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牛肉面一碗应该多少钱?

中国兰州牛肉面一碗应该多少钱?


2007年7月19日

中国西北兰州市的物价当局最近在牛肉面突然涨价后,对这种倍受当地居民喜爱的特色食品实行了价格管制。限令一出,舆论哗然。不少人问:政府是否管得太宽了?

一碗牛肉面应该卖多少钱,用得着政府去管吗?经济学者贺蕊莉最初怎么也不相信,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多年后的今天还会有政府官员做出这等事情。她说:“一开始,我以为这个事情是有人在开玩笑,后来看还是真的。”

事情起因于6月16号,兰州市西固区的牛肉面经营者涉嫌串通涨价,使市民一向钟爱的牛肉面,价格一下上涨了20%。对普通收入家庭来说,这确实是难 以承受之重。10天后,在民众的抱怨声中,市物价局发出命令:凡兰州市普通级牛肉面馆,大碗售价不得超过2.5元,小碗和大碗的差价为每碗0.2元,违规 者将严厉查处。

*限价命令受抨击*

这个限令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甘肃省消费者协会说,此举值得肯定也值得推广。但是这种作法在全国性媒体上受到抨击,“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向计划经济回归”等批评言论令兰州市物价局难以招架。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副教授贺蕊莉不赞成政府限制牛肉面价格。她对美国之音说:“牛肉面对兰州这样一个以牛肉面作为主要食品的地区来说,它是重要,重 要的程度应该是不亚于水电煤气,但是水电煤气是公益性部门,它的低价出让的后边是有政府的补贴,而牛肉面是个唯利性行业。你把这个由私人经营的部门变成像 公共部门一样管制的话,本身是个错误。”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赵农也认为政府干预没有道理。他说:“轻一点讲是违反经济规律的,重一点讲是一种违法,因为任何人都有正常经营的(权 利)。像马子路牛肉面,是兰州最好的牛肉面,它的汤是百年老汤,品牌是几代人共同打造的。他自己确定多高的价格,任何人都不应该干涉。你允许汽车厂商各自 定价,为什么不能允许兰州拉面自己去定价呢?”

*兰州官员苦衷*

兰州市官员也有自己的苦衷。中国青年报援引兰州市物价局长徐希望的话说,群众意见非常强烈,一天80多个投诉电话,不断有群众信访。一位老者直接把电话打到了他的办公室,指责他:“牛肉面反反复复涨价,你们还管不管?”

有专家认为,政府关心民生,初衷是好的,但是方法欠妥。光明网上的一篇文章说,政府如果真想抓民生,应从两个源头抓起:一是开源,给低收入家庭和下 岗失业者多些补贴,让他们经得起涨价的折腾;二是从基本生活产品的源头抓起。比如,这次牛肉面涨价是因为牛肉涨价,那就应多支持养牛业,让肉价先降下来。

至于应该如何对待群众意见,经济学者赵农说,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应该反思。他说:“政府不应该对部份百姓有些抱怨或者呼吁就随便扭曲市场或者是废除市场的自由竞争原则。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因为市场机制远远比价格暂时上涨要重要得多。”

*管的最细的统治者*

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除了集贸市场等少得可怜的所谓“资本主义尾巴”之外,几乎所有商品都是国家定价,从自行车、缝纫机等几大件,到油、肉、蛋、粮食、豆腐,都由政府说了算,使中国政府成了世界上管得最宽、最多、最细的统治者。

赵农说,那个时候,政府不但控制价格,还控制数量,“正是因为这种控制价格,形成短缺,最后老百姓不得不凭票购买,导致的后果就是供给减少,质量下降。我也是60年代初出生的人,小的时候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记忆还是犹新的”。

不过在今天的中国,涨价的却绝不仅是牛肉面。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四宣布,今年6月份,中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上涨4.4%,上半年达到3.2%。近年来,医疗、住房、教育方面的收费更是日渐飞涨。

中国青年报上星期在29个省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0.9%的人对粮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已有切身感受。兰州对牛肉面限价的做法在这次调查中得到81.9%的公众的赞同,其中收入水平越低的人,越倾向于支持政府这种强行干预价格的方式。


来源: BBC中文网

中国惩处涉入虚假新闻电视台人员

中国惩处涉入虚假新闻电视台人员


2007年7月20日

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五报导,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播出《纸做的包子》的假新闻后,除当事记者訾北佳被 刑事拘留外,有关方面还对北京电视台台长刘爱勤通报批评,给予北京电视台总编辑张晓行政警告处份,给予北京电视台主管副总编辑记过处份。此外,电视台生活 节目中心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分管“透明度”栏目的副主任和“透明度”栏目制片人被撤职,“透明度”栏目有关编辑同电视台的劳务关系被解除。

北京电视台7月8号播出《纸做的包子》的报导后引起很大震动。北京电视台星期四在其新闻节目中承认,这条新闻是条虚假新闻。近几个月来,很多国家不断发现中国药品,水产品等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产品的高度关注。

来源: BBC中文网

300块钱,成都,我走了

编者按: 太幽默了, 不能不发! - by haphic

某君好赌。一天去郊县赌钱,只剩了180来块钱,可打车回去要200。他想到了以后再跟的哥说说,可能就算了。结果车到了成都,他跟的哥说:不好意思哈,今天手气不好,就剩了180多,差你点,不好意思哈。结果那个的哥非常不落教,把他骂了一顿,而且说的很难听。他欠人家钱,也不好发作。那天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又过了两三个月,他又去赌钱,结果手气好,赢了几千。走的时候还是回成都,赌场外头停了一排出租,可能有个20辆左右。他一出门就看到最后一辆就是那次骂他的的哥。于是他做了一件。。。。非常变态的事情

他先走到第一辆车跟前
他:去成都多少钱啊?
的哥:200(这个是通价)
他:300你走不喃?
的哥:走啊,300哪个不走哦
他:那你在半路要刹一脚哦!
的哥:干啥子嘛?
他:你要给我口交
的哥:!#%%…tnn…—**j

把他骂了一顿。他就走了,然后到第2两车,同样是刚才那番对话。结果都是一样的。。。。前面十多辆车都是这样说的,最后到了骂他的的哥的车的时候

他问:300块钱你走成都不?
的哥:要三,肯定要走撒!!
他:那我有个要求,你要走到前头所有的车子那里。跟那些的哥说:300块钱,我走了!而且要好高兴的样子哦!
的哥:这个简单撒!
然后他就跑到前面给所有的的哥打招呼:
300块钱,成都,我走了!

自由比民主重要——兼论为什么是日本侵略中国,而不是中国侵略日本?

自由比民主重要——兼论为什么是日本侵略中国,而不是中国侵略日本?

文/周舆

谁都知道,周博士(写博之士)是宣扬民主和自由的,而且经常把自由和民主放在一起谈论。但这二者其实不是一会事,绝不可等量齐观,今天就说说他们的区别吧。

说到民主和自由的关系,就不得不从日本说起。谁都知道,近代以来的日本和中国几乎同时进行了改革,似乎都很见成效,日本叫“明治维新”,中国叫“同光中兴”。后来,上帝在天上呆着腻味,想知道中日的改革到底谁获得了真正的成功,于是就让中日在1894年打了一仗。实验的结果大家是知道的:日本100分,中国0分,改革以后的小小日本竟然比我们这个庞然大物要强大得多。事情还没有结束,10年后日本人又三下五除二地收拾了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帝国沙皇俄国。又过了40年,也就是在1941年,日本竟然又向殖民地最多的日不落大英帝国以及世界一哥美国发起了进攻,他们的口号是,要把亚洲从白种人的魔爪中解放出来。假如日本不是把主力都投向了太平洋战场跟美英拼命,中国最终能否成为一个胜利者真是一件很难说的事情。

从1894年到1945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毫无疑问,日本是一个地道的强者。但奇怪的是,那时的日本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日本彻底的民主化和西化,是1945年以后麦克阿瑟将军带去的。1945年以前,日本的政治制度不是完全的民主制度。但并不很民主的政治制度,也阻挡不了日本的强大。无独有偶,跟日本情况极其类似的还有一个国家,那就是德国。希特勒的独裁和德国的强大,就不用周博士多说了,我相信谁都不会提出疑问。

  德日虽无彻底的民主制度,但依然可以强大,甚至强大到成为妄图征服世界的侵略者。德日现今的富强,虽然是在民主制度下达成的,但没有这些所谓的民主制度,我相信他们依然还会强大。

  显然,使一个民族获得强大生命最深层的原因并不是民主。日本和德国之所以造就了强大,我看是由以下几个更为根本的原因:

  1、民族生猛。人民没有老大帝国的劣根性,干什么象干什么的样子。

  2、私有制基础。奠定了自由和多元化的基础,并决定国家的根本发展方向不会违背人民的意志并酿造。

  3、阶级团结。各阶层利益得到整合,达成共和,一致对外。

  4、共和政府。政府代表人民,政策符合人民需要。

  其实做到这四点并不难,甚至并不靠民主的最高形式——宪政民主的恩赐,而仅仅靠民族具有自尊自信、私有制得到尊重和保护、政府对人民负责就足够了。在这样的国家,即使政府把人民推向战争,但人民同样也是拥护的,因为这样的政府所表达的意愿的确是人民的。

  但我们不能说民主是无关紧要的,德日虽无彻底的民主,但人家还保有自由。我们常骂希特勒独裁,但没有说他专制的。独裁与专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独裁仅仅是一特殊状态,但前提是不能扼杀多元化与广泛的自由;专制则是扼杀一切自由和尊严。保有自由的国度,即使政权落到一个独裁者手中,说到底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民主,只是“民”的范围以及“主”的方式不同于宪政民主罢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只有保有自由,政府的意愿不会离开人民太远。

看看中国,是不是还比不上60多年前的德国和日本呢?

  未来中国的目标应该是求富求强,第一步不是民主,而是求自由,即达成共和。保有自由根基的政治制度,其实就是共和政治,也就是各个阶层,各个利益集团都能坐下来,共商国事。

中国最可笑之处在于,民主遥遥无期,而共和也无法达成。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在于,那延续亿兆斯年伟大而神圣不可侵犯的两种权力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和言论自由权。这两种权力一旦丧失,求共和尚不可得,焉能民主?在不共和的条件下,所谓的“民主”只是祸乱,如毛时代的“大民主”。

在许多民族那里,民主仅仅是一种传统的延续和光大;在另外一些民族那里,民主是一种共识,即使象印度、巴基斯坦那样的穷国也可以实行,取舍端在一念之间。而天底下最聪明中国人,为什么就是不愿意走这条正路呢?

不走正路也行,还有一条捷径,那就是德日曾经走过的不民主但共和的道路。此路也可指引中华民族走向富强,可中国人为什么还是不愿意走呢?

这也不走,那也不走,难道偏要走一条死路?

 周舆于天津蛰居斋
 2007年7月15日下午

作者: 周舆 | 链接: 原文链接

厦门当局的怒与乱(郭巍青评真名上网事件)

郭巍青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政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0-1991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1998年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1年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分析,基层民主建设与地方治理,公共管理。

  几乎没有制度化的渠道能保证有效的公民表达与社会协商。普通公民没有资本,没有权力,他们只有网络。网络表达平台和网络民主,因此弥足珍贵。

  文/郭巍青

  厦门正在酝酿一项地方法规,名为《厦门市互联网有害信息和不良信息管理和处置办法》。立法者的意图是,禁止匿名发帖,实行严格意义上的网络实名制。这里的“实名”,指的是身份证上的名字。

  尽管近期各种“大新闻”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这条新闻依然惹眼,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忧虑。忧虑在于,第一,它可能是当地政府在PX项目被暂停以后的一种恼羞成怒的反应;第二,它可能以一种“过度强力”和“过度管制”的方式,扰乱互联网的生态。

  我认为,环境问题,互联网问题,公民行动问题,正越来越从边缘地带进入社会生活的中心地带。公民以网络为平台,为保护环境而行动,对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都产生了真实的影响。它还构成一种判断标准,如果政策和管理是倾斜于破坏环境生态、敌视互联网、钳制公民行动能力的一边,那就表明政府的施政逻辑是落后的,治理能力是低下的。

  质疑一:网络管制用意何在?

  厦门市要“立法监控本市网站的内容”,这与网络上对PX项目的抗议反对有关还是无关?古训有云,“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但是当地政府在 PX项目缓建之后没有多久便召开了专门会议,发动这项网络立法;不到半个月,就完成了所有的咨询调研,完成了《厦门市互联网有害信息和不良信息管理和处置办法》的初稿文本。这样的时机,这样的速度,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

  发布这项立法新闻的是厦门市工商局的副局长,他对记者说,“反对PX项目的事情出来后,政府觉得对网络内容该管管了”。有趣的是,厦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否认了这个说法,强调两者无关。却话锋一转来了这样一句:如果《处置办法》通过并实施,前段时间在网络上“组织、煽动反对厦门PX项目的人”,就要受处罚。

  需要注意的是,“组织、煽动”云云,在政府的语汇中,是有严重涵义的。显然,这是把PX项目事件作为一场政府危机来应对。立法监控网站,相当于亡羊补牢。事情做得有点匆忙和凌乱,但匆忙凌乱恰好表明这不是常规行政,而是紧急行动。

  然而这与不久前厦门市政府的表态大相径庭了。5月30日厦门市政府副秘书长许明耀主持新闻发布会时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学者和市民对海沧PX项目的建设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舆论也进行了积极的关注,这些都充分体现出大家对厦门这座城市的关心和爱护,体现了对厦门发展的关心和支持。政府是充分理解和肯定的。”

  既然是学者和市民的“关心”、“爱护”,是舆论的“积极关注”,也是政府的“充分理解和肯定”;怎么翻脸又成了有人“组织、煽动”,“该管管了”呢?这样的前后矛盾,就使得监控网站的立法倍显突兀,而且动机可疑。

  进一步看,这样的矛盾无非说明,地方政府的行为动机与行为逻辑中,有两个方面始终不肯改变。一个是“GDP主义”的发展观,一个是眼光只向上看,只对上负责。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地方官员必定追逐大项目,所谓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种追逐,同时与满足上级考核指标、在同级竞争中脱颖而出、个人任期限制与政绩需求等等结合在一起,通过高度集权的行政机构层层压下,会形成一种不容商量的强大态势。它所发出的信号必定包含冰冷的逻辑:不要挡路。这种逻辑的“平装本”是曾经在湖南嘉禾县城大街上挂出来的标语,“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厦门市绕一个弯子,对网络论坛从此严加管制,算是一种“精装本”吧。

  质疑二:公众监督需要压制?

  重要的是,拟议中的网络实名制,对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究竟是一种保障还是一种威胁?更具体一点说,将来如果有人反对某个建设项目,列举其环境危害,广泛寻求认同者,诉诸社会舆论,构建集体压力,这是否会被视为“互联网上的有害信息和不良信息”,从而被禁止、追究和惩罚?

  如果是这样,那么别的方面暂且不论,仅就生态环境保护而言,势必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过去多年来的高速经济发展,成就固然巨大,但同时在环境和社会方面透支过大,代价过大,已是公论。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后果时期”,即环境破坏的恶劣后果集中凸显的时期。大量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等等,严重超出过去一厢情愿的乐观预期。国际经验表明,要制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除了需要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必须广泛发动、唤醒并依靠公民社会的力量。

  从中国国情来看,多年的强势发展之后,迫切需要从环境角度建立起抗衡力量。围绕着环境议题而发展起来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行动,正是希望所在。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多次呼吁,环境保护需要强化公众监督和社会监督。但是,公众怎么监督?客观事实是,一旦出现发展的需求和环保的需求相冲突的时候,几乎没有制度化的渠道能保证有效的公民表达与社会协商。普通公民没有资本,没有权力,他们只有网络。网络表达平台和网络民主,因此弥足珍贵。

  大量的环境争议和社会争议出现在网络上,是制度使然。大量的愤怒出现在网络上,是制度使然。网络本来是虚拟空间,却成了许多人的真实世界,依然是制度使然。几乎没有那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网络上出现如此海量的公共事件评论。然而我们毋宁将其看作是中国特色和中国优势,看作是公民参与的社会创新。这种创新需要获得正反馈,以利于积极公民力量的培育和生长。

  在其他制度条件不改变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预言,网络立法越是严厉,对公民表达的限制和审查越是苛刻,则环境污染必定越是严重,两者之间高度相关。

  质疑三:“我怕”不让喊出来?

  在物质匮乏的前现代社会,一切问题中最基本的问题是“我饿”。但是在物质丰裕的现代社会,人为的技术风险和环境风险成为最重大的共同威胁。想象一下核电站泄漏,想象一下被一艘千吨级的运沙船一撞即垮的大桥,不难明白,基本的问题变成了“我怕”。

  城市居民开始强烈地表达出“我怕”之担忧,这是城市生活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中国的困难,以及许多地方政府的困难,在于同时面对“我饿”与“我怕”,两种诉求是叠加的。

  在这样的困境下,政府容易产生强烈的“管制冲动”与“技术迷信”。就是说,通过严厉管制来营造所谓“投资环境”,优先保证各种发展项目,同时相信,依靠技术可以消除风险。推行网络实名制,强化网络审查,禁止匿名发帖,发展关键词技术拦截信息等,都是循此方向而实施的严厉管制。

  但是越来越多的当代研究和经验不支持这种方向。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专门论证过,民主制度是避免大规模饥荒的根本保证,因为它让饿肚子的人有机会喊“我饿”。同样道理,尊重并倾听那些在现场者的“我怕”的呼喊,是风险防范机制中最基本的一环。

  经验证明,不民主的发展,不能真正惠及全体人民。在巨额财富的另一面,还有看不见听不到的贫穷与匮乏。不民主的发展,会过分优待资本。资本“轻盈而愉快地”全球流动追逐利润,却将环境污染的风险、后果与治理责任全部摆脱给“地方”。

  过去很多人喜欢讲,“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观念本身已经“落后”了。“旧观念加旧技术”的确是不好的,但它的后果至少还是可以预期的。真正可怕的是“旧观念加新技术”。因为新技术的无限发展,已经带来了不可计算的风险。但是“旧观念”却如鸵鸟般不愿听到“我饿”与“我怕”。在一场环境问题风波之后推出网络管制措施,这是“旧观念加新技术”吗?基本的判断标准是,它是否有利于广开言路,更能听到民间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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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见文尾之声明

【笑話】一位電腦客服員的遭遇

用戶:「我買了你們的上網卡,怎麼用啊。」
客服瞭解了一下,發現對方對電腦知識瞭解不多,就很耐心地從頭教起:「請打開『我的電腦』……」
用戶:「咦,你的電腦我怎麼能打開呢?」
客服(差點暈倒):「那就打開你的電腦。」
用戶:「我的電腦就是打開的啊!」
客服徹底暈倒,後來花費了很大的力氣在解釋「你的『我的電腦』」上面。

来源: 未知

透视:历史是怎么被遗忘的?

2003年09月0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3:30北京时间21:30发表

BBC中文网记者 魏城

最近休假,参加了一个欧陆六国"轮上游"。这里说的"轮"不是轮船的"轮",而是车轮子的"轮":坐着旅游车,走马观花地周游列国。这种观光方式,好处是 省心:起居坐行、吃喝拉撒,均有人替你安排;坏处是枯燥: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轮子"上,好不容易到了旅游景点,导游只给游客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一 去一回耗去半个小时,剩下半个小时只能匆匆拍几张照片。

难怪有人编了段儿顺口溜,专门讥讽这种旅游方式:"上车睡觉,停车撒尿,下车拍照,回到家后什么也不知道。"

不过,我这趟"轮上游"就连"上车睡觉"也睡不安生:偏偏摊上了一个热情、但喋喋不休的荷兰裔青年女导游,一路不停地用她那带着浓重荷兰口音的英语打扰我们的睡眠,不厌其烦地介绍到访国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

例如,到了德国,她便从德国的名胜古迹谈开来,一直谈到东德曾经历过的共产主义制度:"像我们这么大的西欧青年人,对十几年前东欧实行的共 产主义制度,可能没有什么切身经历,但我们对一些共产主义国家的独裁者的名字,却耳熟能详,比如说,最有名的共产党独裁者,就是我们现在访问的德国的希特 勒。"

这句话算是把我残存的零星睡意彻底驱散了:希特勒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他又怎么与东德扯上了关系?我不想听她絮叨了,又无法入睡,索性翻起了临行前匆匆借来的一本消闲书。

"第一本英文专著"

大概我借书时太匆忙了,连书名都没来得及看。这本英文书的大小标题分别是:《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作者是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

这可不是一本消闲书。就连我这个从小在中国大陆长大、经常受到"日军侵华暴行教育"的华人,看了这本书描述的血腥的史实,都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南京大屠杀──在中国时,这个词我听过多次,但当时的教育往往偏重于强调共产党抗日如何如何英勇、国民党如何如何"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等 等,日军的暴行倒成了无关宏旨的事情,南京大屠杀也成了一个十分空洞、模糊、抽象的名词,直到看了这本书,这五个字才成了字字触目惊心、血肉横飞的暴虐、 苦难的象征......

作者张纯如开宗明义,这样介绍南京大屠杀:"人类残酷对待同类的历史纪事,是一段漫长而悲伤的故事。如果要将这类恐怖的故事作一比较,那么,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哪些暴行,在强度与规模上,能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南京大屠杀相抗衡。"

套用她的句型,我也有个疑问:如果说这本书的书名符合历史真实的话,那么,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又是怎么落到"被遗忘"的境地的呢?

按照作者的意思,这段历史至少在西方"被遗忘"了。

的确,这本书在1997年出版后,曾连续十周被列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被西方书评家誉之为"第一本详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英文历史书"。

第一本?!

据说,在人才济济的西方史学界,几千年的世界史早已经像爱打扮的黑人少女的头发,不知被梳理、编结过多少次了。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一些历史学家已经"深入"研究到希特勒的性倾向。但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六十年之后,西方才出版了"第一本"研究这段历史的英文专著!

如果你不相信"第一本"之说,那么,西方史学权威的话应该不错: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柯尔比在为这本书撰写的序言中也说它是"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他还承认,"南京大屠杀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人遗忘了。"

作者本人也说:"许多美国人第一次听说南京大屠杀的事,读完书后,他们都震惊了。"据她说,她在几次演讲中,美国读者常常表示他们的震惊和无法理解,连连询问:日本人怎么能够这么没有人性?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被遗忘"也不局限于西方。暂且不说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的极力否认和日本政府的有意淡化造成了日本青年一代对那 一段历史的无知,即使在受害国中国,历史的真实、受害者的痛苦及其索赔要求,也往往淹没在台海两岸两个敌对政权的互相矛盾的官方宣传和竞相外交拉拢日本的 政治考量之下。

至今仍在制造冤魂

白天游历过的德国城镇整洁幽静,建筑别致精美,很难想象,这里曾经如导游所说,被二战盟军猛烈的空袭轰炸过。

晚上住进酒店,一则英语电视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中国东北黑龙江省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遗留化学武器造成的毒气泄漏事件,中国当局就此事对日本方面提出索偿。

我想起柯尔比为《南京大屠杀》所作序言中的一段话:"六十年之后,南京的冤魂们仍然缠着中日关系不放。"

旅程结束后,回到英国,我才知道,日本侵华战争的"后遗症"至今仍在制造新的冤魂:据报道,在今年8月齐齐哈尔发生的侵华日军遗弃毒剂泄漏事件中中毒的数十名中国人中,已有一人(河南民工李贵珍)因为多器官衰竭于8月21日去世。

另据香港传媒最新的报道,这次毒剂泄漏事件和日本右翼团体再次强登钓鱼岛等事件导致中国民间反日情绪急遽升温,一些中国民间团体正在策划"百万网友联名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毒气弹中国民间受害者并彻底清除遗留毒气弹"活动,并将在今年9月18日将百万签名递交到日本驻华使馆。

经常在中国海内外中文网站上浏览的人都知道,网上涉及中外关系的最为"火爆"话题,除了中美关系之外,接下来就要属中日关系了,但与中美关 系话题不同的是,谈论中美关系至少还有亲美、反美两派互相叫阵,谈论中日关系却几乎是一面倒的讨伐日本,鲜有公开为日本说话的人,即使内心这样想,口头上 也首先声明自己绝对不是"亲日派"。前段时间,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文章,认 为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主张中国政府应该接受日本欲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诉求,在网上遭到大多数网民的愤怒讨伐。

分析中国网民的这种一面倒的反日情绪时,即使是比较客观、中立、甚至内心亲日的学者,也无法否认其中有历史上日本侵华暴行昭彰、但至今日本政府仍然缺乏真正忏悔诚意的因素在内。

这次齐齐哈尔毒剂泄漏事件发生之后,《南京大屠杀》的作者张纯如表示,这一事件对日本在二战期间所犯下的战争暴行来说,不过是冰山一角,但 是足以证明日本一些政要和右翼分子试图抵赖的日军战争暴行。她强调说,日军二战期间在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的暴行一直没有受到认真追究,她希望日本跟过去的 战争阴影彻底决裂,要像德国人那样真诚忏悔发动侵略战争和对犹太人实行种族屠杀等罪行,对被侵略国家的受害者负起责任,对历史有所交待。

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一书中对日军战争暴行"一直没有受到认真追究"的原因进行了认真地探讨。

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甚至美国,都要为此负责。她指出,在被害国中国,1949年后,台湾海峡两岸的两个敌对政权由于竞相争取对日贸易以及 争取日本的外交承认,都放弃了对日索赔的要求;即使是美国,在面对苏联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威胁时,也向过去的敌人日本寻求邦谊永固与忠诚支持,美国军事占领 当局放弃了彻底清洗负有战争责任的日本领导层的想法,除了审判了少数几个臭名昭著的战犯之外,基本上没有触动战前的日本官僚体系,并放任许多战争罪犯逃避 了惩罚;而在加害国日本,右翼势力和一些政要更是千方百计淡化、甚至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作者说:"在世界舆论法庭之前,日本对其战时行径毫无悔意,直至今天仍如此。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即使战争法庭判定日本的一些领袖触犯战 争罪,日本人仍处心积虑地设法避免文明世界的道德审判。德国受到这种道德审判,对自己的罪行坦承不讳;日本却持续逃避审判,遂成另一种罪行的罪魁祸首。"

作者特别引述了诺贝尔奖得主维厄瑟尔的警告:"遗忘大屠杀,就是二次屠杀。"

成见、愿望与真相

说实话,如今回忆这次为期一周的走马观花式的欧陆六国行,脑子空空如也,印象深刻的大概只有在"轮子"上读完的那本《南京大屠杀》和那位称希特勒是共产党独裁者的荷兰裔导游小姐了。

记得我们乘坐的旅游车抵达法国海港城市加莱时,这位导游小姐与我们道别,她兴致勃勃地说:"把你们送上去英国的渡轮之后,我还要接另一批游客,也是欧陆多国游,但时间是三周!"

想到她可能会更热情、更认真地向这批游客介绍希特勒是共产党独裁者,我不禁感到有些滑稽。

不错,希特勒和共产党都搞独裁,但毕竟是两个不同极端的独裁,而且曾经彼此互视对方为死敌。只有搞清两者的异同,才能更好地防止或对抗不同形式的独裁。我想,大概是因为西方政府或传媒对希特勒和共产党的类似的妖魔化宣传,才致使这位年轻的导游小姐误把两者混为一谈的吧?

我突然想起《南京大屠杀》一书中的一个细节:大屠杀期间,南京城内一些外国人为了保护平民,成立了"南京安全区",使数以十万计的中国平民免遭日军的屠杀 和强奸。与一般人头脑中的成见相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却是德国纳粹党在南京的负责人拉贝。日军的暴行使拉贝内心中的人道主义本能战胜了他的 政治信念,他不仅领导了安全区的保护平民的工作,还利用身上佩戴的纳粹标志所提供的保护功能(当时德国是日本的盟国),走出安全区,亲自制止日军暴行,有 一次,他甚至把一个正在强奸中国少女的"盟军士兵"从背后揪起来。尽管拉贝回国后因为揭露盟国日本的暴行曾经遭到纳粹秘密警察的逮捕,但战后他仍然因为纳 粹党人的身份而受到英美占领当局的整肃,当年被南京人视为救星的拉贝战后却在"自由世界"丢了工作,家人也不得不靠野菜充饥......

这就是历史,与成见相悖、与愿望相违、但真真切切的历史。《南京大屠杀》一书既揭露了日军极力掩盖的暴行历史,也没有因为"政治正确"而避讳与拉贝有关的历史。

联想起那位单纯的导游小姐,我似乎明白了历史究竟是怎么被遗忘、怎么被混淆的......

来源: BBC 中文网 | 链接: 原始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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