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里最没用的20个专业!

1 生物工程:国内甚至名校念到博士都没出路,除非是海龟,还能教书。
但目前是录取分数第一高。每年有众多高分考生满怀希望进去,但实在是浪费啊。国内没有像样的生物公司,所以工作非常非常难找。在一些高校,生物工程专业的就业率在“倒数排行榜”上榜上有名,甚至“雄踞”第一的位置。 阅读更多的»

像圣斗士一样去战斗

一部漏洞百出情节重复对白肉麻啰唆人物刻画单一的动漫绵延了近二十年80一代的情结,每一个人都曾用稚嫩的声音在挥拳打向同桌的你时都会伴以“庐山升龙霸 ”抑或是“凤翼天翔”的怒吼,每一个人都曾迷恋青铜不死五大贱人之一(不被痛打就不发挥实力故曰贱),或者十二黄金之一,而其中的大多数都没有选择圣斗士的主角星矢,并且这大多数中的大多数都表示过对这个领衔贱人的鄙视。 阅读更多的»

强权政治的共同命运和普遍规律

历史学界回避研究这一命题,因为它充满了政治的风险和难以抑制的纷争,是一个布满了悖论的陷阱。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历史是朝朝代代盛衰兴亡的原因和轨迹,历史是不同民族在地球特定区域争取生存权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历史是治军治国,兴亡图存铁血教训和经验的具体实践和伟大结晶,历史是人类继往开来,走向光明未来的必由桥梁。历史不是虚妄者任意驱使打扮的婊子,历史不是可以信口雌黄,肆意颠覆的人类足迹的真实记录”,这一关于历史科学的朴素认识;我们就得有勇气来研究就并揭示它,以以前事,为后事之师。从而促进人类的进步和繁荣。

历史科学告诉我们:自从私有制产生以后,在生产力极不发达,人类的科学文化水平处于低层次的发展阶段。世界各民族的阶级划分就是极其明确的。人类社会的演进,由是,不能充分地依赖伟大的学说,先进的文化指导和推动下的科学技术的伟大进步,和由此导引的生产力的极大飞跃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而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托于政权的更替,民族的融合和民族国家的代谢、兼并、分裂、重组。当代以前,由于人类尚处在幼年,童年,少年的阶段,自身的愚昧,落后,暴虐,自私,就决定了他必须在生存斗争的基础上,依赖于暴力来完成自己历史的演进。因此,现代社会以前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暴力的,民族,阶级的上层和新兴政治集团,运用战争这个阶级和民族斗争最高形式的手段来实现的过程。

历史科学同样告诉我们,用暴力和强权建立的国家无论怎样强大,都会是一现的昙花。终究成为永远的过去。他们都将遵循在血泊中持续强大,辉煌,但当他们基业的创始人、那个众星捧月的领袖故去,和他建立的体制和机制不复存在的时候,他们的辉煌也就很快随之而去,成为历史的烟云的必然规律。

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建立在希腊北部,爱琴海边的马其顿王国在国王腓力二世的军事经济改革中迅速强大,以武力在希腊确立了自己的霸权地位。公元前336年开始了对强大的波斯帝国的战争。他被波斯人刺杀之后,他的儿子,希腊著名学者亚里斯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继承了王位,开始对波斯,中亚,小亚细亚,埃及和南亚次大陆的征服过程。虽然,在和印度的战争中,亚历山大遭遇了败绩,但是他,还是依靠强大的武力,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以巴比仑为首都的亚历山大王国。如此强大的军事王国,由于缺乏统一的政治经济基础,内部权利纷争,阶级,民族矛盾重重。亚历山大一死,其继承人,没有人有他的权威,能力和资质能威慑众将,驾御部属和庞大的民众。只是苟延了十三年,便很快分裂了,成为马其顿王国(在巴尔干半岛)塞琉西王国(在叙利亚),托勒密王国(在埃及)及若干小王国。

战国时代的秦国,从孝公时期实行商鞅变法,继而范睢主政,尉缭子行军事变革,几代人励精图治,到公元前230年,秦王赢政才在此基业之上,按照韩非子的理论开始了统一中国的伟大历程。尽管他在累累白骨和血泊之上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但也终究不能倚赖武力实现自己做始皇帝,子孙万世为君的梦想。当他寿终正寝以后,他的王朝便在农民起义和六国旧贵族的反抗声中,化为了灰烬。因为,秦二世和赵高,谁也没有他那样的雄才大略,也没有他那样的赫赫声威,能够慑服天下。因此,只能以暴政加速自己的灭亡。

公元一世纪,经过了前三头的寡头(恺撒、庞培、克拉苏)政治以后,动摇了奴隶制的民主共和基础的罗马帝国在后三头(恺撒的外孙屋大维、安东尼和霍比达)中最居权威、才华和实力的屋大维手中,实现了由奴隶制民主共和向强大的奴隶制军事帝国的最后转变。身为奥古斯都(神圣、至尊之意)的屋大维和他的继承者,在一个世纪内,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将罗马帝国的版图扩大到西迄大不列颠中南部和西班牙,北达莱茵河、多瑙河和它的下游以北地区,南至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东南到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地区和阿拉伯半岛的西北部,成为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第二个大帝国,连地中海都成了它的内湖。

罗马统治者以暴力建立了空前的帝国,以为社稷江山属于自己,我即国家,国家即我。所以强取豪夺,恣意享乐,奢侈腐靡,暴虐无道。尽管依靠着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军队,维持了几个世纪的统治,但到公元378年,在西哥特人民和下层奴隶和平民的反抗中,早已名存实亡。其大将狄奥多西恢复了的罗马帝国,不久也分裂为东西两部,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在日尔曼民族的手里最终灭亡,欧洲也开始了新的封建时代。大概,在帝国前期,因为统治者深知江山来之不易,尚能约束自持,不至于过度奢靡。经过几代子孙之后,一切来的太容易,早就忘了祖宗的艰难,骄奢淫逸的结果,就是断送了几代人浴血纷争的成果。他以暴力始,自然要以暴力亡。

中世纪时期,由于从东亚,到小亚细亚,西亚,以及欧洲各国的统治阶级都处于荒淫享受的纸醉金迷之中,东亚北部草原上崛起的蒙古帝国,才能够在统一蒙古草原之后,三次西征,专力向南,兵锋到达东欧的波兰、匈牙利,西亚的伊拉克、叙利亚;占有了整个中国,朝鲜和越南以及中南半岛的一部分。但是成吉思汗死后,这个庞大的帝国,仅仅维持了窝阔台、贵由二世,到最后完成统一大业的忽必业手中,就分裂为钦察汗国(成吉思汗长子兀赤系,今中亚及俄罗斯南部),伊尔汗国(成吉思汗四子拖累第三子旭列兀系,今叙利亚及两河流域国家)和原窝阔台汗国(蒙古草原和元朝版图范围)三大块,在日后的岁月里,不是长久地征服了那些地区的人民,而是他们的子孙,以被同化和自我没落的形式,被所在地民族征服。

所有上述中外历史,都证明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用暴力建立的强大帝国,因为历史的原因,必然要用暴力来维持。但是,他们的共同命运是:要么二三世,要么几个世纪,必将被分裂和暴力所吞噬。谁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任何统治者,妄想用暴力做后盾,以专制为工具,维持永久的统治,那只是痴心妄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俄在20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东北半球的土地上建立了有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这个联盟曾经领导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扶持了几乎全世界的共产党、工人党和劳动党,并且支持了他们为了夺取在本国的统治权所做的努力。而他自身也在集中了全联盟的人力、财力、物力,依靠强有力的政党和强大的军队和专政的政体,以及经过了长期的斗争锻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学识,提高了自身的权威和能力的领袖,创造了曾经的辉煌。和美国共同左右过世界的局势,引领着世界的方向。曾几何时,这个强大的联盟国家,几乎在一夜间,分崩离析了。前后寿命只有73年,经过了四代领导人(列宁、斯大林是第一代;赫鲁晓夫、布尔加林、伏罗希洛夫为第二代;勃列日涅夫、基尔年科、安德列勃夫为第三代;戈尔巴乔夫为第四代)。丢开那些不着边际的政治概念,苏联的垮台,在于他是铁幕政治下的专政国家,他所依靠的最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就是军队,而他的统治工具就是政党。但不幸,他的第四代领导人不再是来自革命与战争的实践,而是沿着和平的建设路线,根据政治和团体的需要,能摆平方方面面的关系,为各路诸侯所共同接受这一遴选条件选拔上来的。他不是人民的代表,不一定能代表人民的意愿,他的统治基础当然只是政党和军队。当戈尔巴乔夫忘乎所以,没有认清自己的地位是从何而来的时候。又在开放言论,党禁,自由经济,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没有能解决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俄罗斯同步发展的问题,各民族经济相对平衡,国家地位、权利均衡的问题,以及政治民主的循序渐进问题。反而使国内的民族矛盾急剧上升,边疆地区和中央富庶地区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在中央地区民主和进步的的呼声甚嚣尘上,民主做为一种消弭暴力斗争和争取自身解放的新的思想武器的国际环境中,在多党并立,失去权威的苏联共产党同时失去了群众基础和民主倾向的军队的支持的时代条件下。新的政治力量,几乎可以不使用什么暴力,就在人民的拥戴中,实现了政权的更替。

由是,曾经强大的苏维埃联盟不复存在,前苏联分裂了。世界的格局由两个超级大国权利的均势,演变为美国独大,经济政治强国争取国际地位平等的多元格局。

再看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他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战后新的格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的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实际都属于斯拉夫人。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为了免除南欧巴尔干地区斯拉夫民族被德意法西斯奴役的命运,人民不能不团结起来,暂时搁置民族和宗教矛盾,以国家利益和大民族利益为重,以反法西斯为首要任务。在当时该地区最强有力的政治团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和他杰出的领袖铁托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对法西斯占领者,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并在此胜利的基础上,建立了南斯拉夫联盟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这个大民族各小民族之间,东正教信徒与伊斯兰教信徒之间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只是在医治战争创伤,奋力建设新的国家的迫切需要中被暂时掩盖着。铁托空前的威望,他的平衡各民族矛盾,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努力,也帮助他和国家暂时抑制了这类矛盾的的爆发。但是,铁托死后,这类空前威望的领袖不复诞生,新的接班人和领导机集体缺乏必要的才能和威望来化解与消弭这种矛盾,又不能及时调整政策,适应国际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发展自己,平衡地区间经济发展的步伐,保障各民族在大家庭中的政治经济利益,反而从民族偏见出发有所偏重,就加剧了这个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使各类被长期掩盖的矛盾都暴露了出来,增加了民族间的离心倾向。在危机系于一发时,新的领导集体不能及时正确决策,南斯拉夫的分裂便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凡此种种,都在说明,任何强权政治,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其依赖的统治基础和靠山一旦发生变化,他的权利地位便岌岌可危了。而确保他的统治基础和武力靠山的支柱往往并不是团体,而是素服人望,威望卓著的领袖,和他及其接班人建立的强有力的团结的领导班子。如果领袖一旦故去,班子分裂不可避免,他的政权的覆灭,变质也将在所难免。快则二三代,至多也不过几个世纪。这就是这类强权政治的共同命运。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现在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的极权国家,我们会看到,假如它处理不好接班人有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合作班子的问题,并能根据国际局势及时调整政治经济政策,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许需求,那它的败亡,也只在弹指之间,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中国的下一次革命

近几天欧美报章有关中港台的报道和评论:(2007年3月13日)

最新一期“经济学家”杂志就中国人大正在审议的物权法发表评论文章,题目是:“中国的下一次革命”。文章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今天要做到名副其实实在是个问题。

中国有一个繁荣强大的私营经济,私营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这对共产党坚持的意识形态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因此,此次中国人大要通过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平等保护的物权法引起了不同寻常的争议。

“经济学家”杂志评论说,尽管有左派的强烈抵制,共产党决定要通过物权法,这至少是经济改革和法制的一个伟大的象征性胜利。中国如果想要继续30年来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而且如果想处理好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紧张,避免广泛的暴力,那么一个能够比较明确界定,可行的产权法就是必须的。

改变?

那么这一物权法是否真能保护中国人所拥有的财产呢?“经济学家”杂志的文章认为这虽然是一个突破,但对物权法真正的保护作用却并不那么乐观。

文章说:短期内,不要盼望会有太多的改变。这一法律只是中国走出毛主义死巷的第一步。它并不会带来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全面的产权革命。而且,它连中国最急迫的改变也满足不了,即给与农民他们所耕作的土地的产权。如果农民可以买卖他们的土地,那些决定继续务农的人就可以获得较大面积的耕地,可以更有效的从事农业生产。

新的物权法也并没有允许农民可以用土地作担保取得贷款,进行投资以发展生产。即便有了物权法,农民也无法保证他们耕作的土地没有被夺走的危险。在中国,大面积的良田已经被占据了。新的物权法将会保护那些夺走农民土地者的所得。

文章的结论认为:物权法本身并不会解决中国最混乱的一个问题。即到底谁拥有什么。特别是在农村,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因为农村的土地是所谓集体所有的。但即使是在农业之外,一家私营企业的所属也往往是不清晰的。而一些所谓集体或国有企业的行为则同企业老板的私人利益密切相关。

总之,通过法律并不就意味着法制。物权法只是个开始,但只有有竞争的政治制度和相对开放的媒体才能保证法律的实施。

贸易顺差

《金融时报》星期二报道了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在中国人大会议期间发表的谈话。薄熙来说,美国和欧洲没有能够在农产品补贴方面做出让步是造成多哈回合世界贸易谈判没有成功的最大障碍。

报道说,薄熙来是在中国二月份创纪录的贸易顺差公布之际发表上述谈话的,必然会引起美国和欧洲的强烈不满。美国和欧洲认为,中国没有为多哈会谈作出应有的贡献。

网瘾

《每日电讯报》星期五报道了中国为治理青少年上网成瘾所作的努力,还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说,中国治理青少年上网成瘾的工作人员说,青少年正在上瘾,上一代人的大烟枪已经变成这一代人的荧光屏。中国的治理方法是禁止青少年进网吧,而且把上网成瘾的人送进兵营。

社论说,也许英国的家长们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但问题是,中国的青少年希望看到没有经过政治管制的西方式的互联网资料,如果中国政府认为可以阻拦中国的青少年,那只能说明自己不懂互联网世界。

来源: BBC中文网

宪政与无产阶级国家

  一、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宪政

  近年来,中国的自由派一直在鼓吹宪政。他们介绍国外宪政的理论和经验、梳理中国宪政的历史,或把宪政与儒家联姻、或用基督教作宪政的思想基础,玩出了不少理论花样。这一切理论的狂热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学术的兴趣,而是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标:建立一个实行宪政的资产阶级国家。

  中国的资产阶级一向分两种。一种是与政权紧密结合的大官僚大买办资产阶级,另一种则是经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民间资产阶级。前者一向是近现代中国国家政权的主角,暴力和独裁是其统治的最大特征;而后者虽然一向是前者统治的社会基础之一,但又往往不满于前者的专横暴虐,而觊觎于参与甚至夺取国家政权。回顾一下中国民间资产阶级追求“宪政民主”的历史是颇为有趣的:晚清,中国民间资产阶级曾多次向满清皇帝和贵族“吁请立宪”,最后换来的却是皇族内阁;辛亥年武昌起义而帝国瓦解,中华民国建立,结果临时约法不数年而成具文,“立宪政府”成为军阀之玩物;而在国民革命失败后的二十多年里,被工农运动吓坏了的民间资产阶级又不得不紧紧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把政权交给大官僚大买办组成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同时却又不时发出几声“宪政”的哀鸣;当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被人民革命战争埋葬后,民间资产阶级别无他法,只能向代表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共产党投诚,乖乖地接受被改造的命运。但是斗转星移,如今中国民间资产阶级又从坟墓中爬了出来,他们吃得更肥、胆气更壮,又有了逐鹿天下的雄心,于是宪政之说又兴。可见,宪政是中国民间资产阶级的百年梦想,但迄今为止,这仍旧只是一个梦想而已。不禁让人为他们的孱弱掬一把同情之泪。

  而中国的自由派正是民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言人。当然现在的自由派还往往兼有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角色。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虽然主要依靠大官僚大买办资产阶级维持其利益,但它们不会只把注押在一个地方。扶植一个政治反对派,既能够在当权派遇到危机的时候及时换马,又能够作为一张挟制当权派的筹码,不时拿来敲打一下当权派,让他们乖乖听话。这样的戏码,近来在各种“颜色革命”中我们已经看得够多了。而自由派由于对劳动人民的天然恐惧,又不得不依靠帝国主义。这一切不过又再次证明了中国民间资产阶级的孱弱。

  那么中国的民间资产阶级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宪政”呢?首先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宪政”来分享政治权力,同时也因为他们中有远见的人已意识到:只有“宪政”的政治体制,才能保证政权掌握在整个阶级的手中、才能防止本阶级的个别集团垄断政权从而损害整个阶级的共同利益、才能保证本阶级的政治统治保持长期的稳定。

  中国的无产阶级虽然与资产阶级有着根本不同的阶级利益,但面临的某些问题确是相似的。中国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建国史中,也深受个别集团垄断政权从而带来的粗暴专断、“运动群众”直至宫廷政变、彻底叛卖之苦。因此研究一下“宪政”,对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并不是无益的。

  二、什么是宪政?

  什么是宪政?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自由派的定义。自由派新贵王怡说:“宪政(constitutionalism)或宪政主义是一种以法治为形式、以民主为基础、以分权制衡为手段、以个人自由为终极目标的一种现代政制。”这个定义基本概括了自由派对宪政的认识,同时也是对资产阶级宪政的一个比较好的描述。那我们就从这个定义出发,来讨论一下什么是宪政。

  首先,毫无疑问,宪政是一种“政制”即政治体制,它是一种国家政治权力的运行和组织方式。而它本身是为某个政治目标服务的。这个政治目标,王怡说是“个人自由”,让我们翻译成现实的语言,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或者说,资产阶级的利益。用毛主席的话说,宪政是一种“政体”,它是为一定的“国体”服务的,也就是说是为某一个阶级的专政服务的,它是某一个阶级组织、运行国家政权的方式。

  历史上的各个统治阶级都要解决如何在本阶级内部分配政治权力的问题。一般而言,当政治权力垄断在本阶级的某一部分手中的时候,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就会比较尖锐,统治能力就会被削弱,政治统治往往呈现不稳定的状态;而当政治权力被本阶级的各个阶层、各个派别所共享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就会比较团结,政治统治往往就比较稳定、有力。因此历史上各个阶级的政治统治达到比较成熟稳定的阶段的时候,其政治权力往往是通过一定方式由本阶级成员共同分享的。比如中国古代历史中,当政权通过九品中正法垄断在士族地主手中时,正是中国封建政治最黑暗和混乱的时代。而当政权通过科举制度向整个地主阶级开放的时候,中国的封建皇朝统治就能保持比较长期的繁荣和稳定。

  但是,通过“法治”、“民主”和“分权”的方式来实现政治权力在本阶级内部的共享,这的确是资产阶级的发明。

  所谓宪政,就是国家政权的运行都被约束在宪法条文的框架内。那么宪法是什么呢?宪法无非是规定统治阶级共同利益的契约书罢了。宪政,究其实质来说就是国家政权的运行始终遵循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也就是说掌握政权的那个集团的施政始终受到整个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共同约束。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使统治阶级全体掌握强有力的手段去监督和控制政权。资产阶级以前的各个统治阶级并没有创造出这样的长期有效的手段,因此他们的利益往往受到控制政权的个人或集团的肆意妄为的损害,政权在统治阶级不同部分手中转移的方式也往往是极端血腥、野蛮的,从而往往使得本阶级的政治统治受到致命的削弱。

  “民主”、“分权”就是资产阶级创造出来监督和控制本阶级政权的有效手段。这是资产阶级在与封建贵族和专制国王的殊死搏斗中的伟大创举。而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创造力,是因为它所代表的生产方式是这样一种生产方式:这种方式摆脱了一切人身依附的形式而要求所有人在形式上(在法律面前、在金钱面前)的平等,这种方式要求废除各种特权、约束政府的各种干涉,而使社会经济的运行最大限度地遵循利润的法则。因此资产阶级在其上升阶段高举着理性和天赋人权的大旗,发挥了极其革命的作用。正如革命导师所一再强调的,资产阶级为人类的最终解放奠定了必要的社会和物质条件。

  现在,我们可以为宪政下一个定义了。所谓宪政,就是资产阶级所创造的,通过“民主”、“分权”的手段、使政治权力由本阶级全体成员共享、从而保证政权始终遵循本阶级共同利益的一种政治体制。

  三、宪政何以可能?

  资产阶级虽然创造了宪政的政体,但并不是所有资产阶级都有能力施行宪政。从过去到现在,有许多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政只是块招牌而已。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根本无力制约掌握政权的集团的胡作非为、也无力实现国家政权的长期稳定。

  历史证明,要建立成功的宪政体制,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有着丰富政治经验和成熟的政治能力的资产阶级。

  让我们来看看几个宪政“运行”比较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史。

  英国一向被称为宪政的发源地。考察英国的历史我们发现,英国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前身——市民早在13世纪就通过议会开始参与国家政权的管理,这个传统长期保持了下来。并且英国的地方自治也比较发达,使得地方乡绅阶层也能广泛地参与地方政权。这一切都传承给了后来发展起来的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地产的新贵族和城乡资产阶级,使得他们有广阔的政治舞台来积累自己的政治经验、锻炼政治能力、培养政治骨干。所以在英国革命期间,新贵族和资产阶级才能很快地团结在国会周围与国王和旧贵族开展了比较坚决地斗争。虽然由于当时整个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未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所以革命经历了若干反复。但是新贵族和资产阶级通过国会来监督和管理政权的基本原则却通过革命最终确立了下来,并成为以后英国资产阶级宪政制度发展的基础。

  与英国相比,革命前的法国则是一个君主专制更加发达的国家。在法国,传统的统治阶级共议国政的三级会议有长达175年没有召开。政权被垄断在国王及其近臣手中,整个资产阶级几乎都被排斥在政权之外。这一方面加剧了法国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也使得资产阶级在革命前几乎没有任何管理政权的经验,使得他们没有培养自己执政能力的机会,相对来说政治上更不成熟。因此在革命后,面对国内外的复杂形势,资产阶级缺乏内部的政治整合能力,不能在阶级内部达成团结。每一个掌握政权的集团都不能团结本阶级的大多数而遭到其他集团的殊死反对,最终资产阶级不得不请出一个军事独裁者来稳定自己的阶级统治。随后经历了近一百年的反复斗争,资产阶级才最终积累了足够的社会经济实力,同时也通过在议会和各级地方政权中的长期活动而锻炼出了足够的政治能力,使得他们能够踢开一切“国王”、“皇帝”,建立比较稳定的议会共和体制。

  再来看看一向被视为宪政典范的美国。北美洲的十三个殖民地中广泛实行了自治的原则,使得美国的资产阶级很早就开始在议会和地方自治政府中参与和管理政权,从而积累了自己的政治经验和能力。因此在独立战争中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组成自己的领导核心——大陆会议,能够比较容易地达成团结,与英国进行坚决地斗争。同时与旧大陆上的国家相比,美国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国内没有一个势力强大的旧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几乎拥有独占的优势,这就使得资产阶级能够比较从容地建立并管理自己的政权。因此美国的资产阶级能够通过召开制宪会议的形式,通过本阶级内部从容地讨价还价来达成符合整个阶级共同利益的协议,即制定出美国宪法。也由于本阶级的强大和政治成熟,使得这部宪法能够得到比较好的遵守和贯彻。

  通过以上对历史的回顾,我们发现“宪政”要成为可能,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首先必须要存在一个具有较强社会经济实力,并且不依附于旧统治阶级或外国势力的资产阶级;其次,这个资产阶级必须有长期参与或管理政权的实践,使得他们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成熟的政治能力。这种政治经验和能力表现在:能够不断培养出一批本阶级有远见和魄力的政治骨干;本阶级的各个派别、各个集团能够比较容易地达成妥协,从而完成整个阶级的政治整合;整个阶级都能对本阶级的共同利益有比较清楚地认识,对违反共同利益的政治行为能够产生强有力的反对并予以有效制止。

  用这两个条件来考察中国的民间资产阶级,不禁让人对中国资产阶级宪政的前景感到绝望。一方面,中国的民间资产阶级与大官僚大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另一方面,中国民间资产阶级又从来都被政权排斥在外,几乎毫无自己的政治经验。因此民间资产阶级一旦建立了自己的“宪政国家”,我们可以想见他们在面临国内外复杂形势时惊慌失措、乱作一团、互相倾轧、卖身投靠的丑态。

  所以我们可以断言,即使民间资产阶级能够一时之间夺取政权、建立起“宪政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政权也必定是混乱和不稳定的,很可能只是向另一个反动独裁政权的过渡而已。

  四、宪政与无产阶级国家

  现实的无产阶级国家,基本都是由一个职业革命家组织代表相对弱小的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并以他们为主力军)进行革命而建立起来的。而这种革命模式则是由这些国家工业化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无产阶级相对弱小的国情所决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使得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权都垄断在职业革命家组织手中,可以说这些职业革命家扮演了一种无产阶级“僭主”的角色。而这些职业革命家在政权刚刚建立,还带着人民革命的鲜明记忆的时候,往往还能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权力,努力地为人民服务,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施政。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缺乏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有效监督,这些职业革命家中的大多数就不可避免地日益受到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蚀,最终演变成一个骑在人民群众头上的官僚特权集团,而无产阶级国家就会蜕变为新资产阶级掌权的极其丑陋的极权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发生这种蜕变,固然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但是政权垄断在个别集团手中而缺乏整个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有效参与和监督,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也必须使自己的政权始终受到本阶级全体强有力的监督和控制,从而保证它的运行始终遵循本阶级的共同利益;必须使自己国家的政治权力由整个阶级共享,而不是垄断在某个集团手中。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也需要自己的“宪政” !

  无产阶级的“宪政”要继承资产阶级创造的“民主”和“分权”的有效形式,但“民主”和“分权”的广度和深度应该远远超越资产阶级“宪政”的狭隘范围。

  首先无产阶级“民主”将冲破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也就是被统治者每隔一段时间来选择统治阶级中的这一帮或那一帮人来进行统治的民主)的狭隘界限,而主要采取“参与”制民主的形式。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群众不仅要选举自己的代表管理国政,而且要广泛地亲自参与国家政权的管理和决策。这就要求建立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讨论、作出政治决策的组织体制,建立各种人民直接立法、直接决策、直接罢免公职人员的机制,并且这种民主不能仅仅建立在行政区划的基础上,而是要在每一个工作场所和基层社区中都建立起来。

  其次无产阶级的“分权”也将摒弃资产阶级“分权”的狭隘形式。资产阶级的“分权”强调的是用少数人来分多数人的权,是用少数贵族精英来制衡广大人民群众。他们用分权来限制民主,以此来保障自己的特权,防止所谓的“多数人的暴政”。而他们所非常恐惧的“多数人暴政”究竟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劳动群众掌握政权罢了。

  无产阶级的“分权”则将主要是向多数人分权,是为民主服务的。“分权”的主要形式是上级向下级分权,中央向地方和基层分权,以保证最广泛的权力掌握在大多数人民群众手中。当然无产阶级的“分权”也要包括保护少数派的机制、包括政权机关内部各种权力的划分形式,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的,而不是为了限制民主。

  无产阶级的“宪政”不是凝固不变的,正如同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也是在宪政的框架下不断地变得更加民主(当然往往是形式上的)一样。“宪政”的政体一方面当然是为了无产阶级长期稳定掌握政权服务的,但另一方面它也为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开展最终消灭国家、消灭阶级的伟大斗争创造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可以说只有在“宪政”的框架下,这个斗争才能够不断地推进,直到最后胜利。

  最后,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要使无产阶级的“宪政”成为可能,就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政治上成熟的无产阶级。一切真心谋求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组织都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强大和政治成熟而努力奋斗。

  这就要求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在革命胜利以前尽可能地发挥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动性、动员无产阶级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斗争、把无产阶级组织在各种政治组织中,使无产阶级能够自觉地发挥革命领导力量的作用;而在革命胜利后要立刻使无产阶级掌握并动员他们积极使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建立各种政治性社团的权利、召开各种会议讨论政治问题的权利、集会YX示威罢工的权利,要动员无产阶级积极参与国家政权的管理。而在那些没有实现工业化、无产阶级相对弱小的国家里,很可能还会出现革命胜利后政权垄断在革命者集团手中的局面。这就要求这些国家的革命者必须尽可能快地“培育”出一个强大的有着高度的政治主动性的无产阶级。因此革命者必须领导全国人民尽快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增加无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力量,与此同时必须在夺取政权伊始就使无产阶级掌握广泛的政治权利,使他们尽可能广泛地参与管理和监督国家政权,依靠他们的斗争来防止国家的变色。

作者: 韩毓海 | 原载: 明道

台湾2007年的政治趋势

在新一轮的台湾政治领导人的选举角逐中,因贪腐案和“讨扁”环台岛大游行,已经焦头烂额的陈水扁,在自己政治生涯即将告别辉煌,走向式微的关键时刻,是不会选择沉默和投降的。这就是近日陈水扁力倡台独,又提出“四正”、“一没有”施政纲领的根本原因之一。

当然,这个话题已经不新鲜了。每一次泛蓝阵营和泛绿阵营在面临台岛人民选择的历史关头,都要打出“台独”或者清明政治的旗号,许诺赋予台湾人民民主和进步,自由和公正,并以此来进行最后的博弈。“台独”也好,“大陆政策”也好,都只是台湾政界人士打出的两张牌。而不是他们真正的施政目的。其义只是在招徕民心,壮大自己,在台湾地缘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而已。

作为弹丸之地的台湾,在现有二千万人口中,大陆移民及其后裔不过三百万人,土著居民却达到一千七百万人。前者精英阶层人数达到八十万,后者精英人数为其人口总数的二十分之一。也就是说:真正关心台独,或者心怀大陆情结的台湾人,不过两百万人左右。大多数台湾人,即不热衷于独立,也不对回归大陆感兴趣。他们只是关心自己在台湾社会的地位,经济收入,生活质量,以及他们所需要的民主、自由和进步。如果说,他们曾经参与倒扁的环岛大示威游行活动,甚至有时参加泛蓝阵营的活动,只是源于他们对陈水扁老婆吴淑珍,女婿及其亲信幕僚贪腐的不满,对民进党“民主、进步、台湾独立”纲领的质疑,而不是怀疑和要推翻台湾现有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而泛蓝阵营人士的那点大陆情结,更多的缘自于对现实的考虑,自身政党的政治前途,台湾经济发展的前景,台湾在国际社会间所处的地位,未来台湾的政治前景和命运而已。

识者知道:民进党和泛绿阵营,其中坚基本是台岛具有本土恋情的知识阶层。他们站在本岛、本土的立场上,为实际上已经和大陆隔绝一百一十年的台岛谋划了一个他们自认为是可以走向独立、民主和自由、昌盛的道路。因此,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以国家主体的身份参与国际事物,以台湾人谋台湾人事,这就是他们朝思暮想,为之奋斗的事业。为此,他们拒绝历史,割断民族血缘,不顾台湾孤悬海外,离开大陆的庇荫难以独存发展的现实,妄图通过与美国、日本结盟,成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环太平洋防卫链条上的重要和牢固的一环;去中国化,从思想、文化和传统上割断与大陆的血缘联系。再来远离大陆的意识形态,成为一个自立的岛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为自己的加工业和生产过剩的农业谋得新的海外市场和发展机遇,台湾当局有限度地开放了对企业到大陆办厂经商的禁令。但是并没有允许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均势的高精尖技术领域对大陆开放,也没有允许两岸人民的自由往来。而台湾在大陆的企业,只是为了就地利用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进行短、平、快的生产和就地的销售,以获取最便捷和最充分的利润而已。他们的经济链条在台岛,一旦海峡两岸形势紧张,他们就会负箧出海,抛弃一堆堆简易的厂房,留下无数失业的人口罢了。

国民党因为贪污腐败,因为李登辉的叛卖,丧失了在台湾的民心,丢弃了在台湾的政权。他们回归执政党的地位的道路还很艰难,他们内部的分歧也一时难以消弭。虽然,自宋楚榆另立亲民党,造成国民党分裂以来,国民党的政治影响力大不如前,但是有赖于连战、王金平、马英九等党魁在岛内重树国民党廉洁、亲民形象的努力,在近年的地方选举中,逐渐赢得了在台岛北部的胜利,扩大了在南部的影响。但是,马英九因为秘书和幕僚的贪腐,面临着检察官的起诉,不得已辞去了国民党党主席的职务。泛蓝阵营少了一个素孚民望的具有亲和力的领袖,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上也就充满了变数。虽然,连、马达成共识,要在泛蓝阵营共推一个资深,有声望的,得民心的候选人来参与2008年台湾领导人的竞争。但是,整个泛蓝阵营是否步调一致,尚是未知之数。在过去的八年间,国民党不止一次地打出大陆牌,并非我们想像的那样,致力于台湾的回归。他们的大陆情结,是前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情缘的延续,何况站在现实的基础上,缺少本土居民支持的国民党及其同盟,要想重新获得在台湾的政权,必须在经济上,民主宪政上有所作为,才有可能。连战与泛蓝阵营各领袖于2006年访问大陆,促进台湾农副产品畅销大陆,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因此,改善两岸关系,增进两岸经济贸易往来,扩大台湾商品在大陆市场的销售,全面盘活台湾经济,保持外汇储备的优势,就是他们政治纲领的一部分。也是他们重掌台湾政权的主要凭籍和必由之路。为此,国亲两党就要致力于维护海峡两岸现状,赢得相对的和平来保证台湾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倒是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台湾大多数民众的民心。

但是,决定台湾政治动向的力量不是民众,也不是在野党。没有丝毫与大陆民族情结的台湾本土精英,由于事实上两地的隔离与封闭,早就淡漠了与大陆的感情,只认准自己所属土地的自由和明天。从国民党主政时期屡屡坐牢,被放逐,到国民党不得不迫于台湾本土民和自由世界的压力开放党禁,趋向民主以来,他们不断地蓄积着自己的力量,积累着政治经验,寻求着国际社会的不同支持。到如今已经大权在握。当然不会轻易让政于他人。因此,假民主进步的幌子,打台独牌,就是他们在关键时期,一再使用的伎俩。惟其本土民民心可倚,他们一再提出“公投民决”,并且能够瓦解分化声势浩大的环岛游行示威,三次否定立法院泛蓝阵营代表对陈水扁的弹劾和下台议案。因此,现在过早判断泛绿、泛蓝阵营在2008年的选举前景,为时尚早。

2007年,围绕着未来选举,两个阵营将会各打各的政治牌。谁也不会把“一国两制”,台湾回归,真正摆上议事日程。民进党的四大天王争做本党的台湾领导人候选人,最后的底牌仍将为苏祯昌和谢长廷所得,他们将会继续陈水扁的路线,只不过在反贪腐方面来些真格的以收复民心,部分兑现民进党在执政时的许诺,借以维护他们的统治。国亲两党将以马英九、王金平为人心所望。如果执政,将会回避“台独”的话题,加强与大陆的经济合作,但仍旧保持政治上的独立。以不即不离的态度继续维持海峡的现状,也即海峡的和平与安宁。

这就是我们最高的期望值。

一位英国军官分析中国人全面道德堕落的原因

  由人变奴的社会

  “经过汕头、厦门、福州、上海等地。每到一地,我总是尽量跟本地人相处在一起。我发现他们都深深痛恶当前的统治者。一般人都把残酷、凶狠、口是心非归之于中国人的天性,其实这多半是由于邪恶的满清政府所造成的。这些人从婴儿时代起,就习惯于流血和酷刑的惨象.正象他们的祖先在最近两世纪中被满清征服者所屠杀的惨象一样。统治者的无穷迫害使他们麻木不仁,堕落退化;剃发的奴隶标记使他们带着不自然的烙印;横恣暴虐的专制制度摧毁了并贬抑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生命财产完全操在最卑鄙最无人心的官吏手里,操在只有贿赂可以动心的审判官手里;凡是反叛异族皇帝的非正义统治的人,按律是“千刀万剐”,凌迟处死,稍涉嫌疑就被砍头,牵连在反叛案件里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如果中国人沾染了通常是被压迫的弱小者所凭借的狡猾和欺诈,又有什么奇怪呢? ”

  “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辨、斜服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畸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同时,使中国人感到陶醉的闭关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经常激起了欧洲人的嘲笑和轻视。可是,在太平军中间,除了面貌之外,所有这些都已绝迹,甚至于他们的面貌似乎也有所改善;也许这是由于他们在身心两方面都摆脱了奴隶地位的缘故吧。”

  “太平军和清政府奴役下的中国人之间的最突出的,最使外国人注意的对照,就是他们的外貌及装饰的截然不同。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面目愚蠢、装饰恶劣的民族;而使面容变丑的剃发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被,压抑被摧毁。太平军则相反,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有智慧的,好钻研的,追求知识的。的确,根据双方不同的智力才能来看,--再不能有比这更显著的区别,--要说他们是同一国家的人,那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太平军是聪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们的自由风度 特别具有吸引力。你可以看见被满洲人所征服的中国人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部表现了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

  “太平军起义前,中国的情况是极其可悲的:两百年来的暴 /政压迫,显然消灭了这个国家的一切善良高贵的品德,满清人入侵的恶劣影响似乎完成了对于中国人的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全部破坏。”

  “这样,满清政府的排外政策还有什么奇怪呢?闭关自守是清政府的救星;他们的确知道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汉族奴隶的软弱愚昧和迷信退化之上。”

  “满洲人的血 腥统治,他们的暴虐腐朽,他们篡夺中国王位的非法手段,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自由和正义总是通过反抗暴虐统治而取得进展的,伟大的人民领袖也许是今天的叛徒,可是明天他们得到了成功他们就要成为时代的英雄和爱国者。”

  “满洲统治者的这种残忍暴行继续了很多年,凡太平军所到之地,都浸透了无辜者的鲜血:不但参加革命者的家属全被屠戳,而且成千上万的人都以嫌疑处死。我们难道不记得野蛮的钦差大臣叶名琛的夸口么?仅在广东一省,他在一个月之内就杀了七万人以上!这些人都是和平的乡民,他们并没有犯任何罪(因为当时太平军距离广东很远),甚至也不知道株连他们的亲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只是一个满清官吏的屠杀成绩,试想:一批一批戴花领拖尾巴的满清屠夫,将要冷酷无情地屠杀多少生命?这批屠夫从来不敢在战场上抗拒太平军,纵使在深沟高垒之内,倘无外国人帮助也不敢抵御太平军,现在他们却被派来对这些男人的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家属, 滥施可怕的报复行为了。”

  “为了彻底消灭爱国情绪,满洲人强迫被征服的中国人剃去他们从古以来就作为珍爱装饰的长发,强迫他们垂辨,并采用***服装,违者处死。据说,宁死不肯忍受这种民族屈辱的人有千千万万。变更民族装束在一切征服手段中是最明显最能压制人的;这无疑是粉碎中国人民精神的有效方法。凡不肯忍受的就失去了头颅。”

  “中国人在满洲人入侵之前是富足的。优裕阶级的住屋舒适而坚固。现在中国人已没有多少显著的财产,稍露财产迹象就成为政府官吏的勒索对象.从满洲人进入中国那天起,中国就不断地衰落下去,现在人民可以比作匍匐地上的牛马,有一天算一天地活着,最堕落的迷信使他们的智慧变得迟钝愚昧。中国在清政府统治之下,各方面部显示了最悲惨的景象,一个民族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人的充分发展的景象.满洲人为了保持自己的皇位,决定了三个方针:第一、强迫每个中国人剃发垂辫,违者以叛逆处死。第二、凡秘密成立团体者,作为叛国论.第三、清皇帝为了加深统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裂痕,甚至任其(官吏)搜刮民脂民膏,只要不致逼民造反就以。”

  “在清王朝的进展和维持时期,惨道屠戮的牺牲者之多,是欧洲人从来所不能思议的,虽然根据清人入侵以来不断发生的人民反叛和对人民所施行的屠杀的确凿记载来判断,这些被毁灭的生命是从亚历山大到成吉思汗以来历罕见的。满洲人的野蛮统治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残暴的酷刑,尤其施于反叛者的酷刑,以及他们所制定的刑律,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中国最俊美的男人和女人只能在太平军行列中看到,这是奇怪的事实。这也许是由于他们不同的服装和发式。” “妇女摆脱了缠足的恶习,男子摆脱了剃发垂辫的奴隶标记,这是太平天国最显著、最富有特色的两大改革,使他们在外貌上大为改善,和在满洲人统治下的中国人显出了巨大区别。”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他们(农民)都乐于留发,这是太平和自由的标记,跟满洲人及其强加在汉人身上的剃头蓄辩的奴隶标记恰成对照。” “在农村,村民们同样蓄了长发,在新政体下生活的非常愉快。”

  “中国的道德上的、社会上的和政治上的情况,几乎毫无希望地濒于险恶之境。全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极需要加以摧毁.改造、重建和更新。但是,要寻找能够担起这种任务的有效力量却又使人感到了茫然和丧.政府腐败,学者萎靡不振,上流社会卑鄙而懦弱,下层阶级则j忙于生存斗争,整个民族似乎都被缚住了手足。他们的道德力量陷于瘫痪,他们的智力才能陷于萎缩,他们的自由权利在专 制淫威和荒淫无耻的势力之下被摧毁殆尽.政治上的腐朽暴虐,加以鸦片的流毒,磨灭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使他们变成了无能的种族.但是在这种令人茫然沮丧的情况中,我们终于看到了目前的革命运动、革命的主要人物及其所达到的成就:看到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称的,我们要感谢上帝,使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值得称庆的情况。”

节选自英人军官F·A·Lindley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中国社会和人民苦难的根源

――在南开大学、三味书屋的演讲 中国社会病,也叫“中国病”。“中国”这么神圣的词与“病”联系在一起,肯定会引来一些不满。正像当年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引起不满一样。我只是说,类似于以往学者所说的印度病、瑞典病、韩国病、拉美病,借“中国病”一词概括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 什么是“中国病”? 中国病的全部症状集中在“官本位”。也就是说,在传统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从来以“官”为中心,以行政权力为中心。其最大特点是集权主义、全能主义政治,是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秦始皇的郡县制影响深远,毛泽东说:“祖龙(秦始皇)虽死魂犹在”、“历代皆行秦政制”,确实是两千多年不争的事实;而西方近代实行的是法治分权的体制,也就是说,以法律界定行政、立法、司法等横向权力和行政之中央与地方省、市、县各自的权力,总统只能命令内阁班子成员、各部部长,却不能对省、市、县的首长发号施令;而传统的中国是行政权力而非法治权力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形成五级政府;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集于官员一身,司法不独立,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政治权力不受约束,没有边界,是“无限政府”,任何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无规则、无程序政治泛滥,不择手段成为一些官员的真实信条;社会生态是官主民仆,“官老爷”、“父母官”、“为民做主”、“主子”、“奴才”、“草民”思想严重。 与传统中国的官本位情况相反,古希腊、古罗马是反官本位的。古希腊行政官职有时由奴隶担任,行政权力很小,被民主的公民大会、议事会所僭越。古罗马官职仅仅是荣誉,政府强迫有钱人当官,他们以私人资产维持官位的开支,以至于有的富翁因此而破产。西罗马后期由于官职成为负担,官员大量逃亡。正因为西方没有官本位传统,近代以来又兴起“官员是公仆”、“官员为纳税人所养活”的思想和法治分权的制度,所以,官员们往往谨小慎微,克勤克俭,相对廉洁。 中国的官本位产生于辽阔的封闭的大陆型生存环境、浩大的水利工程防御工程、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耕织经济、“官山海”的官府资源垄断等的相互加强和相互作用。 官本位本来是封建中国的绝症,但其流毒肆虐至今,几乎成为当今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如何从制度上、法制上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官本位体现为公权力的肆无忌惮的扩张。“公权力”在这里指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是与“私权利”即个人权利相对应的概念。公权力的扩张表现为封建主义的家长制、特权制、官僚制以及非程序性的权力运作方式的泛滥。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对公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缺少法治监督与制衡。赵匡胤、朱元璋感兴趣的只是如何约束臣下。在中国,官从来大于法,传统文化遗产中也缺少法治的精神。虽然战国时就有法家,但仅为“鞭笞天下”、制御臣民、为统治者服务、成为统治者工具的“法制”,而没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重在约束统治者的“法治”。我们的司法也不独立,以至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一封建主义的流毒在当今演变为某些贪官、恶官的“官要民死,民不得不死”。我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总体上来说人民当家作主,但在少数地区、在坏人当政的地方,人民不仅丧失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而且被贪官们压迫、奴役。 河南卢氏县前县委书记杜保乾利用“严打”之机就抓了数百人,其中有许多是对其不满的人;有人写文章批评他的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他就指示“给我判他三年,必须判!”他要求当地的电视台每天滚动播出他的新闻,而且打出“重要新闻”的字样。当地老百姓编有民谣:“打开电视不用看,里面全是杜二蛋”,二蛋是老百姓给他的绰号。杜保乾每次下乡都要带上几十辆车,前有交警开道,后有公安护卫,俨然是土皇帝。 某县以省重大项目的名义征地,连出让合同、省征地公告也不让村民看。某村民向村支书问补偿款是不是每亩1.2万,见无答复,说了句:“你们不给我们看合同,你们说是1.2万,我还说是6万呢!”结果被县公安局以“歪曲事实,煽动群众闹事”的罪名拘留 13天。村民刘某上访,家被砸,另一上访人员刘某商店被烧。2003年6月18日晚10点多,乡派出所4辆警车开进村里,既无证件,也没有逮捕证或搜查证,就强行翻入农民家中搜捕。2003年6月20日下午通知村民开会,乡100多人“联合执法队”到场,当场抓走女村民申某、郭某等,年逾70的老人也被拘留10天。刘某不在,株连其妻,其妻被拘留15天,在押解途中,因与执法人员辩解,手铐越勒越紧,双腕鲜血淋漓。警车离开村时,开得飞快,将70多岁的一位老人撞倒,不省人事,抢救10来天才恢复过来,几千元医药费无人管。村民不让施工,被逮捕2人,随后警车出村又撞伤2人。村民李某把自己地里被要求种的应付上级检查的假玉米苗拔了,种了其他东西,被拘捕。 1998年,某市村民因卖地问题与乡党委书记和村支部书记发生冲突:乡书记在村民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以重新登记承包地为名欺骗村民,强行收回土地,再私自将基本农田685.74亩转卖给某一单位,致使该片农用地基本绝收,全村的 1700多亩农田也大面积欠收。某单位拨付了2000万元安置补偿费,但这笔巨款却被人私自挪用。2700位村民没有土地耕种,补偿款也没有,等于失去了经济来源。村民们自发到村委会要求看卖地合同,遭到拒绝。村民们提出质疑,村支书置之不理。愤怒的村民便阻止对农用地的施工。地方政府便带领防暴警察及乡联防队员共200多人,开着警车进村。他们头戴钢盔,手握警棍和手铐,对手无寸铁的村民大打出手,打伤三人,摔伤70多岁老人陈大雨,甚至连残疾人都不放过。最后,为驱赶村民,动用拖拉机冲撞村民,致使1人残废且不治而亡,8人重伤,40余人轻伤住院治疗,并抓走村民代表二人。事后还阻止媒体的采访和报道。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居民马继云因其子被刺重伤,对处理不满而上访,刚走出法院就被押上警车送进看守所,罪名是“长期越级上访达八年之久”。75天后几近瘫痪的他被家人抬回了家。 南京市居民孙长征对拆迁补偿不满,一天,他下班回家,发现两间房子已被夷为平地,电视、家具、衣服全部埋在土堆里。 湖北一个县的官员让数万农民下跪,农民告状,他辩解说:你们的父母让你们下跪,为什么不告状;当官的要你们下跪,你们就有意见? 某地公安局仅仅根据一封恐吓信,就抓捕了近60人。有关当局为了彰显打黑政绩,极力拼凑“黑社会”,把相互不认识的、刚来打工的都说成是黑社会成员,头一天刚经过公安局批准购买的矿山用爆炸品都成了“打黑成果”。当局发动舆论工具广泛报道,于是乎,案件上升为上级督办的大案、要案。尽管经过核对笔迹后发现恐吓信与这些人无关,但他们仍将许多民工送去劳教,以显示没有抓错人。 河北省前省委书记程维高把控告他的郭光允打成“反程维高集团”,甚至制造车祸想害死别人,没有得手后动用司法力量,“给我判他几年!”但由于没有证据,最后把郭光允予以劳教。 而在发达国家,即使贵为总统,他可以解雇部长,但也无法开除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更不可能指使警察把一个人关起来或指示法院治人之罪。 程维高们所依侍的劳动教养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弊政,是公权力膨胀的典型。它赋予了官员法外关押老百姓的权力。最近中央不容许超期羁押,许多地方就将证据缺乏或证据不足的案件以劳教处理,而且一律三年;有的地方形势一紧就把一批人送去劳教,也一律劳教三年,把一些本不应当被劳教的人予以劳教;更有甚者,有的地方领导人徇私枉法,蓄意报复,随意将自己不喜欢的人、给自己提过意见的人、正当申诉的人、上访维权的人进行劳动教养。而这只需经过公安局有关科室的批准,不需经过任何形式的取证、控辩、一审、二审等程序。 有的公民因为投诉腐败而被劳教;有的因为会见记者暴露地方上的问题而被劳教;有的因为发表文章抨击形象工程而被劳教;有的因为在涉案的公司打工而被劳教;有的因为为别人说了一两句公道话而被劳教;有的因为有前科遭遇“严打”而被劳教;有的因为错抓而被劳教;有的仅仅因为一句玩笑话而被劳教。 大量的事实证明,劳动教养制度已成为一部分官员作恶的工具。 公权力的扩张我们还可从乡镇机构的膨胀得到印证。 我国的乡镇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8大员10几个人发展到了如今的300余人,甚至1000余人。乡镇有六套班子: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检、武装部; 7所8站:财政、税务、公安、工商、交通、卫生、粮管;农技、水利、种子、农机、畜牧、渔业、食品等。后来许多地方还又新设了土地管理所、电力管理所、交通管理所、劳动管理所、林政管理所、文化市场管理站、环保所、城建所、司法所、检察室,还有经济委员会、文教委员会、计生办公室、工业办公室、人大办公室等。1985年以前,乡镇财税所一般3人左右,后来分成了财政所、税收所,税收所又分成国税所、地税所。乡镇机构臃肿,农民苦不堪言。湖北监利县红城乡财政所105人,加上国税、地税的人超过200人。现在村里有党支部、村委会,有的还有第一副村长、工业副村长,还有民兵连长、团支书、妇联主任、治保主任、调解主任、计生员、水管员、电工等,都要拿工资或补贴。这么多的寄生者,农民的负担怎么可能减轻? 可见,官本位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官本位产生制度化的腐败。官本位、权力的黑箱操作,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贪腐症。古代中国因此成了贪腐之国。中国一部二十五史,实是贪污腐化史。许多人将当官与“做老爷”、“富贵”、“发财”划上等号,古代更是存在着有组织的贪污受贿现象,美之曰“献金”、“礼金”等,冠冕堂皇地做上“三年清知府”,就能贪得 “十万雪花钱”;贪污受贿、巧取豪夺成为制度性的、有组织的、系统化的行为,往往不必偷偷摸摸地进行,而是彬彬有礼地、公开半公开地进行,如利用婚丧嫁娶、节日生日接受下属的“礼敬”等。 汉时的权臣梁冀一句话就吞并了扶风的一个亿万富翁,一个命令就把几千个农家子弟抓来作奴婢,就把洛阳周围几十里的农田强行圈起作“兔苑”,将上千里的地方封起,作为梁家猎苑;一个商人不知禁令,误杀了苑中一只兔子,他竟先后杀死十多人。梁冀的家产值 30万万缗,抵全国租税的一半。 明时严嵩的贪污款相当于好几年的国防预算! 清朝的和?是中国历史上除皇帝之外的最大的贪官,他将乾隆晚年的四方贡物的十之八九都扣下,据为己有,还买通太监从宫中偷窃珍宝;据估计,和?的家产折合白银为8万万两,抵当时全国10多年的税银收入。不过,比起皇帝来,和?之财又是小巫见大巫。乾隆在位时也想方设法进行搜刮,每年他的寿辰时文武百官都要进献,一次所收金佛就多达一万尊,其 80寿礼之黄金编钟就重达一万三千多两。 在传统社会,反腐败也经常采取铁血手段,杀鸡给猴看。朱元璋整饬贪腐最烈,规定凡贪赃白银60两以上者,一律枭首示众,剥皮填草,风干尸体,悬挂于衙门座位旁。他惩治官倒,如空印案、郭桓案,数万人被连累致死。驸马欧阳伦也因倒卖茶叶而被诛。 清朝共有162名二品以上的高官被处死,其中55人是因贪腐而被杀头的。即平均不到5年就有一名二品以上的官员因腐败而被处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反腐败特别重视。改革开放至今20多年,一批贪官如成克杰、胡长清受到了严厉的查处。但由于封建官本位的影响,加上我国社会发生了一对逆向运动,即经济市场化,但行政管制却不断强化,背离了市场经济的民进官退、“大市场,小政府”的要求,致使官员的寻租机会大大增加。如在改革开放前,我国是中央、省、县三级政府体制,地区、乡镇只是上一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规模比较小,可是随着改革开放反而形成了事实上的中央―省―市―县― 乡镇五级政府体制,政府机构臃肿,财政供养人员迅速增加,乡镇政府从原来的十来个人增加到现在的数百人。虽然经过四次政府机构的改革,但由于加强管制的思想没有变、管制给某些个人和集团会带来收益的状况没有变,所以,现实的情况往往是,机构扩张后迫于压力而精简,精简后又基于利益而扩张。目前,我国仅 4.5万个乡镇的财政供养人员就达1280万,每年额外非法加重农民负担4~5千亿元。一般认为,中国的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13%左右,但考虑到巨额的非税收的预算外收入、种种乱收费、乱摊派,实际的比例至少达到30~40%。特别是,自从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后,中央政府拿走了正税大税,而县域经济又不振,这样,许多县乡政府就只能靠乱收费、乱罚款过日子。这是一种“大腐败”、群体性的腐败。 官本位导致中国目前的腐败呈现许多特点:一是“政绩”出腐败。官本位只顾自己的政绩、往上爬,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越是重视表面文章的“政绩”,就越是腐败。河南平顶山市前政法委书记李长河搞湖滨大道和钢城大道,在全市强行摊派,遭到一个副镇长吕净一的反对,李书记怒斥到:“这两条大道是我的脸面,是我的政绩,你完不成也得完成!”吕净一对这种乱摊派、乱收费坚决抵制,结果被李长河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另一个腐败分子湖北省丹江口市前市委书记张二江为了政绩,大肆数字造假, “一个村庄就是一个‘数字卫星’的组装基地”,其国内生产总值虚报为年均增长40%左右,号称“率先摘掉了贫困帽子”,夺得全省“十强”县市。二是专横出腐败。即权力越是不受监督、制约,就越是腐败。深圳南山区前区委书记虞德海大肆排挤、打击不同意见的人,把南山区俨然弄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有人公开说 “在南山区不必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只需与虞老板保持一致。”三是“国有”出腐败。即越是国家的、公家的项目,就越没有人爱惜,就越产生腐败。安徽省前副省长、曾当阜阳市委书记的王怀忠,人称“王三亿”,可见其腐败额之巨。对他来说,国家的资金、人民的血汗钱毫不珍惜,他建阜阳机场,耗资从预计的6000万追加到3.2亿,最终飞机场成了养鸡场;他建“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耗资千万,最后也半途而废;他建电厂投入几个亿,由于仓促上马,目前也停建。王怀忠透支了阜阳市10年的财力。深圳的虞德海也是把国家的钱不当数,他乱投资,“书记项目”最终都成为亏损几千万乃至几亿元的黑洞。四是“乌纱帽”出腐败。即越是官本位的地方,乌纱帽的含金量就越大,腐败就越严重。阜阳市由于有前市委书记王怀忠以及曾被称作“安徽第一贪”的前市长肖作新的“垂范”,买官卖官成风,甚至行情众人皆知:买个乡长、镇长10万,局长50万。山东泰安市前市委书记胡建学也靠卖官发财,当地流传着民谣:“副科提正科,得花一万多;正科提副县,得要四五万。”山西长治市委前常委王虎林得知他即将离开县委书记岗位时,突击提拔了科级干部278人,狠赚了一笔。他就直接对人说:“我是花了8 万,才买了个书记。”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突击提拔102名副厅级干部,获利750多万元。其子接受财物2049万,其情妇获利3000余万元。五是“法杖”出腐败。山西绛县法院前副院长姚晓红,人称“活阎王”、“三盲(文盲、法盲加流氓)院长”。每天他的车到,全院干警都要列对欢迎,有给他开车门的,有给他护车门框的,有扶他走路的,有给倒水的,有扶他躺下的,有给他捶背的,俨然一副太师爷的派头。他经常对无辜者乱施酷刑,有人举报他,他就给抄家11 次。六是结党营私出腐败。也就是腐败窝案频发。现在的腐败如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所说的往往是窝案,“一端就是一窝,一揪就是一串”。河南省交通厅3任厅长前腐后继,前面腐败后面继续,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案,牵出市长慕绥新、省高院院长田凤歧、沈阳中院院长贾永祥、副院长梁福全、沈阳检察长刘实、财政局长李经芳等一批人;卷入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案的有下辖10个县市一半处级以上的干部,涉案数百人。七是公款消费出腐败。官本位造成财政预算和财政支出不受地方人大的约束,不像发达国家的政府招待费等开支都是经过议会严格控制的。我们的许多官员认为,只要钱不往自己兜里装,就不会犯错误,吃点喝点用点没什么,因此,他们大行公款挥霍浪费之道。我国每年公款吃喝约2000亿元,公车耗资3000~4000亿元。仅1997年公款会议、出国就花费2835亿元。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一年的招待费就达200万元,尚不包括下属单位、企业的招待费;另一个县招待费占财政收入的59%。 在目前的社会,也有许多好的清正廉洁的干部,他们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赢得了人民的爱戴,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代表。这些人拒绝纳贿,成为清官、好官,但他们也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很容易被排挤出局。官本位社会淘汰清官,优汰劣胜,是逆向选择。如黄石市一个镇的党委书记董阳上任后狠抓廉政建设,杜绝大吃大喝,来客一律到食堂吃份饭,干部下乡吃饭必须交钱,群众称赞他是好领导,但上级说他“缺少人情味”,“不适应市场经济”,“绝对不是一个称职的镇党委书记”,于是一纸调令,让他任个闲职。绥化市的佘树德使村积累1000多万元,而村里的招待费一年才900元,连大贪官马德都称赞他,但马德说:他只能干到镇一级。领导来了,你不陪好,吃好,送好,谁喜欢你!一个县委书记廉洁清正,于是同僚造谣,说他假装是清官,其实是最大的贪官,还有人把死了的女婴挂在他家门口吓唬他,想方设法把他排挤走。 一般来说,在西方绝大多数国家不存在官本位的制度性的系统腐败。虽然那儿腐败丑闻也屡有披露,但就如一筐桃子,由于能够将烂桃子挑出来,扔掉,所以保持了整筐桃子的新鲜。国际透明组织每年都进行全球范围的国家廉洁度和腐败排名,最廉洁的十几个国家除新加坡外,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如丹麦、芬兰、瑞典、新西兰、冰岛、加拿大、荷兰、挪威、瑞士、澳大利亚、英国等。在芬兰,送礼会被官员视为侮辱其人格,该国已有 30年无重大犯罪事件。冰岛自1918年以后只有4名高官因腐败而辞职,最近一次在上个世纪80年代。 西方国家的官员受到制度、法律、新闻、舆论的严密监督。他们奉行新闻自由,报纸等媒体极尽猜测、窥探、曝光、揭露之能事,使得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处于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一言一行都得十分谨慎小心,其处境可谓不自由甚至尴尬。特别是,像美国有一条规则――除非能证明媒体存在着实际的恶意,否则对官员等公众人物的报道即使不正确,也免受司法追究。而要证明媒体存在着实际的恶意,何其难也!因此,官员们只好接受报纸、电视等的说三道四、评头品足。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因为在民主党党部装窃听器而被迫下台,如果不是继任总统的“赦免”,他还逃不了被判刑的命运。另一位美国总统克林顿,政绩颇佳,但也栽在了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桃色“小事” 上。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对克林顿不留情面,“穷追猛打”,终于使得大总统因为“作伪证”、“妨碍司法”,险些被弹劾。 有报纸说,德国总理施罗德染了发,这一下舆论大哗:总理原来是个弄虚作假的人!幸亏施罗德最后证实了自己没有染发,才平息了风波。施罗德虽然是大国总理,但不富有,为了节省家庭开支,他从别墅搬到了月租金不到600美元的两室公寓里,女儿来度周末只能支临时床;由于请不起家庭服务员,施罗德的夫人现在每天要采购、做饭。德国规定,总理的豪华防弹公车周末使用必须付费,于是,施罗德届时只好开着自己破旧的私家车出门。 瑞典实行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特别强调社会公正,其官员乃至首相决不允许搞特权。首相住居民区,平时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没有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平时除非履行国务,否则不允许使用公车。周末时,瑞典警察可以截住任何公车,包括首相的。 上述西方官员的处境对我国反腐败有很大的启示。反腐败重在废除官本位、塑造阳光下的政府、透明的行政,重在发挥新闻、舆论、公众的监督作用。 三、官本位源于官府对资源的全面控制。中国的各种资源历来掌握在官员、政府的手中。秦始皇废抑私商,汉武帝盐铁官营,唐朝官商合流,大官僚成为大地主;清人捐官,洋务运动大搞官营企业,国民党抑制私人资本,官僚大员操纵企业。改革开放前,“国有”一统天下;一直到现在官控资源成为腐败最大的渊薮,官员们利用权力入股,权力承包,权力分配,权力寻租,在合资、租赁、承包、出售、股份化时低估、贱卖国有资产,中饱私囊,致使国家损失惨重。如一些地方搞管理层收购, “界定产权”,实际上成为以行政划拨的方式把国有变成了己有。如桂林铁合金厂2.3亿国有资产,后来变为1.2亿,最后变为3350万被卖掉。另一个企业,本来净资产超过1个亿,经所谓的“挤掉水分、剔除不良资产”后仅为1500万元,再按“国有资产一次性买断可优惠50%”,最后国有股只剩余500 万,占8%。广州市政府在澳门的企业澳门羊城集团资产仅15.6亿港币,负债却高达50.9亿港币,其董事长不为国家而是帮对方、私人谈判,获得了国有企业55%的股份,并减免了3000万元的债务,而他个人受贿250万港币;其总经理明知香港一公司的地契已被抵押,仍然与之签订土地买卖合同,受贿22 万,而使国家损失3500万。 根据各种资料估计,目前我国一年国有资产流失4千亿元以上。仅八五期间,国有投资4.3万亿元,但到八五末,前40多年所有国有资产的总和才有不到4万亿元。平均每年损失4千亿,考虑到折旧等因素,八五时,每年国有资产流失也在3千亿左右。1999年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了1.4万亿不良资产,但到2002年又新增1.7万亿,平均每年新增4千亿以上。由于政企不分、治理结构不规范等原因,一些国有企业或以国有股份为主的企业也亏损严重,如重庆特钢厂亏损20多亿元,猴王股份亏损35亿元,郑百文亏损15亿,拖欠银行25亿,湖北荆襄化工集团投资40亿,处于倒闭状态,中原制药厂投资13个多亿,现负债30亿,中州铝厂投资近20亿,负债35亿,川东天然气氯碱工程损失13个亿,广州乙烯工程投资80个亿,至今无法形成生产规模。 现在一些地方又兴起“官商”,如在安徽、湖南、吉林、浙江等省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兼任企业董事长的“红顶企业”随处可见,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出台鼓励公务员辞职留薪或带职下海经商的政策。在安徽省,“企而优则仕”已成为较普遍的现象,“官”“商”交叉兼职、个人拥有双重角色的事例比比皆是。如芜湖市委书记兼任奇瑞汽车公司董事长;涡阳县双轮酒业集团董事长兼职县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兼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玉美集团董事长兼职县人大副主任;天安集团董事长兼职界首市政协主席,市长兼职沙河酒厂厂长,分管工业经济的副市长兼职碧泉集团董事长;临泉县化肥厂厂长兼职县委副书记,现仍分管全县的政法工作,县文王酒厂厂长兼职县委常委;古井集团董事长兼职亳州市委常委┉┉。一个现代型政府的底线是公权与私利的分开、政经分开,不得以行政权力谋取私利,不得自我设租、自我裁决、自我得利,不得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纵然地方政府有千条万条的理由,也不得越出这个底线,以丧失公正换取所谓的“发展”。 还有由于官本位,官员、政府利用自己的权力搞行政性垄断。银行、电讯、航空、铁路等行业的国有、行政性垄断,股市、出租车等的准入审批制,削弱了竞争,保护了落后,抬高了服务价格,催生了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据分析,由于行政性垄断,我国每年国内生产总值损失2~3万亿元,产生的腐败额约2500亿元。只要取消不必要的审批和限制,我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甚至可以达到30~40%。 四、官本位必然造成政府职能的颠倒――一个现代型政府奉行政经分开、官退民进的原则。也就是说,政府的职责是搞好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设施建设、国防与治安,一般不能从事经济活动,不能直接干预微观经济。官员必须从市场经济中退出,减少管制,限制公权力,缩小政府规模,实行广泛的公民自治,让民众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角。 而在我国,政府把大量的时间、金钱用在了审批、管制、国有企业、新项目、新工程上,企业经理成天围着政府转,到政府那里“烧香拜佛”,哪有精力抓经营管理?如一家工厂开办技术开发公司盖了391个公章,一个工厂的基建项目盖了745个大印,南京一个工程完工时盖了上千个图章,其效率之低令人瞠目。 而对其份内的事我们却经常没有做好,也没有精力和财政能力做好。如在我国,目前科研总经费只及西方一个跨国大公司的科研经费,全国大中小学教育经费之和仅相对于美国一个名牌大学的经费;而且,我国科研开发经费、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均位于世界的后列。 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也应是政府施政的重点,国家必须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以民生为中心的发展道路。可是在我国,199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为了甩财政包袱,搞起了医疗卫生产业化改革,医院成为赚钱的机构,但又保持了政府的行业垄断,于是,药费奇高,治疗费惊人,以药养医,以医谋财,成为普遍现象。一些医院“有病无钱莫进来”,其冷漠程度竟比衙门有过之而无不及,把“救死扶伤”的天职忘在了脑后。每年估计有数百万的农民、工人无钱治病,不治而亡。 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健康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26%,而中国仅为0.62%。从1990到2000年,中国的医疗费用增加了10倍,可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村人口从1970年代末的85%下降为1990年代中的不到10%,参加医疗保险的城市人口从1993年的 73%下降为1998年的56%。至今,全国还有76%的人没有医疗保险。 在环境保护方面,由于片面地强调经济建设,一些地方领导只重GDP、“政绩”,采取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祸害子孙、殃及人民健康的方式搞经济建设,致使全国环境问题突出,70%的河流水域被严重污染,20年中癌症死亡率上升了47%,肝炎患者占世界的75%,每年新增的沙漠化面积达3400平方公里,中华民族的生存家园很可能会在几十年中破坏殆尽。 在法治建设方面,政府更应当殚精竭虑。现在,农民权益、劳工权益的保护亟待改善。农民动辄被乡镇官员罚款、罚跪、关黑屋,被拘押、劳教,农民的声音无人听,有理无处伸,农民自杀的现象越来越多。中国每年煤矿死亡的人数占世界的一大半,美国每亿吨煤死3人,印度50人,中国700人。2002年,中国各类工伤事故死亡超过14万人,尘肺病患者58万多人,潜在的职业重病患者达数千万人。 可见,政府不是没有事情可做。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国家,政府应当全力以赴抓科教文卫、环境保护、法治建设等工作,而不应当越俎代庖,去干预微观的经济活动。 五、官本位必然形成官民对立。古代官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地位鸿沟,官主民仆、为民作主、明君清官、小民草民意识浓厚。社会上只存在两类人:“主子”、“老爷”与“奴才”、“小人”,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完全由前者来决定;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与封建时代有本质的区别,但少数官员侵害公民权益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如黑龙江省农民黄淑荣上访,控告土地分配不公、村长贪污等,所反映的情况都是真实的,但被县信访办多次关进精神病院。我国公民的档案内容也是由“领导”黑箱操作的,有时为了报复、整人,当官的给塞进黑材料,让你一辈子翻不了身。湖南城市学院毕业的汤国基十多年不但因此找不到工作,还被多次关进精神病院,现在成为自由作家,定期向有关部门申述,要求档案透明化,当事人要有知情权。湖南农民王威发被刑讯逼供,入狱7年,经过30年申冤才获无罪判决,但至今不给赔偿,国家欺负了小民,小民也无可奈何。广西农民谢洪武被关 28年,是无案宗、无罪名、无判决、无期限的“四无”案件。历任看守所所长也不知道为什么把他关着。谢洪武被稀里糊涂地关着,个人无法抗拒“国家”专政工具的力量。河北的一个城市拆迁,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拆迁办主任却说:你们只当日本鬼子来了,打了你们两个嘴巴,没打你们一枪,你们就认便宜吧! 山东某县民选村长崔某要求村务交接,镇领导不支持,怕帐本一交出,问题会暴露出来。崔到北京上访,回去后就被当地以“煽动农村不稳”的罪名被逮捕。 一次,直选的安徽某县的一个村长薛某在村里广播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被镇领导找去:“没有镇党委的批准,谁让你播的?”之后,被判刑1年。宣传党中央的政策竟然被地方政府看作是违法的。 六、官本位产生“窝里斗”的中国文化。由于官本位和人口过多,大家都往当官的狭窄道路上挤,使得中国社会充满了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激烈较量,人际关系异常复杂,内耗巨大,如今许多海外留学生不愿回国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勾心斗角太厉害”,“人际关系太难处”。复杂的人际关系又产生了窝里斗的文化,推崇谋略权术,中国成为谋略之国。现实的中国人不以道德而以谋略著称于世,所谓仁义道德只是表面的掩人耳目的东西。中国诸子百家也以谋略见诸于世,《老子》、《孙子》、《韩非子》、《鬼谷子》等谋略名著早已盛传于海内外。现存的中国古代兵书达二、三千部,最有名的有《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唐李问对》《将苑》《登坛必究》《虎钤经》《兵经》《投笔肤谈》《乾坤大略》《守城录》《兵垒》《太白阴经》《百战奇略》《练兵实记》《草庐经略》等。这些谋略大到治国平天下,小到修身避难,为历代官僚士子所揣摩运用。在中国,政治、社会、人生谋略通称“文兵法”,可见,它们的运用不亚于用兵。而且,官本位的中国政治谋略十分卑鄙、残酷,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信口雌黄,阳奉阴违,奴颜卑膝,骨肉相残,投毒暗害,杀尽功臣,食肉寝皮,夷灭九族,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窝里斗”是“文革”的典型特征。中国人发明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天下大乱”,“越乱越好”等现代“窝里斗”、“内讧”理论,上有所好,下必行焉,于是,红色恐怖蔓延,“炮轰”,“横扫”,“戴高帽”,“喷气式”, “开膛摘心”,“人肉宴席”,“刀剁屁股”,“开水洗澡”,“打靶”,“上吊试验”等暴行风靡一时;揭发父母,夫妻开战,卖友求荣,派性斗争,文攻武卫……,窝里斗悲惨热闹非凡;内斗之言辞也上纲上线,有排山倒海之势,什么“恶毒攻击”,“别有用心”,“疯狂叫嚣”,“罪恶勾当”,“砸烂狗头”,等等,不一而足;内斗的人们忽而飞黄腾达,忽而横遭凌辱,令人目不暇给,唏嘘不已。 七、官本位导致了中国社会整体道德的堕落。由于长期的官本位之人治、专制、不择手段的政治斗争,使得国人的道德感薄弱。尽管纸上写着一流的道德,可现实中的许多中国人虚伪,喜欢虚假的应酬、言不由衷、阳奉阴违;人们的权力意识过于强烈,对官员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丧尽人格。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说:“现在人都变成鬼了”,于是他一边信起佛教,一边大肆腐败。浙江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年轻时与市委书记做邻居,他主动到书记的老母亲家做免费保姆,洗脚梳头,试图以溜须拍马换取官位。 尽管上从《尚书》的“兴公灭私”下至“文革”的“斗私批修”都要斩尽杀绝“私”字,要求人民“狠斗私字一闪念”,但许多中国人却很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损公肥私。所以,有识之士称中国人“有私无公”;与此相反,现代文明社会容忍一己之“私”,并顺乎私欲,发挥人的功利主义、自利主义、合理主义的本性,设立市场,尽量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为之建立起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社会的公德意识、文明水平反而越来越高。 由于官本位的专制、人治社会的祸福不定、不择手段、没有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法治规范,弄得一些中国人诚实心、爱心、公共心全无。倘若路有死伤危难,许多国人是不会费举手之劳去救助的。前些天,福州一位78岁的老先生在接孙女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晕倒在地,牙齿被摔掉,鲜血直流,孙女吓得直哭,有上百人围观,但没有一人援救,甚至没有人报警或打120。 在“文革”中,中国人的道德更是斯文扫地,可谓出尽丑相。有密室策划,有罗织罪名,有断章取义,有突然袭击,有引蛇出洞,有倒打一耙……,玩尽智巧,无所不用其极!或打倒别人,抬高自己;或背叛亲友,向组织告密;或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或赌徒压宝,投机取巧……。人们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可是口头上却大喊“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 八、官本位致使国民精神萎靡不振。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闭关锁国、专制压迫使得国人逆来顺受,奴颜卑膝,墨守陈规,惧怕变化,怯于改革,闲散懒惰,无责任心,无敬业意识;官本位的文化摧残精英、否定个性、封杀思想。中国存在着人才负筛选机制――择劣机制,擅于溜须拍马、奉迎钻营的庸才平步青云,而有个性、有思想的人往往遭遇不幸;还有,封建统治者鼓励学者们亦步亦趋,以注解经典、背诵八股为神圣,不许离经叛道,遏制创新,这些都导致了中国社会长时期的停滞或退化,使得中国人奴性、惰性巨大,创造性丧失。 官本位还导致了急功近利思想、世俗主义思想的泛滥。由于人治、官本位的风险不可预期,所以,一些中国人沉溺于人生享乐、富贵长寿,迷恋于实际,迷恋于经验,浩瀚的历史典籍皆为经验之资,皆是人际关系、治国平天下的经验、人斗人的经验。而中国人不善于吸取如何使得国家长治久安、制度、法治的经验。不思考如何避免王朝循环,只是跟着感觉走。 或者说,中国人几千年深受专制压迫却不知道反省制度,近代以前的历史上甚至未曾出现过一点点民主的理论火花。孔子的德政、孟子的仁政只不过是与专制相辅相成的人治的一种形式而已,他们当然与民主政治是无缘的。而同时代的古希腊无论是民主理论还是民主制度、民主实践,都创造了早期的辉煌,尽管它们很不完善。中华民族虽然灾难不断出现,两千多年来,内乱、战争不断,人口死亡过半的动乱就达10次,但没人总结教训、完善制度、提出防范悲剧再度发生的措施,相反,不幸和痛苦很快会被忘却。朝廷也只许歌功颂德,不让揭露问题,并且一味地进行愚民教育,让人们沉湎于皇帝、明君、圣人,陶醉于“太平盛世”,沉溺于功名利禄、光宗耀祖的世俗主义文化当中,社会永远处在“福文化”、“大团圆文化”、“吃文化”的喜庆之中,无危机意识,不知道危机迫在眼前、灾难源自何处,于是,愚氓遍地,专制统治得以维持。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也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人们以“泯灭是非心”、“难得糊涂”为座右铭,使得社会正义感沉沦――不择手段之举被人赞为“有手腕”,当小人、叛徒被说成“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抗战时数百万。因此,有人甚至认为中华民族是无罪恶感、无是非感的民族。 总之,官本位的中国病表现为公权力的肆无忌惮的扩张、腐败的制度化、官控资源、政府的错位、官民对立、黑箱操作、窝里斗、道德沦丧、人性奴化、缺少理性思维、社会陷入停滞等种种问题。 邓小平及其后的改革正在试图改变这一切,一定能够逐渐治愈或减轻“中国病”。 治疗“中国病”,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对经济、文化、社会进行大胆而全面的变革。 破除官本位最重要的是民主选举,让各级官员逐渐地受到人民的监督和控制;其次,是发挥现代法治主要是治“官”的作用,约束公权力;其三,对官员进行舆论监督,让新闻媒体自由地反映民意民声,揭露特权和腐败。 中国共产党是奉行“三个代表”的政党。“三个代表”的最大敌人就是官本位。官本位代表了落后的生产力、官控的经济,代表了落后的不择手段的道德沦丧的文化,代表了官僚特权阶层的利益。所以,落实“三个代表”,不能对中国病讳疾忌医,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官本位。

中国官场十大丑态

由于官员是自上而下任命,又不受群众监督,因而百病丛生,沉屙难医。鲜有职业道德,常见职业恶习。试描绘如下: 1、身不由已 官场乃是非场、名利场。进入当官场,就得改变自我,入乡随俗按潜规则办事。这个潜规则就是首长意志高于一切,团体利益高于公众利益。谁坏了规矩,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久而久之,大家只能合眼放步,随波逐流。虽然有些执掌大权者也想恪守道德贞操,可他们被无数人绞尽脑汁算计,躲了初一,躲不过初二,迟早会被他人牵着鼻子走。 2、魂不守舍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岗位的工作很无奈。衙门闲人多公事少,于是大家身居蜗室,魂飞天外。想发财、想升官、想出国、想吃喝、想勾引异性……惟独不想岗位职责。这也怨不得他们,因为买官卖官猖獗,社会价值体系颠倒,谁还会把钻研专业、创造实绩当真? 3、言不由衷 官场盛行套话、空话、假话、废话。写出来引经据典,说起来头头是道,听起来天衣无缝。明明是假,可大家都一本正经象办实事一样认真。只要在公开场合,除了格式化语言彼此竟相顾无言。于是编来抄去的文字游戏,虚与委蛇的外交辞令便成了进入官场的必修课。 4、心不在焉 有道是“在其位,谋其政;食其禄,忠其事”。然而国际国内无数经验教训让众多官场中人心存疑虑,总感到自己坐的是无底轿,生怕有一天面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结局。于是表面应付工作,暗中准备退路。 5、名不符实 自吹自擂的高调标榜,与人前背后的普遍下作形成强烈反差,大权们变幻莫测的脸谱连他们自己都认不清哪个是真实自我。他们深知自己办的事大都上不了台面,更清楚自己在民众心目中有几斤几两,担心当众受到质疑出乖露丑。于是把官衙封闭的如临大敌,“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 6、力不从心 进入官场如同身陷蜘蛛网,迟早会被打磨的棱角全无、才气全消,理想抱负再无踪影。即使萌生一些想法,待碰了N多钉子之后,大都心如止水。于是明白,自己周而复始地忙忙碌碌,多是为了保住饭碗做自欺欺人的无用功。有了自知之明后,大家纷纷成了泄气的皮球。 7、食不甘味 进入中国大陆官场起码的实惠是混个肚圆。有公款吃喝垫底,有公权力寻租,官员们当然是不吃白不吃。由于白吃白喝成了中国大陆身份、地位、能力、价值的体现,因此所有官员都要用足权力拼命吃喝。官员无不以赶场吃喝为荣,以吃新、吃奇、吃贵攀比炫耀。可接踵而来的是,官场成了脂肪肝、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的重灾区,不少官员面对佳肴美酒再也没了胃口。 8、夜不能寐 一般人都以为,利用职权伤天害理获取不义之财的人睡不安生。其实不然,官员头一两次受贿还真是心惊肉跳。时间一长便心安理得,反而是没人送礼浑身不舒服。真正影响他们的睡眠的是,如何把权力运用到极致,以榨出更多油水。因为他们明白,“天不变,道亦不变”。处在共荣共损的圈子里,他人都会自觉成为自己的保护伞,不拼命捞才是傻瓜。 9、悔不当初 社会上之所以千军万马争考公务员,就是因为进入官场能够“先天下之乐而乐”。权力无监督,业务无考核,有新“四项基本原则”(注:“四项基本原则”: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吃喝基本是请,消费基本靠送。)作保,中国大陆公务员已成为古今中外最幸福的群体,何后悔之有。如果说后悔,也不乏其人:下级后悔高估了上级觉悟――不敢送礼;上级后悔错判了政治形势——不敢收礼。 10、罪不容赦 我敢说,在中国大陆,在掌握实权的岗位,没有几个高官敢站出来,让公众清点家产,以证明自己清白。我还敢说,如果随机抽查,恐怕实权高官都得判刑。不过,这都是乌托邦幻想,当局断然不会进行这样的试验。但是,如果对腐败现象听之任之,难免重演载舟覆舟悲剧。如今彻底清算官场腐败的声音越来越高,腐败问题不解决,说不定哪一天会引发社会多米诺骨牌整体倒塌。
作者:老钟 (原贴显然已被删除, 故没给出链接)

飞行着的石头和愤青

有一句名言“如果一块被扔出去的石头会思想的话,它也肯定会认为是在按照自己的意识在飞行”。

 

现在全国上下反日高潮方兴未艾,到处都是“只要反日就是有理”,上海有打华师大日本留学生的,北京有砸日本大使馆的,“打砸抢”就剩下还没有抢了。

 

但是在这些反日战士中,有几个人真正了解日本的呢?

 

就说南京大屠杀吧,国人知不知道日本人从来没有否认过这是战争犯罪,即使极右翼也只敢在到底有没有30万人上做文章。据我所知,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就只有原民进党,现属民主党的西村一个人,石原慎太郎都没有否认过。

 

日 本的教育,可能让国人很吃惊,是左派把持的。中小学教师的最大的工会组织“日教组”是由日共控制的,他们否认天皇,否认自卫队,否认太阳旗,否认“君之 代”(日本国歌)。这点知道的人可能不多吧?日本没有“国旗国歌法”的,所以太阳旗,君之代在日本经常被扯皮。前年文部省要求学校的毕业仪式上要升国旗, 唱国歌,遭到很多学校抵制,有不少校长被撤职的。

 

国人知不知道,在日本“爱国主义”这个词是犯忌的,谁都不敢用的。因为让人想起军国主义。

 

国 人知不知道,日本入常其实只是小泉的政治秀,没人想入,就小泉想,小泉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上台的,上台以后却处处碰壁,内政搞不好,就只能在外交上玩玩了。 小泉上台后的几次国政选举都是靠打北朝鲜绑架这张牌才如履薄冰地走了过来,现在这张牌打到头了,北朝鲜不可能再有让步了,怎么办?玩入常这张牌吧。

 

“军 国主义复活”?那是笑话,看看地图就知道了,美军的横田基地在什么地方?就卡住了东京湾!日本人敢动?所以石原慎太郎作为东京都知事,看着横田基地就有 火。有火也没办法。谁让你和老美去打的?谁让你不听山本五十六大将的话的?国人看到山本五十六在日本受人尊敬可能会想到军国主义复活什么的。其实不然,山 本五十六受人尊敬是因为他反对对美开战,而且准确地预言了战争的结果。因为山本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他知道美国的工业实力,美国是无法战胜的。

 

日本是只有战死的军人才能用方尖型墓碑,那个墓地里都有这种墓碑。看看上面的字就知道几乎全是死于二战的,每家都有人在国外战死,在国内被炸死。所以日本人最不能想象就是再和谁打仗。夏天89月 份日本各地都有象中国庙会那样的节日,最后的高潮是游行,各大公司,民间团体出彩车,出乐队游行。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的是谁,国人可能猜不出来吧?猜不 出来不要紧,看那牌子上的汉字,是个中国人都认识,“驻日米军管弦乐团”。我曾经问过不少日本人“看见他们烦不烦?”要知道驻日美军的费用是日本人买单 的,每年每名美军要花费6000多万日元,就是60多万美元。日本人怎么回答?“不烦,有了他们就有了和平,不会打仗了。”

 

我不知道从那里看得出来日本在复活军国主义?

 

日本人不肯正视历史?不肯向受害者赔罪?如果美国在南海撞机事件后的"I am sorry"就可以算是道歉的话,那么日本已经道过多少此歉了?田中首相,日本天皇,包括国人最恨的小泉,小泉在卢沟桥抗战纪念馆说了些什么可能国人都不去记忆了吧?

 

89年欧美各国制裁中国,就日本没积极参加,不但不积极参加,而且还派天皇访华。这算什么?这不算对华友好?有人有要说了“那是想做生意”,可我要问了,你要别人怎么样啊?

歪曲历史,确实有歪曲历史的人,确实有歪曲历史的教科书,但是有多少人?日本是个民主国家,你不能不让别人说话,至于听不听是你的自由。所以我还不知道有哪个学校用了扶桑社的教科书的。

 

话 说回来,中国人又是怎样对待历史的呐?不说别的,抗战史从我上小学到现在有几种版本?那个版本是真的?什么“雍正王朝”,“康熙大帝”,“乾隆大帝”什么 的是不是在歪曲历史?和坤是谁都知道的大贪官,雍正是大兴文字狱的暴君,不知什么时候成了可比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了。那算不算歪曲历史?对,那是 文艺作品,没人把那玩意儿当真。可为什么就一定认为日本人拿扶桑社的玩意儿当了真?

 

20年 以前,国人最很的是苏修,苏联人最坏,最不是玩艺,中国所有倒霉的事全是因为有苏修在搞鬼。只要苏修完了蛋中国就好了。现在也一样,只不过苏修换成了日 本。日本人最坏,最不是玩艺,中国所有倒霉的事全是因为有日本在搞鬼。只要日本完了蛋中国就好了。历史就是这样惊人的相似。

 

现在知道了,当年的恨苏修只是被人洗了脑,那么,现在呢?

 

经常有这种事:你所想的,不是你要想的,而是有人要你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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