比起皇帝来,和?之财又是小巫见大巫。乾隆在位时也想方设法进行搜刮,每年他的寿辰时文武百官都要进献,一次所收金佛就多达一万尊,其 80寿礼之黄金编钟就重达一万三千多两。 在传统社会,反腐败也经常采取铁血手段,杀鸡给猴看。朱元璋整饬贪腐最烈,规定凡贪赃白银60两以上者,一律枭首示众,剥皮填草,风干尸体,悬挂于衙门座位旁。他惩治官倒,如空印案、郭桓案,数万人被连累致死。驸马欧阳伦也因倒卖茶叶而被诛。 清朝共有162名二品以上的高官被处死,其中55人是因贪腐而被杀头的。即平均不到5年就有一名二品以上的官员因腐败而被处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反腐败特别重视。改革开放至今20多年,一批贪官如成克杰、胡长清受到了严厉的查处。但由于封建官本位的影响,加上我国社会发生了一对逆向运动,即经济市场化,但行政管制却不断强化,背离了市场经济的民进官退、“大市场,小政府”的要求,致使官员的寻租机会大大增加。如在改革开放前,我国是中央、省、县三级政府体制,地区、乡镇只是上一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规模比较小,可是随着改革开放反而形成了事实上的中央―省―市―县― 乡镇五级政府体制,政府机构臃肿,财政供养人员迅速增加,乡镇政府从原来的十来个人增加到现在的数百人。虽然经过四次政府机构的改革,但由于加强管制的思想没有变、管制给某些个人和集团会带来收益的状况没有变,所以,现实的情况往往是,机构扩张后迫于压力而精简,精简后又基于利益而扩张。目前,我国仅 4.5万个乡镇的财政供养人员就达1280万,每年额外非法加重农民负担4~5千亿元。一般认为,中国的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13%左右,但考虑到巨额的非税收的预算外收入、种种乱收费、乱摊派,实际的比例至少达到30~40%。特别是,自从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后,中央政府拿走了正税大税,而县域经济又不振,这样,许多县乡政府就只能靠乱收费、乱罚款过日子。这是一种“大腐败”、群体性的腐败。 官本位导致中国目前的腐败呈现许多特点:一是“政绩”出腐败。官本位只顾自己的政绩、往上爬,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越是重视表面文章的“政绩”,就越是腐败。河南平顶山市前政法委书记李长河搞湖滨大道和钢城大道,在全市强行摊派,遭到一个副镇长吕净一的反对,李书记怒斥到:“这两条大道是我的脸面,是我的政绩,你完不成也得完成!”吕净一对这种乱摊派、乱收费坚决抵制,结果被李长河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另一个腐败分子湖北省丹江口市前市委书记张二江为了政绩,大肆数字造假, “一个村庄就是一个‘数字卫星’的组装基地”,其国内生产总值虚报为年均增长40%左右,号称“率先摘掉了贫困帽子”,夺得全省“十强”县市。二是专横出腐败。即权力越是不受监督、制约,就越是腐败。深圳南山区前区委书记虞德海大肆排挤、打击不同意见的人,把南山区俨然弄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有人公开说 “在南山区不必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只需与虞老板保持一致。”三是“国有”出腐败。即越是国家的、公家的项目,就越没有人爱惜,就越产生腐败。安徽省前副省长、曾当阜阳市委书记的王怀忠,人称“王三亿”,可见其腐败额之巨。对他来说,国家的资金、人民的血汗钱毫不珍惜,他建阜阳机场,耗资从预计的6000万追加到3.2亿,最终飞机场成了养鸡场;他建“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耗资千万,最后也半途而废;他建电厂投入几个亿,由于仓促上马,目前也停建。王怀忠透支了阜阳市10年的财力。深圳的虞德海也是把国家的钱不当数,他乱投资,“书记项目”最终都成为亏损几千万乃至几亿元的黑洞。四是“乌纱帽”出腐败。即越是官本位的地方,乌纱帽的含金量就越大,腐败就越严重。阜阳市由于有前市委书记王怀忠以及曾被称作“安徽第一贪”的前市长肖作新的“垂范”,买官卖官成风,甚至行情众人皆知:买个乡长、镇长10万,局长50万。山东泰安市前市委书记胡建学也靠卖官发财,当地流传着民谣:“副科提正科,得花一万多;正科提副县,得要四五万。”山西长治市委前常委王虎林得知他即将离开县委书记岗位时,突击提拔了科级干部278人,狠赚了一笔。他就直接对人说:“我是花了8 万,才买了个书记。”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突击提拔102名副厅级干部,获利750多万元。其子接受财物2049万,其情妇获利3000余万元。五是“法杖”出腐败。山西绛县法院前副院长姚晓红,人称“活阎王”、“三盲(文盲、法盲加流氓)院长”。每天他的车到,全院干警都要列对欢迎,有给他开车门的,有给他护车门框的,有扶他走路的,有给倒水的,有扶他躺下的,有给他捶背的,俨然一副太师爷的派头。他经常对无辜者乱施酷刑,有人举报他,他就给抄家11 次。六是结党营私出腐败。也就是腐败窝案频发。现在的腐败如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所说的往往是窝案,“一端就是一窝,一揪就是一串”。河南省交通厅3任厅长前腐后继,前面腐败后面继续,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案,牵出市长慕绥新、省高院院长田凤歧、沈阳中院院长贾永祥、副院长梁福全、沈阳检察长刘实、财政局长李经芳等一批人;卷入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案的有下辖10个县市一半处级以上的干部,涉案数百人。七是公款消费出腐败。官本位造成财政预算和财政支出不受地方人大的约束,不像发达国家的政府招待费等开支都是经过议会严格控制的。我们的许多官员认为,只要钱不往自己兜里装,就不会犯错误,吃点喝点用点没什么,因此,他们大行公款挥霍浪费之道。我国每年公款吃喝约2000亿元,公车耗资3000~4000亿元。仅1997年公款会议、出国就花费2835亿元。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一年的招待费就达200万元,尚不包括下属单位、企业的招待费;另一个县招待费占财政收入的59%。 在目前的社会,也有许多好的清正廉洁的干部,他们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赢得了人民的爱戴,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代表。这些人拒绝纳贿,成为清官、好官,但他们也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很容易被排挤出局。官本位社会淘汰清官,优汰劣胜,是逆向选择。如黄石市一个镇的党委书记董阳上任后狠抓廉政建设,杜绝大吃大喝,来客一律到食堂吃份饭,干部下乡吃饭必须交钱,群众称赞他是好领导,但上级说他“缺少人情味”,“不适应市场经济”,“绝对不是一个称职的镇党委书记”,于是一纸调令,让他任个闲职。绥化市的佘树德使村积累1000多万元,而村里的招待费一年才900元,连大贪官马德都称赞他,但马德说:他只能干到镇一级。领导来了,你不陪好,吃好,送好,谁喜欢你!一个县委书记廉洁清正,于是同僚造谣,说他假装是清官,其实是最大的贪官,还有人把死了的女婴挂在他家门口吓唬他,想方设法把他排挤走。 一般来说,在西方绝大多数国家不存在官本位的制度性的系统腐败。虽然那儿腐败丑闻也屡有披露,但就如一筐桃子,由于能够将烂桃子挑出来,扔掉,所以保持了整筐桃子的新鲜。国际透明组织每年都进行全球范围的国家廉洁度和腐败排名,最廉洁的十几个国家除新加坡外,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如丹麦、芬兰、瑞典、新西兰、冰岛、加拿大、荷兰、挪威、瑞士、澳大利亚、英国等。在芬兰,送礼会被官员视为侮辱其人格,该国已有 30年无重大犯罪事件。冰岛自1918年以后只有4名高官因腐败而辞职,最近一次在上个世纪80年代。 西方国家的官员受到制度、法律、新闻、舆论的严密监督。他们奉行新闻自由,报纸等媒体极尽猜测、窥探、曝光、揭露之能事,使得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处于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一言一行都得十分谨慎小心,其处境可谓不自由甚至尴尬。特别是,像美国有一条规则――除非能证明媒体存在着实际的恶意,否则对官员等公众人物的报道即使不正确,也免受司法追究。而要证明媒体存在着实际的恶意,何其难也!因此,官员们只好接受报纸、电视等的说三道四、评头品足。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因为在民主党党部装窃听器而被迫下台,如果不是继任总统的“赦免”,他还逃不了被判刑的命运。另一位美国总统克林顿,政绩颇佳,但也栽在了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桃色“小事” 上。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对克林顿不留情面,“穷追猛打”,终于使得大总统因为“作伪证”、“妨碍司法”,险些被弹劾。 有报纸说,德国总理施罗德染了发,这一下舆论大哗:总理原来是个弄虚作假的人!幸亏施罗德最后证实了自己没有染发,才平息了风波。施罗德虽然是大国总理,但不富有,为了节省家庭开支,他从别墅搬到了月租金不到600美元的两室公寓里,女儿来度周末只能支临时床;由于请不起家庭服务员,施罗德的夫人现在每天要采购、做饭。德国规定,总理的豪华防弹公车周末使用必须付费,于是,施罗德届时只好开着自己破旧的私家车出门。 瑞典实行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特别强调社会公正,其官员乃至首相决不允许搞特权。首相住居民区,平时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没有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平时除非履行国务,否则不允许使用公车。周末时,瑞典警察可以截住任何公车,包括首相的。 上述西方官员的处境对我国反腐败有很大的启示。反腐败重在废除官本位、塑造阳光下的政府、透明的行政,重在发挥新闻、舆论、公众的监督作用。 三、官本位源于官府对资源的全面控制。中国的各种资源历来掌握在官员、政府的手中。秦始皇废抑私商,汉武帝盐铁官营,唐朝官商合流,大官僚成为大地主;清人捐官,洋务运动大搞官营企业,国民党抑制私人资本,官僚大员操纵企业。改革开放前,“国有”一统天下;一直到现在官控资源成为腐败最大的渊薮,官员们利用权力入股,权力承包,权力分配,权力寻租,在合资、租赁、承包、出售、股份化时低估、贱卖国有资产,中饱私囊,致使国家损失惨重。如一些地方搞管理层收购, “界定产权”,实际上成为以行政划拨的方式把国有变成了己有。如桂林铁合金厂2.3亿国有资产,后来变为1.2亿,最后变为3350万被卖掉。另一个企业,本来净资产超过1个亿,经所谓的“挤掉水分、剔除不良资产”后仅为1500万元,再按“国有资产一次性买断可优惠50%”,最后国有股只剩余500 万,占8%。广州市政府在澳门的企业澳门羊城集团资产仅15.6亿港币,负债却高达50.9亿港币,其董事长不为国家而是帮对方、私人谈判,获得了国有企业55%的股份,并减免了3000万元的债务,而他个人受贿250万港币;其总经理明知香港一公司的地契已被抵押,仍然与之签订土地买卖合同,受贿22 万,而使国家损失3500万。 根据各种资料估计,目前我国一年国有资产流失4千亿元以上。仅八五期间,国有投资4.3万亿元,但到八五末,前40多年所有国有资产的总和才有不到4万亿元。平均每年损失4千亿,考虑到折旧等因素,八五时,每年国有资产流失也在3千亿左右。1999年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了1.4万亿不良资产,但到2002年又新增1.7万亿,平均每年新增4千亿以上。由于政企不分、治理结构不规范等原因,一些国有企业或以国有股份为主的企业也亏损严重,如重庆特钢厂亏损20多亿元,猴王股份亏损35亿元,郑百文亏损15亿,拖欠银行25亿,湖北荆襄化工集团投资40亿,处于倒闭状态,中原制药厂投资13个多亿,现负债30亿,中州铝厂投资近20亿,负债35亿,川东天然气氯碱工程损失13个亿,广州乙烯工程投资80个亿,至今无法形成生产规模。 现在一些地方又兴起“官商”,如在安徽、湖南、吉林、浙江等省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兼任企业董事长的“红顶企业”随处可见,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出台鼓励公务员辞职留薪或带职下海经商的政策。在安徽省,“企而优则仕”已成为较普遍的现象,“官”“商”交叉兼职、个人拥有双重角色的事例比比皆是。如芜湖市委书记兼任奇瑞汽车公司董事长;涡阳县双轮酒业集团董事长兼职县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兼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玉美集团董事长兼职县人大副主任;天安集团董事长兼职界首市政协主席,市长兼职沙河酒厂厂长,分管工业经济的副市长兼职碧泉集团董事长;临泉县化肥厂厂长兼职县委副书记,现仍分管全县的政法工作,县文王酒厂厂长兼职县委常委;古井集团董事长兼职亳州市委常委┉┉。一个现代型政府的底线是公权与私利的分开、政经分开,不得以行政权力谋取私利,不得自我设租、自我裁决、自我得利,不得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纵然地方政府有千条万条的理由,也不得越出这个底线,以丧失公正换取所谓的“发展”。 还有由于官本位,官员、政府利用自己的权力搞行政性垄断。银行、电讯、航空、铁路等行业的国有、行政性垄断,股市、出租车等的准入审批制,削弱了竞争,保护了落后,抬高了服务价格,催生了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据分析,由于行政性垄断,我国每年国内生产总值损失2~3万亿元,产生的腐败额约2500亿元。只要取消不必要的审批和限制,我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甚至可以达到30~40%。 四、官本位必然造成政府职能的颠倒――一个现代型政府奉行政经分开、官退民进的原则。也就是说,政府的职责是搞好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设施建设、国防与治安,一般不能从事经济活动,不能直接干预微观经济。官员必须从市场经济中退出,减少管制,限制公权力,缩小政府规模,实行广泛的公民自治,让民众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角。 而在我国,政府把大量的时间、金钱用在了审批、管制、国有企业、新项目、新工程上,企业经理成天围着政府转,到政府那里“烧香拜佛”,哪有精力抓经营管理?如一家工厂开办技术开发公司盖了391个公章,一个工厂的基建项目盖了745个大印,南京一个工程完工时盖了上千个图章,其效率之低令人瞠目。 而对其份内的事我们却经常没有做好,也没有精力和财政能力做好。如在我国,目前科研总经费只及西方一个跨国大公司的科研经费,全国大中小学教育经费之和仅相对于美国一个名牌大学的经费;而且,我国科研开发经费、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均位于世界的后列。 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也应是政府施政的重点,国家必须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以民生为中心的发展道路。可是在我国,199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为了甩财政包袱,搞起了医疗卫生产业化改革,医院成为赚钱的机构,但又保持了政府的行业垄断,于是,药费奇高,治疗费惊人,以药养医,以医谋财,成为普遍现象。一些医院“有病无钱莫进来”,其冷漠程度竟比衙门有过之而无不及,把“救死扶伤”的天职忘在了脑后。每年估计有数百万的农民、工人无钱治病,不治而亡。 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健康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26%,而中国仅为0.62%。从1990到2000年,中国的医疗费用增加了10倍,可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村人口从1970年代末的85%下降为1990年代中的不到10%,参加医疗保险的城市人口从1993年的 73%下降为1998年的56%。至今,全国还有76%的人没有医疗保险。 在环境保护方面,由于片面地强调经济建设,一些地方领导只重GDP、“政绩”,采取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祸害子孙、殃及人民健康的方式搞经济建设,致使全国环境问题突出,70%的河流水域被严重污染,20年中癌症死亡率上升了47%,肝炎患者占世界的75%,每年新增的沙漠化面积达3400平方公里,中华民族的生存家园很可能会在几十年中破坏殆尽。 在法治建设方面,政府更应当殚精竭虑。现在,农民权益、劳工权益的保护亟待改善。农民动辄被乡镇官员罚款、罚跪、关黑屋,被拘押、劳教,农民的声音无人听,有理无处伸,农民自杀的现象越来越多。中国每年煤矿死亡的人数占世界的一大半,美国每亿吨煤死3人,印度50人,中国700人。2002年,中国各类工伤事故死亡超过14万人,尘肺病患者58万多人,潜在的职业重病患者达数千万人。 可见,政府不是没有事情可做。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国家,政府应当全力以赴抓科教文卫、环境保护、法治建设等工作,而不应当越俎代庖,去干预微观的经济活动。 五、官本位必然形成官民对立。古代官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地位鸿沟,官主民仆、为民作主、明君清官、小民草民意识浓厚。社会上只存在两类人:“主子”、“老爷”与“奴才”、“小人”,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完全由前者来决定;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与封建时代有本质的区别,但少数官员侵害公民权益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如黑龙江省农民黄淑荣上访,控告土地分配不公、村长贪污等,所反映的情况都是真实的,但被县信访办多次关进精神病院。我国公民的档案内容也是由“领导”黑箱操作的,有时为了报复、整人,当官的给塞进黑材料,让你一辈子翻不了身。湖南城市学院毕业的汤国基十多年不但因此找不到工作,还被多次关进精神病院,现在成为自由作家,定期向有关部门申述,要求档案透明化,当事人要有知情权。湖南农民王威发被刑讯逼供,入狱7年,经过30年申冤才获无罪判决,但至今不给赔偿,国家欺负了小民,小民也无可奈何。广西农民谢洪武被关 28年,是无案宗、无罪名、无判决、无期限的“四无”案件。历任看守所所长也不知道为什么把他关着。谢洪武被稀里糊涂地关着,个人无法抗拒“国家”专政工具的力量。河北的一个城市拆迁,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拆迁办主任却说:你们只当日本鬼子来了,打了你们两个嘴巴,没打你们一枪,你们就认便宜吧! 山东某县民选村长崔某要求村务交接,镇领导不支持,怕帐本一交出,问题会暴露出来。崔到北京上访,回去后就被当地以“煽动农村不稳”的罪名被逮捕。 一次,直选的安徽某县的一个村长薛某在村里广播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被镇领导找去:“没有镇党委的批准,谁让你播的?”之后,被判刑1年。宣传党中央的政策竟然被地方政府看作是违法的。 六、官本位产生“窝里斗”的中国文化。由于官本位和人口过多,大家都往当官的狭窄道路上挤,使得中国社会充满了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激烈较量,人际关系异常复杂,内耗巨大,如今许多海外留学生不愿回国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勾心斗角太厉害”,“人际关系太难处”。复杂的人际关系又产生了窝里斗的文化,推崇谋略权术,中国成为谋略之国。现实的中国人不以道德而以谋略著称于世,所谓仁义道德只是表面的掩人耳目的东西。中国诸子百家也以谋略见诸于世,《老子》、《孙子》、《韩非子》、《鬼谷子》等谋略名著早已盛传于海内外。现存的中国古代兵书达二、三千部,最有名的有《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唐李问对》《将苑》《登坛必究》《虎钤经》《兵经》《投笔肤谈》《乾坤大略》《守城录》《兵垒》《太白阴经》《百战奇略》《练兵实记》《草庐经略》等。这些谋略大到治国平天下,小到修身避难,为历代官僚士子所揣摩运用。在中国,政治、社会、人生谋略通称“文兵法”,可见,它们的运用不亚于用兵。而且,官本位的中国政治谋略十分卑鄙、残酷,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信口雌黄,阳奉阴违,奴颜卑膝,骨肉相残,投毒暗害,杀尽功臣,食肉寝皮,夷灭九族,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窝里斗”是“文革”的典型特征。中国人发明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天下大乱”,“越乱越好”等现代“窝里斗”、“内讧”理论,上有所好,下必行焉,于是,红色恐怖蔓延,“炮轰”,“横扫”,“戴高帽”,“喷气式”, “开膛摘心”,“人肉宴席”,“刀剁屁股”,“开水洗澡”,“打靶”,“上吊试验”等暴行风靡一时;揭发父母,夫妻开战,卖友求荣,派性斗争,文攻武卫……,窝里斗悲惨热闹非凡;内斗之言辞也上纲上线,有排山倒海之势,什么“恶毒攻击”,“别有用心”,“疯狂叫嚣”,“罪恶勾当”,“砸烂狗头”,等等,不一而足;内斗的人们忽而飞黄腾达,忽而横遭凌辱,令人目不暇给,唏嘘不已。 七、官本位导致了中国社会整体道德的堕落。由于长期的官本位之人治、专制、不择手段的政治斗争,使得国人的道德感薄弱。尽管纸上写着一流的道德,可现实中的许多中国人虚伪,喜欢虚假的应酬、言不由衷、阳奉阴违;人们的权力意识过于强烈,对官员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丧尽人格。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说:“现在人都变成鬼了”,于是他一边信起佛教,一边大肆腐败。浙江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年轻时与市委书记做邻居,他主动到书记的老母亲家做免费保姆,洗脚梳头,试图以溜须拍马换取官位。 尽管上从《尚书》的“兴公灭私”下至“文革”的“斗私批修”都要斩尽杀绝“私”字,要求人民“狠斗私字一闪念”,但许多中国人却很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损公肥私。所以,有识之士称中国人“有私无公”;与此相反,现代文明社会容忍一己之“私”,并顺乎私欲,发挥人的功利主义、自利主义、合理主义的本性,设立市场,尽量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为之建立起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社会的公德意识、文明水平反而越来越高。 由于官本位的专制、人治社会的祸福不定、不择手段、没有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法治规范,弄得一些中国人诚实心、爱心、公共心全无。倘若路有死伤危难,许多国人是不会费举手之劳去救助的。前些天,福州一位78岁的老先生在接孙女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晕倒在地,牙齿被摔掉,鲜血直流,孙女吓得直哭,有上百人围观,但没有一人援救,甚至没有人报警或打120。 在“文革”中,中国人的道德更是斯文扫地,可谓出尽丑相。有密室策划,有罗织罪名,有断章取义,有突然袭击,有引蛇出洞,有倒打一耙……,玩尽智巧,无所不用其极!或打倒别人,抬高自己;或背叛亲友,向组织告密;或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或赌徒压宝,投机取巧……。人们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可是口头上却大喊“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 八、官本位致使国民精神萎靡不振。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闭关锁国、专制压迫使得国人逆来顺受,奴颜卑膝,墨守陈规,惧怕变化,怯于改革,闲散懒惰,无责任心,无敬业意识;官本位的文化摧残精英、否定个性、封杀思想。中国存在着人才负筛选机制――择劣机制,擅于溜须拍马、奉迎钻营的庸才平步青云,而有个性、有思想的人往往遭遇不幸;还有,封建统治者鼓励学者们亦步亦趋,以注解经典、背诵八股为神圣,不许离经叛道,遏制创新,这些都导致了中国社会长时期的停滞或退化,使得中国人奴性、惰性巨大,创造性丧失。 官本位还导致了急功近利思想、世俗主义思想的泛滥。由于人治、官本位的风险不可预期,所以,一些中国人沉溺于人生享乐、富贵长寿,迷恋于实际,迷恋于经验,浩瀚的历史典籍皆为经验之资,皆是人际关系、治国平天下的经验、人斗人的经验。而中国人不善于吸取如何使得国家长治久安、制度、法治的经验。不思考如何避免王朝循环,只是跟着感觉走。 或者说,中国人几千年深受专制压迫却不知道反省制度,近代以前的历史上甚至未曾出现过一点点民主的理论火花。孔子的德政、孟子的仁政只不过是与专制相辅相成的人治的一种形式而已,他们当然与民主政治是无缘的。而同时代的古希腊无论是民主理论还是民主制度、民主实践,都创造了早期的辉煌,尽管它们很不完善。中华民族虽然灾难不断出现,两千多年来,内乱、战争不断,人口死亡过半的动乱就达10次,但没人总结教训、完善制度、提出防范悲剧再度发生的措施,相反,不幸和痛苦很快会被忘却。朝廷也只许歌功颂德,不让揭露问题,并且一味地进行愚民教育,让人们沉湎于皇帝、明君、圣人,陶醉于“太平盛世”,沉溺于功名利禄、光宗耀祖的世俗主义文化当中,社会永远处在“福文化”、“大团圆文化”、“吃文化”的喜庆之中,无危机意识,不知道危机迫在眼前、灾难源自何处,于是,愚氓遍地,专制统治得以维持。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也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人们以“泯灭是非心”、“难得糊涂”为座右铭,使得社会正义感沉沦――不择手段之举被人赞为“有手腕”,当小人、叛徒被说成“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抗战时数百万。因此,有人甚至认为中华民族是无罪恶感、无是非感的民族。 总之,官本位的中国病表现为公权力的肆无忌惮的扩张、腐败的制度化、官控资源、政府的错位、官民对立、黑箱操作、窝里斗、道德沦丧、人性奴化、缺少理性思维、社会陷入停滞等种种问题。 邓小平及其后的改革正在试图改变这一切,一定能够逐渐治愈或减轻“中国病”。 治疗“中国病”,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对经济、文化、社会进行大胆而全面的变革。 破除官本位最重要的是民主选举,让各级官员逐渐地受到人民的监督和控制;其次,是发挥现代法治主要是治“官”的作用,约束公权力;其三,对官员进行舆论监督,让新闻媒体自由地反映民意民声,揭露特权和腐败。 中国共产党是奉行“三个代表”的政党。“三个代表”的最大敌人就是官本位。官本位代表了落后的生产力、官控的经济,代表了落后的不择手段的道德沦丧的文化,代表了官僚特权阶层的利益。所以,落实“三个代表”,不能对中国病讳疾忌医,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官本位。

为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续篇

为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续篇 二十二年前的9月24日,已驾鹤仙去的台湾著名作家柏杨曾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表题为《丑陋的中国人》的讲演。柏杨先生认为: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都来自器小易盈(肚量小,易装满,不能容人,容识,容物),见识太少,没有平等观念,只有成王败寇的固有思维的民族逆根性。中国社会就是个大酱缸,泡在其中,一些人不知不觉中身上就传染了种种“滤过性”的病毒——虚矫、自私、冷漠、猜忌、心胸狭窄、死不认错、责人严,待己宽、爱幸灾乐祸、没有合作精神、缺乏同情心……一代又一代。不说自己最行,感情上就接受不了,即不能正视现实,又不能严以责己,宽以待人,闻过即喜,从谏如流。这就是中国人被称之丑陋的个中原因。这种民族病根,到今天也不能痊愈,影响着一代一代子孙。作为智者,睿者,觉者,他的这些认识,对于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人,不啻是当头棒喝,不啻是一剂良药,当然也会招致无数责骂,甚至冠以卖国贼,崇洋媚外的罪名,视为不孝的子孙。但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对比对比,我们始信此言不谬,其实包含着许多真理的成分。今天,面对中国世俗社会众生百相的人文表现,想想柏杨所讲的道理,不由人不为之续篇,以为警世之钟,来发聋振聩,以警示及勉励国人,每日三省自身:对家国忠否,对事业勤否,对朋友信否,对责任诚否,对他人宽否,对自己严否,等等其他。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传统道德提倡忠、孝、节、义,杀身以成仁,舍身以取义;勿以善小而不为,物以恶小而为之,己所不欲,勿施予人;朝闻道,夕死可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但扪胸自问,反躬自省,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世俗大众,有几人能达到那理想境界? 改革开放,中国人从清心寡欲,布衣陋食,艰苦朴素,虔诚问道的苦行僧般的生活环境中走上驶向现代社会的航船,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开始从物欲世界里寻求自己的所需、所欲、所爱,所求,乘长风破万里浪,驶向理想社会的彼岸。 这本来是皆大欢喜的民族幸事,但船行间却时时搅动起不协和的噪音,不安而无可奈何的叹息,和一团团沉渣和污泥。由此考察国人在世俗世界里的种种人文表现,却不能不使人扼腕,叹息、忧虑,甚而愤懑。这个古老文明的民族怎么了?怎么相当一部分人变得贪婪,自私,卑琐、庸俗,势力,怯懦,狭隘,甚至有点神经质和歇斯底里? 这部分中国人是卑琐的。你看,在前往东南亚、欧美的旅行团和散客队伍里,那熙熙攘攘的人群,总有人随地吐痰,揎拳猜令,高声喧哗,乱扔纸屑,饕餮食物,顺手牵羊带走小摆设,前呼后拥;就像一群傻大冒,自以为是,旁若无人,我行我素,随心所欲,那里还有点文明国家人的素养,风范和自律精神?要知道,率性而为,是坦率,自然的表现;随心所欲却是放肆,欠缺修养的表现。为此常常招致外国人的白眼,蔑视却浑然不觉,这不是国人最大的不自量吗? 因为卑琐,他们表现得不大气,不大量,放任所为,举止行为粗俗不轨又不知自我检点,反而自得其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把修身养性,知书达理,文明礼貌视做虚妄、迂阔。因为不学无术,没有鉴别力,他们的内心世界极其低下,愚昧和混乱,区分不了假恶丑,也辨别不了真善美。他们实际是极其可怜,可悲的。 这部分中国人是肮脏的。你看旅游胜地,名胜古迹,大中城市,除了有专职卫生人员管辖的地区,哪里不是纸屑飘舞,塑料袋如旗幡,烟头,痰唾遍地,便溺布满稍稍幽僻处,文物上刻满了张三李四?火车上一边吃瓜子,一边在大热天里抠臭烘烘的光脚丫,把鸡蛋壳、水果皮扔在邻座脚下仍旁若无人。只图自己方便,不管他人好恶,环境污染,整个的是俗语所说的“驴粪蛋蛋外面光”,有甚者,简直就龌龊不堪,一个混球。良好习惯的缺失,内心世界的不洁,怂恿了行为举止的不当。哪里还有点文明素质? 这部分中国人是狭隘的。不能宽以待人,“大肚能容,容天下可容之事”。以偏狭的胸襟,短浅的见识,度己度人;唯我独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稍有不顺,不是猜忌别人,就是泼妇骂街,或者动辄拳脚相向,恶语中伤,把同胞,同族视若寇仇,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宽容,博爱精神,对他们如对牛弹琴。以至表现在文艺作品里,武人非欲争天下第一。不知天下之大,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第一,就好像数学王国里没有最大和最小,宇宙是无穷和无限一样。商人则是无商不奸,惟利是图,巧取豪夺,弄虚作假,以次充好,没有诚信,无所不用其极。文人则是意气用事,同类相轻。在网络里,不是平心静气地平等地讨论学术问题,允许不同观点存在,人人畅所欲言。而是像文化大革命时的“四人帮”,动辄乱扣大帽子,挥动大棒,封闭言论,似乎天下只有他自己最正确,谁都得听命于他。其实,连起码的形式逻辑和驳论,立论原则都说不清楚,只是“嘴尖皮厚腹中空”而已。官吏则是勾心斗角,拉帮结派,蝇营苟利,贪恋权势,尸位素餐,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哪里有家国天下,手足兄弟?哪里有磊落人品,荡荡胸怀? 这部分中国人是浅薄的。因为精神世界空虚,因为缺乏理想,情操,追求,不是通过辛勤努力,刻苦学习,不断拼搏, 去获取自己的明天,总是幻想着得到什么灵丹妙药,传世奇书,飞来艳福,侥幸机遇,靠山背景,走终南捷径,一夜暴福,一举成名。甚至不择手段,故弄噱头,出卖灵魂和肉体。但生活是无情的,除了个别天才和幸运儿,名利一夕双收,对于大多数人都是可望不可遇的虚幻梦境而已。因为这些玉米粉丝海带们生活在无忧无虑,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的环境里,小家碧玉,即没有吃苦耐劳的品质、体魄,又没有应付世间苦难,坎坷变迁、曲折复杂时世的精神和思想准备,只能以苍白的心灵把偶像崇拜,卡通与魔幻世界当作自己唯一的乐事。他们不理解真善美,以为偶像的扮相美,就是世间的最酷;偶像的谈吐就是世间的最真,偶像的行为举止就是世间的最帅 。忘记了那不过是表演,一种虚幻的真实。明星的灿烂世界,实际也充满了龌龊,也有痛苦、屈辱,眼泪和不幸。有朝长成,面对现实,他们会明白,“少小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乃是人生的真理。当你不得不为生存与世拼搏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多么空虚,多么无能,多么不适应的时候,你是怨国家,怨时代,还是怨自己? 这部分中国人是狂妄的。他们不谙时事,不知人生艰难,仕途坎坷,人心险恶,只知老子天下第一。愚蠢的骄傲,盲目的自大,无妄的自负,不可一世的盛气,骄气凌人;就是他们的表现。实际上他们对历史,对现实,对人生的理解和认识非常肤浅,只知道道听途说,一厢情愿,盲目崇拜和贬抑。还要自以为是,动辄训斥别人。他们说别人这不懂那不懂,其实他们一不会做工,二不会务农,三不善文字,辞令,四不善做人处世 。失去了出身、权势、背景、财富,青春、色相的依靠,他们就只剩下一堆肉。他们以骂人,唬人为能事,没有是非善恶标准,没有执着的追求和不灭的信念。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绣花枕头,即对自己负不起责任,又对国家民族缺乏忠诚,一旦势易时移,优势不再,即易成为鲁迅先生所谓的丧家的乏走狗和癞皮狗。其实即没有骨气,也没有人格。 这部分中国人是庸俗的。酒色才气,人情世故,权势地位可以左右他们的意志,驱使他们的灵魂。他们没有是非观念,只知明哲保身,得过且过。在单位上时时仰领导鼻息,察言观色,谨小慎微,没有原则,没有立场。唯知从权,从势,从利,苟且偷生。在社会上浑浑噩噩,混沌人生,从不向往与追求真理,理想。只须追逐声色狗马,酒池肉林,现实享受,靠市侩势利,顺风施舵,随波逐流,卑卑微微地活着,活得很得意,很自在,很自负,其实也很可怜。 对于无论何时何地,都有人打麻将,推纸牌的现象,当年,胡适先生曾经发问:“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入侵中国。侵略者发现并喜爱上了麻将,并把它带回了欧美,也曾经风行一时,成为东西方皆好的时髦玩意。但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叶的经济衰退,忙于进取的欧美人,逐渐把它置入高阁,重新让她退出欧洲市场。惟有中国人仍然以此作为东方文明古国的国粹,从八十年代死灰复燃起,到今天“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身的大事业!”(胡适语)这就是这部分庸俗中国人生活的乐趣! 这部分中国人是自私的。在他们心目中,只有自己,家庭,利益,没有正义和德行。在商战中,他们可以制造和贩卖假药,假化肥,假化妆品,掺假食品,粮食,质次价高的机械产品,仪器,电器,蝇营苟利,坑害百姓。不知天理良心是何物。在官场中,他们可以指鹿为马,助纣为虐,弄虚作假,浮夸冒撂。只知官运亨通,保住乌纱帽,而不知当官为民做主。他们其实与穿窬打洞,抛骨扬尸,为了发财,去窃取文物的盗墓贼一般无二。他们只是站在个人利益的立场上,认识社会和历史,评价是非。观风向,牟利益而动。他们可以指责张,指责李,唯独不指责自己,在利益面前,六亲不认,忤逆不孝,有奶便是娘。他们只知攫取,不知奉献,贪赃枉法,只是为了一个“利”字。早已没了灵魂,没了良知。 这部分中国人是怯懦的。吹牛说大话,一个比一个行,遇到危难,需要挺身而出的时候,大都是缩头乌龟。他们只是在门背后,私下里充英雄好汉,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因此,某些地方,中国的小偷流氓,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用两把水果刀,逼抢一大轿车人的钱财,可以在大街上侮辱妇女。警察巡夜救了被流氓拦截的俩女子,自己负伤倒地,那被救者竟然自己逃跑,始终不肯出来为受伤警察作证。可以说是道德沦丧(见近期《兰州晨报》)。有人落水掉入黄河,城市河畔成年人观者如山,就是没有人肯下水救援。两个下水救人的少先队员百思不得其解:“叔叔、阿姨们怎么对人命关天的事无动于衷?”凡此种种,一个民族,连起码的正义感,做人的准则,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传统都丢失了。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如此环境熏陶出来的下一代,将个个怯懦,虚弱,经不得战阵,这个民族还有没有希望? 这部分中国人是虚伪的。他们把自己包裹在重重伪装中。不敢畅所欲言,不敢真诚相向。说话,做事都要看看动静,查看一下周围人和领导的眼色,再顺着权威的意思逢迎配合。他们时时,揣度别人的心理,观风向而动,以至席不安枕,食不下咽,活得实在累。他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场合里口口声声拥护,赞成,背地里骂爹叫娘,奉行着自己的那一套。他们没有人格,以奸诈,做作,装腔做事,趋炎附势为能事。谁也无法真正弄清楚他们阴暗的内心究竟想的是什么。他们可以在人面前做人,人背后做鬼。呼风唤雨,左右逢源,永远没有真话,永远无法交心,永远不可能成为真诚的朋友和忠诚的战士。因为他们虚伪的目的,是以假象大售其奸,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部分中国人是贪婪的。贫贱时,锱铢必较,斤斤计较,吝啬成性。比高老头还要抠,比夏洛克还要让人讨厌。富贵时贪得无厌,没有穷尽时。敲诈,勒索,受贿,索贿,变相占有,造假贩假,掘墓,非法侵占,无所不用其极。象陈希同,田丰山,陈良宇这样的高官和大小贪官污吏,掌握着国家的重权和封疆的权益,生活享受已远较平民百姓高出许多。还要贪欲无限,为子孙,亲属谋取无限利益,可以说是利令智昏,天理难容!惟其贪婪,就没了道义,责任,心中没有江山社稷,黎民祸福,只有金钱物欲。惟其贪婪,就丧失了原则立场,可以徇私枉法,可以卖官鬻爵,可以助长腐败,堕落,可以亡党败国。盛唐败于李林甫、安禄山,明亡始于严嵩,魏仲贤,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凡此种种,都集中地体现了这个优秀民族存在的逆根性(除了民族精英以外)。因为保守,怯懦,偏狭,自私,虚伪,不团结,窝里斗,缺乏了强有力的领导和骨干的推动,就极易被分化瓦解,分而治之。不能永远团结一心,促进文明的进步。同样原因,才营造了让权奸、贼臣大售其奸的环境;因为迷信帝王,畏惧权势,明哲保身,才不能勇于与黑暗和邪恶(走投无路时造反,那是特殊的表现)势力斗,为真理视死如归。就延续了整个民族的苦难;甚至一再被异族征服,成为可悲的亡国奴。因为臣服权威,领袖崇拜,痴迷盲从,就造成了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蔓延发展的土壤,从而干扰了经济建设的大方向,影响了民族繁荣昌盛的大局。但是,永远是待己宽,责人严的这部分中国人,从来没有反躬自问:自己做人的道德如何,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是否尽了公民的义务,是否洁身自好,为人师表。往往光有一张说人的嘴。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对自己是自由主义,对他人是马列主义。他也就可能永远是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中国人能否正视自己民族固有的逆根性,勇于革除历史积弊,坦诚,直率,积极,有为地对待人生,作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确实需要面对自己丑陋的一面,有勇气承认它,摈弃它。如果一味好虚荣,爱面子,自视甚高,以阿Q的精神胜利法自欺欺人。那这丑陋将始终相识相随。这个古老文明的民族将会被这些沉疴掩盖了自己曾有的光辉。在现代文明的世界里,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永远会徘徊在不知自我的虚无的空间,顾影自怜,形影相吊。 我们是否应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扫除柏杨先生所谓的“滤过性病毒”,发扬本民族优秀的传统,借鉴与吸收其他民族道德文化中精华的部分,真正骄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顺告读者,请勿自做多情。对号入座。正视本民族的不足,不要一味地夜郎自大,自我陶醉。世界上任何优秀的民族,都是在不断的进取中,扬长补短中,抛弃了自己固有的逆根性,走向世界的前列的,愿我们也能这样。
作者:摩天岭岭之鹰 | 链接:原贴地址

飞行着的石头和愤青

有一句名言“如果一块被扔出去的石头会思想的话,它也肯定会认为是在按照自己的意识在飞行”。

 

现在全国上下反日高潮方兴未艾,到处都是“只要反日就是有理”,上海有打华师大日本留学生的,北京有砸日本大使馆的,“打砸抢”就剩下还没有抢了。

 

但是在这些反日战士中,有几个人真正了解日本的呢?

 

就说南京大屠杀吧,国人知不知道日本人从来没有否认过这是战争犯罪,即使极右翼也只敢在到底有没有30万人上做文章。据我所知,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就只有原民进党,现属民主党的西村一个人,石原慎太郎都没有否认过。

 

日 本的教育,可能让国人很吃惊,是左派把持的。中小学教师的最大的工会组织“日教组”是由日共控制的,他们否认天皇,否认自卫队,否认太阳旗,否认“君之 代”(日本国歌)。这点知道的人可能不多吧?日本没有“国旗国歌法”的,所以太阳旗,君之代在日本经常被扯皮。前年文部省要求学校的毕业仪式上要升国旗, 唱国歌,遭到很多学校抵制,有不少校长被撤职的。

 

国人知不知道,在日本“爱国主义”这个词是犯忌的,谁都不敢用的。因为让人想起军国主义。

 

国 人知不知道,日本入常其实只是小泉的政治秀,没人想入,就小泉想,小泉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上台的,上台以后却处处碰壁,内政搞不好,就只能在外交上玩玩了。 小泉上台后的几次国政选举都是靠打北朝鲜绑架这张牌才如履薄冰地走了过来,现在这张牌打到头了,北朝鲜不可能再有让步了,怎么办?玩入常这张牌吧。

 

“军 国主义复活”?那是笑话,看看地图就知道了,美军的横田基地在什么地方?就卡住了东京湾!日本人敢动?所以石原慎太郎作为东京都知事,看着横田基地就有 火。有火也没办法。谁让你和老美去打的?谁让你不听山本五十六大将的话的?国人看到山本五十六在日本受人尊敬可能会想到军国主义复活什么的。其实不然,山 本五十六受人尊敬是因为他反对对美开战,而且准确地预言了战争的结果。因为山本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他知道美国的工业实力,美国是无法战胜的。

 

日本是只有战死的军人才能用方尖型墓碑,那个墓地里都有这种墓碑。看看上面的字就知道几乎全是死于二战的,每家都有人在国外战死,在国内被炸死。所以日本人最不能想象就是再和谁打仗。夏天89月 份日本各地都有象中国庙会那样的节日,最后的高潮是游行,各大公司,民间团体出彩车,出乐队游行。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的是谁,国人可能猜不出来吧?猜不 出来不要紧,看那牌子上的汉字,是个中国人都认识,“驻日米军管弦乐团”。我曾经问过不少日本人“看见他们烦不烦?”要知道驻日美军的费用是日本人买单 的,每年每名美军要花费6000多万日元,就是60多万美元。日本人怎么回答?“不烦,有了他们就有了和平,不会打仗了。”

 

我不知道从那里看得出来日本在复活军国主义?

 

日本人不肯正视历史?不肯向受害者赔罪?如果美国在南海撞机事件后的"I am sorry"就可以算是道歉的话,那么日本已经道过多少此歉了?田中首相,日本天皇,包括国人最恨的小泉,小泉在卢沟桥抗战纪念馆说了些什么可能国人都不去记忆了吧?

 

89年欧美各国制裁中国,就日本没积极参加,不但不积极参加,而且还派天皇访华。这算什么?这不算对华友好?有人有要说了“那是想做生意”,可我要问了,你要别人怎么样啊?

歪曲历史,确实有歪曲历史的人,确实有歪曲历史的教科书,但是有多少人?日本是个民主国家,你不能不让别人说话,至于听不听是你的自由。所以我还不知道有哪个学校用了扶桑社的教科书的。

 

话 说回来,中国人又是怎样对待历史的呐?不说别的,抗战史从我上小学到现在有几种版本?那个版本是真的?什么“雍正王朝”,“康熙大帝”,“乾隆大帝”什么 的是不是在歪曲历史?和坤是谁都知道的大贪官,雍正是大兴文字狱的暴君,不知什么时候成了可比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了。那算不算歪曲历史?对,那是 文艺作品,没人把那玩意儿当真。可为什么就一定认为日本人拿扶桑社的玩意儿当了真?

 

20年 以前,国人最很的是苏修,苏联人最坏,最不是玩艺,中国所有倒霉的事全是因为有苏修在搞鬼。只要苏修完了蛋中国就好了。现在也一样,只不过苏修换成了日 本。日本人最坏,最不是玩艺,中国所有倒霉的事全是因为有日本在搞鬼。只要日本完了蛋中国就好了。历史就是这样惊人的相似。

 

现在知道了,当年的恨苏修只是被人洗了脑,那么,现在呢?

 

经常有这种事:你所想的,不是你要想的,而是有人要你想的

纳闷:中国青年一代为什么奴才更多奴性更重?

——帝王剧是我们的奴才教科书

我常常纳闷,一个自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国家,一个自称代表先进文化的国家,怎么长期以来电视屏幕上充满了封建帝王?不过我知道中国人一贯就是这样撒谎撂屁,从来不会因为撒谎瞒骗而脸红害臊,所以一向也懒得认真。观举国上下,既无人自省思考,也不见有谁扼腕,更没有人追究问罪。

当代中国青年一代,一生下来就被社会“封”为“小皇帝”。由于电视上每天开口“朕”,闭口“陛下”,所以,这一代“小皇帝”无不模仿古代的皇帝、皇后的举止做派,至少也是以公主格格或贝勒爷自居。在他们的童年幻觉里,一个个觉得自己比谁都高贵。

及至长大,上学的艰难,就业的困难,这一代人纷纷从幻境里清醒过来,知道自己并不是皇帝和皇后,也不是公主格格贝勒爷,恰恰相反,只不过是个奴才而已!

明白了自己确实是奴才之后,对如何做奴才,这一代人就很得心应手了。因为,当年他们自以为皇帝皇后的时候,早已看熟了怎样磕头叩首,怎样低头喊“喳”,怎样口口声声“奴才该死!奴才该死!……”这一套他们早就烂熟于心了,怪不得他们大有轻车熟路之感。

我曾经长期生活在农村,农民驯服骡马的过程见过不少。我发现,那些母亲干活儿的时候它从小跟在旁边的小骡马比较容易驯服,而野生野长的小骡马就难驯。从小给中国人看大量的帝王剧,正是把中国人培养成奴才的好手段!最初想到这一点的编剧和导演,应该说是想出了一个锦囊妙计!

更重要的是这一代青年人没有信仰,也没有道德,从小生活在腐败透顶的环境里,不以贪污受贿为耻,自然也不以当奴才为耻。当前中国腐败现象严重而绝大多数国民不关心反腐败,十分有力地应证了中国人浓厚的“奴才精神”!

早些年看帝王剧的时候,我也曾经很欣赏过。后来看到帝王剧越来越多、越来越滥的时候,我就怀疑起那些文人的创作动机来了:他们是不是已经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收买?他们是不是以此作为“奴才教科书”在处心积虑地为既得利益集团培养大批的合格奴才?

如今,不论官场上还是商场上,我们到处可以看到那些四处钻营的奴才。“不以当奴才为耻,以不甘当奴才为傻(愚)”,已经成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人的“座右铭”!

中国人,你们果然都被培训成了好奴才!

中国文人,你们果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奴才培训师!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你们真是劳苦功高!辛苦了,我也胡乱代他们的“表”,谢谢你们!

致命的遗产:中国官场盛行“逆淘汰”的原因

中国的官僚政治有一个致命的遗产—— 层层任命制。官吏不是经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发现、任命的。官吏不是为事业服务,而是为长官或上级服务。中国官吏的最大特色是“做人”,官吏的考 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有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级的密切程度,搞掂了上级,就等于戴稳了乌纱帽。于是,“报喜不报忧”,上交则谄(谄媚),下交则渎 (轻慢),就成了官场的常态。

人身依附的格局,使下级只对上负责,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做法,必然导致残酷的反达尔文优胜劣汰进化规则的逆向(精英)淘汰。

所谓“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学术领域的精英,一些真正德才兼备的精英人才往往会遭冷遇、排挤甚至打击、压制。那些有独立思想 或独特见解的人才,他们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优秀而在生存竞争中首先被淘汰出局,而一些缺乏能力、没有自己观点的庸人,他们反而因为善于钻营附会而成为“适 者”顽强地生存下来。宋代的苏辙形象地将其称之为“君子斗不过小人”规律。

“淘汰”制本是人类社会选拔人才的最有效机制,即通过某种竞争规则,选拔优胜者,淘汰劣败者。“逆向淘汰”则不然,它是将优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而那些善于阿谀逢迎的庸人反而成为“适者”生存下来。究其原因,在于人的天性。

人性的一个艮古不变的弱点就是喜欢听好话。精英们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气而不屑于钻营,庸人们则非拍马逢迎无以生存,这就决定了后者必然要把全 部的资源用在迎合上级上,在人身依附的格局下,作长官的显然更欣赏后者的表现,他们自然会获得更多提升的机会,这样逐级淘汰的结果,必然是庸人们大获全 胜。

因此,在“利出一孔”(和“官出上级”)的社会,淘汰精英就是最大的政治。特立独行的精英人才被扼杀,整个社会必然万马齐喑。

“利出一孔”(和“官出上级”)的制度安排,使中国的官场成为一个巨大的人才黑洞,将天下精英统统吸引到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喜形于色地 说过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广大的士人(知识分子)要想出人头地唯一的渠道便是做官——因为:“人生世上,除了此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

无数的精英挤在入仕这唯一的独木桥上你争我夺,兵戎相见,竞争自然残酷绝伦,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中,一般只有厚黑者胜出,结果, 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败在人格低下的人手里;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说真话的人往往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 英淘汰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向来有窝里斗(内耗)的老传统,窝里斗的残酷与大规模地糟蹋人才世所仅见,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它归为民族的劣根性,似乎这是中国人 的原罪。毛泽东就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中国有六亿人口,不斗行吗”?为什么窝里斗在中国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强大,为什么中国人会产生“与人斗其乐无 穷”的妖魔鬼怪思维,唯一的解释是“制度”使然。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制度,没有劣等的民族。

过去的中国一直是农业大国,人口多,产业少,发财的机会更少,大家都在准饥饿线上苦巴巴地过日子,向有限的资源和收获竞争。人们常说, “同行是冤家”,在一个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的失败的社会,这确实是一个真理。如果一百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发财机会,那么由于劳动分工,他们会相 安无事,彼此间还会互惠;而如果一百个人却只有一个发财机会,他们就必然不得不为此大打出手。民间形象的说法就是“槽里无食猪拱猪”。在社会财富存量一定 的情况下,参与分配者愈多,则竞争愈激烈,这乃是从古至今中国社会政治斗争惨烈万分,宦术出神入化,社会动荡不宁,人民贫穷愚昧的根本症结之所在。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后果,使个人既无独立的政治地位,又无独立的经济地位,即使获得的物质利益也是不稳定的,随时可以化为乌有,历代 开国功臣的悲剧就根也源于此。韩信、白起、伍子胥、文种等等,都是人们熟悉的历史上有名的将军谋臣,为其帝王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他们的结局都很悲 惨,功盖天下却无生存的权力。这一类“功盖天下者不赏,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剧充斥于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共始终。为什么他们都逃不脱“兔死狗烹”的悲惨 命运?答案就是人身依附。没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在中国,除皇帝一人外,任何人都无法成为自由人。

在中国,人们总是抱怨知识分子缺少风骨,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归根结底,知识分子这一悲剧角色的罪魁祸首就是“利出一孔”(和“官出上级”)的制度安排。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变成了依附在专制政权之上的“毛”。

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社会,一个人一旦被政府机关列入黑名单,就只能毫无反抗地任其处置,因之,在这种社会,所谓士人的独立人格,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说梦。

尊严与饥饿无法友好相处。社会的铁则是:主宰一个人的薪给,即可主宰其意志。没有独立的经济权利,就没有独立的政治权利。只有有了稳定的经 济收入,才能有独立的人格和完整的意志。经济上不独立,靠巴结混饭吃,道德上就很难守节。而个人失去独立之人格,思想听命于雇佣他们的核心人物,不问是 非,党同伐异,根本无法产生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一个自然演进的理念。起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起初是指那些享有公民权的城邦公民的社会政治生活。到了公元十三、十四世 纪,公民社会演变为西欧独立于封建领主体制之外的商业城市文明,意味着不受封建义务和神权的桎梏的世俗的自×空间。到了思想启蒙阶段,公民社会的内涵逐渐 趋于丰富,加入了政治民×、权力制衡、社会契约、思想多元等内容,成为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指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公共领域指社 会文化生活领域),以一系列独立的民间组织、政党、社团、俱乐部、沙龙、学校、教会、工会、行会、通讯、出版、新闻、慈善机构等作为自身存在形式。公民社 会介于公民与国家这两极之间,既是联系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纽带,也构成了对公民个体的保护屏障,同时对政治国家形成了有效的制约。

英美等国成熟的(或者说是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是建立在约翰.洛克的“社会在国家之上”的理念之上,因而社会力量强于国家力量。个体 的公民是现代国家中最小的单元,公民社会则按照非强制、非暴力原则调节公民个体间的关系,自下而上、自小而大地组织形成若干更大的单元,从而具有个体公民 所不具备的力量。成熟的公民社会不仅具备若干个组织的有形力量,而且还因为公民个体中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不受侵犯的信念而拥有无形的力量,并化解掉大量 公民个体之间的矛盾,使之难以孕育成只有使用暴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可见,一个发育成熟而完善的公民社会,不但可以有效地抵御来自政府权力对公民的侵犯,避 免政府 “权力无边界”的情形出现;而且也会起到社会稳定的调节器的作用,从而也就使得潜在的极×主义者的回旋余地大为缩小。

中国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民社会,有的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典型臣民社会。中国的政治体制 是一种缺少变化的,不允许出现内部竞争对手的铁板式的政治结构。政府从不允许独立自治的社会组织机构产生,并逐渐发展出一个稳定的领导层,以及一个能适应 现实和吸取经验与历史教训的传统。另外,中国也没有可比之于西方天主教会之类的拥有长达十几世纪的宗教信仰和世俗智慧的宗教组织这样一个具有自我管理能力 的组织。

中国社会,政府面对民众的政治诉求和抗争,习惯于采用政治高压敉平社会反抗,由于没有正常的沟通与发泄不满的渠道,一旦出现暴力冲突, 平常在高压统治下沉默驯顺的的羔羊们就变成了破坏成性的暴徒(乌合之众人人都想搭便车而不受惩罚),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发展到极端就只有天下大乱一条 路。

西方国家有长期的社会自治传统和合法的反对党,它们的在野党被称为“忠诚的反对派”,是防止政府危机演化为全面社会危机的有效防火墙。 2005年4月23日,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60届政府,50年间,意大利发生好几十次政府危机,政府的平均寿命不到一 年,虽然政府更迭频繁,但对民众和社会生活基本没有大的影响。其他像法国、英国、德国等也发生过频繁的政府更迭,人们早已习以为常,民众的生活基本没有大 的影响,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中国自古就有“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的说法,政府垮台了,非天下大乱不可。

中国没有合法的反对派存在的空间,更没有西方国家的所谓随时可以接管政府的“影子内阁”,当社会出现重大危机时,不可能有现成的替代品 (自治机构或组织)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维持秩序,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政府的平稳过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在付出昂贵的代价后重建社会 秩序。

这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一旦启动,终将不可挽回地自动毁灭。

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

“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已建立的制度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存在,选择某种制度容易,但放弃却很困难。

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 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性的路径依赖。另一个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生产活动,那些与 这种制度共荣的组织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入无效制度,进入了“锁定”状态。这是恶性的路径依赖。

如果用诺斯的“报酬递增-路径依赖模式”来分析政治过程,可以发现政治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现象。

政治活动是集体性的,其建立成本高,政治活动受制度的约束更为经常和强烈,对制度的依赖性更强,从而导致了个人和组织均有强化既存制度的倾 向;政治的复杂性和低透明度使得人们对政治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在预期不明的情况下,发起制度变迁是不明智的,为了避免承担高成本,政治行为者倾向于维持 已有的制度,即使这种制度已经处于低效状态;在政治过程中观念的转变是非常困难的,个人关于社会的认识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其原因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建 立成本高,个人对政治一些基本看法,从意识形态到对政府某些具体方面的理解,或对政治团体和政党的态度,一旦形成,通常是非常难以改变的;制度和政策的制 订者总是希望限制自己的后继者,因为政治家担心自己的对手会在将来掌权,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使现存的制度难以改变,结果使得甚至连他们自己也难以改变制 度,政治的这一特性使得制度从一种已形成的路径中摆脱更为困难。

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在社会成员中是不平等的,当某些人居于支配他人的地位时,他们倾向于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强化自己的地位。 政治竞争的结果是“赢家通吃”,对于当事者来说,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没有其他选择。政治博弈的这个特点使得掌权一方倾向于全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其结果是制度的自我强化。政治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是历史的常态。

“利出一孔”(和“官出上级”)的政治实践,使最高统治者统治着会说话的动物,享尽人间奢华极乐,食髓知味,任何人只要坐上龙床,都会 毫不含糊地照此办理,习惯成自然,文化上的获得性遗传,使“利出一孔”(和官出上级“)的思想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显性基因,虽然王朝不断更替,但政治治理 结构与模式却反复克隆。从本质上看,所谓的改朝换代只是一种简单的(边缘人群与中心人群的)置换反应,改变江山姓氏之举,除了为少数人提供了政治游戏的极 品享受而外,对芸芸众生究竟有何裨益?难怪古人要发出无奈的感慨:“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里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摘自徐慧英《管仲陷阱 ——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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