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路费的法理之争

在中国古典小说传奇中,经常会出现土匪强盗拦路抢劫的场面,这些土匪强盗自欺欺人的理由是:“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到了21世纪的当下中国,拦路抢劫的土匪强盗,却换成了明明是在祸国殃民却自以为是“先进性”的公权力。“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的强词夺理,也由偏远蛮荒的穷山恶水,转移到了原本应该四通八达的现代化的“公路”网络。

一、祸国殃民的“买路钱”

2007年1月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栏目播出了《秋冬季我国蔬菜产区卖菜难》和《农民卖菜,门槛过高》,说是“元旦春节期间是一年中蔬菜瓜果的热销时节,但是最近记者在南菜北运的产区却发现,菜价走低、卖难问题突出”;“由于卖菜的成本过高,秋冬蔬菜虽然丰收了,但记者发现不少菜农却被挡在了市场之外”。
随着这些解说词,画面中出现的是广东和山东的菜农,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的蔬菜烂在大田或大棚里卖不出去。
接下来,中央电视台又在当天晚上的《新闻联播》中,以《南菜北运——绿色通道不够“绿色”》的“记者调查”揭穿谜底:由于运输成本大幅度攀升,长途贩运鲜活农产品几乎没有了利润空间。而导致运输成本虚高的关键因素,就是超过全部运费成本40%以上的高速公路过桥费。央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从广东湛江的蔬菜基地运输辣椒到首都北京,一路上要经过10个收费站,共交纳过桥费4600元。从山东寿光的蔬菜基地运输蔬菜到哈尔滨,要经过14个收费站,共交纳过桥费1800元。
这里所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其实是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北京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率先挑起的养路费的法理之争,央视新闻对此却避而不谈。换言之,央视新闻煞费苦心的报道,并不是为了彻底解决祸国殃民的养路费征收制度,而仅仅是为了缓解元旦春节期间的市场压力,进而人为打造一年一度且迫在眉睫的泡沫和谐与虚假繁荣。在此后的一年或几年中,纳税人依然需要为行走在本国的“公路”上支付祸国殃民的“买路钱”。

二、《养路费,最近六年都是违法征收》

2006年7月21日,郑州市交通规费征稽处的稽查人员,发现一辆车牌为豫A11993的小型吊车,自1992年购车以来,一直没缴纳养路费。根据征稽收费标准,该车应缴纳养路费本金5.9万元、滞纳金38.9万元、罚款17.7万元,还应缴附加费本金2.2万元、滞纳金7.5万元以及运管费本金 7872元、滞纳金2.5万元、罚款1000元,共计约76万元,其中仅滞纳金一项,就高达49万元。
此事经多家媒体报道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2006年8月23日,《检察日报》刊登周泽的署名文章《养路费,最近六年都是违法征收》,一下子把中国政府运用公共权力违法行政、与民争利的事实真相,赤裸裸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1998年1月1日起实施,并于1999年和2004年两次进行修正的《公路法》,位阶无疑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公路法》本身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的基础上制定的,《公路法》实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与《公路法》不相适应的内容自然失效。虽然《公路法》通过时有关于对车主征收养路费及对欠缴养路费车主加收滞纳金的规定,但根据1999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的决定》修正后的《公路法》,已经取消了对车主征收养路费的规定,并将其修改为由‘国家采用依法征税的办法筹集公路养护资金’。修正后的《公路法》一经通过立即生效。也就是说,根据法律,从1999年10月31日起,车主已无需缴纳公路养路费,公路部门也不应再向车主征收公路养路费及滞纳金。”
此文一出,引起一系列连锁性的社会效应。反应最为强烈的,自然是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的既得利益者。
浙江省绍兴市道路运输管理处科长翁坚超,不愧是鲁迅的小同乡,他在文章中指责周泽的文章是“对国务院的权威性的严重挑战,也是对我国法律体系的挑战,对我国养路费征收体系具有严重的破坏作用,……一个区区的副教授,凭什么可以对国务院的行为指三道四?如果某些部门是为了部门利益而消极对待法律,难道国务院也是为了其部门利益,故意消极对抗法律?我国(包括国务院里)有那么多专家在搞法律,只有这位副教授是有水平、有正义感的专家?其他人都是没有水平、没有正义感的傻瓜?”
江苏省盐城市公路管理处副主任王延龙,在文章中认定周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少数人,简直连一个市井无赖都不如”,并且建议交通部“尽快拿起法律武器,将周泽及有关媒体送上法庭的被告席,让他们公开向公众道歉,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理直气壮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为基层的同志撑腰壮胆”。
在“中国交通执法网”的论坛上,更有《驳对法律不懂装懂、哗众取宠的法盲“周泽大律师”关于养路费非法的错误言论》之类的帖子,用中国共产党所惯用的专政话语,针对法律人周泽展开政治批判:“他周泽就是要扰乱视听,为恐天下不乱,危害社会主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是要迫坏法律的严肃性;就是要败坏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一定要提高警惕看清周泽丑恶嘴脸、反动本质和阴险用心。”
北京交通管理干部学院政法系主任张柱庭,也通过交通部的官方网站,为养路费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其主要理由是:养路费作为一项行政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有而《公路法》没有,上位法没有而下位法有,就无所谓下位法违反上位法。
并不隶属于交通部系统的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杨小军,另有养路费“合法而不合理”的说法:《公路法》1999年修订时规定以税养路并且删除旧法中的养路费条款,但没有禁止,说明是要进行转制,只不过是衔接出了问题。
相对于交通部门来说,来自民间社会的声音,几乎全部站在了周泽这一边。在周泽影响之下,河南南阳一司机于2006年8月28日将郑州市交通局告上法院,指责交通局收取养路费属违法行政,要求法院确认交通局的行政罚款处罚违法,并返回360元的罚款。
9月1日,江苏常州律师章祥兵以常州市公路管理处对车辆所有人征收公路养路费的行为是行政违法行为,将常州市公路管理处推上被告席。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对他征收的1500元养路费。10月17日,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当庭判决章祥兵败诉。章祥兵不服判决,很快提起上诉。
10月15日,北京市京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宋成军将北京市路政局起诉到宣武区法院,请求法院确认被告向其征收养路费的行为违法,退还其缴纳的养路费3080元。10月17日,宋成军又以律师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提请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的建议书。
10月30日,周泽本人在看到交通部表示要继续征收养路费的通知之后,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交《审查养路费征收法规、规章违法问题暨撤销违法的养路费征收法规、规章建议书》。
11月8日晚,湖北省红安公路一收费站遭河南籍农用车冲岗,收费员祝正盛冲出拦截,被拖碾百余米死亡。
12月12日下午,驾驶牌照为川A56000的微型货车的欠费司机,在四川省青白江逃避公路稽征人员的追查过程中,用随身带的水果刀把一名稽征人员刺死,把另一名稽征人员刺成重伤。《成都商报》女记者李亚玲在《付出生命代价,收养路费为何这么难》中,把这起恶性案件的部分原因,直接归咎到周泽身上:
“8月24日(准确日期为23日——引者),《检察日报》刊登了律师周泽的文章《养路费,最近六年都是违法征收》,认为随着《公路法》的颁布实施,该法明确规定‘国家采用依法征税的办法筹集公路养护资金’,则《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规定》已经失去合法性依据。每月的25日至月底,本系征费高峰期,然而文章见报并被广泛转载之后,第二天来缴费的车主就寥寥无几,倒是各地稽征所都遇到了前来要求退还‘六年来所收的养路费’的车主。随后,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一轮对养路费是否还该征收的热烈讨论。到了9月底,短短30多天里,全省就新增了4万余辆欠费车,超过往年一年欠费车的总和。……该文见报三个月后的 11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负责人通过新华社记者,对该文观点做出了反驳,明确表示‘在燃油税没有出台前,征收养路费仍是合法的’。此时,为追缴欠费,四川省各稽征部门随即展开了‘清欠’行动。12月12日青白江发生的欠费车司机杀害稽征人员案,就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
两年前,正是这名《成都商报》的女记者,因为写作成都市青白江区市民李桂芳外出吸毒时被警方抓获,导致其三岁的女儿李思怡被锁在家中活活饿死的报道,在有关部门的压力之下,一度被调离记者岗位。中国的事情偏偏就是这么复杂!!

三、养路费的法理之争

2006年12月21日晚上,律师观察网与中国政法大学联合举办“嘉言•法大财税法前沿论坛第七期:中国法治之路的困惑与径路——养路费存废之争事件专题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全面论证了养路费存废之争的法理问题。
自称是“肇事者”的周泽首先发言,他说自己并没有私家车,此前从来没有关注过养路费的事,卷入这场争议纯属偶然。几个月来,他总是通宵达旦地应付这件事情,很多媒体采访他的报道,都是他自己撰写的。他为此事还专门到几个地方进行调查研究,他所接触到的公路交通部门也承认养路费征收不合法理。面对征收困难的局面,山东把养路费从每月220元降到150元,广东规定按时交纳养路费可以享受几个月的免费优惠。依法行政本来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现在却变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商业经营。这对于国家和政府的诚信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据他了解到的情况,1999年10月31日《公路法》修改之后,国家已经决定采用征收燃油税的办法,而且连税票都印制出来了。六年来一直违法征收养路费,完全是特殊利益群体对于公共利益的公然劫持。
作为主持人的中国律师观察中心主任赵国君介绍说,当年他在河北省的税务部门工作,大批印制精美的燃油税税票,就是由他经手领取的,最后被当成费纸处理掉了。
接下来,宋成军律师介绍了状告北京市路政局的情况。他说自己本来是学财会的,当律师属于半路出家。这一次受周泽的启发,专门学习了相关法规,打这场官司的目的并不是非要把自己缴纳的养路费3080元要回来,而是不能忍受交通部门不顾民意“把养路费进行到底”的蛮横态度。宣武法院开庭时,不让记者采访,结果他的支持者只有两个小姑娘。法庭辩论结束后,他自我感觉很好,没想到审判长的一句话打消了他的希望:“宋律师,北京市路政局六年、七年违法征收养路费,如果判令违法,哪里有那么多钱退给你们啊?!”到了2006年11月25日,宣武法院宣判宋成军败诉,他立即提出上诉。
在谈到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提请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的建议书时,宋成军说,征收养路费违法已经不容置疑,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交通部门继续征收,却没有哪个部门出面管一管。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该站出来说话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果一直置之不理,那就是失职。令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人民选出来的全国人大竟然没有一个网站,也没有公开的联系电话,而只有一个“人民来访接待室”。他的建议书寄出去之后,一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于是他每周寄出一份建议书,前后已经寄去五份。2007年,全国人大的“监督法”将开始实施,假如全国人大依然不履行监督职权,他准备依法起诉全国人大。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在发言中指出,中国现在依然是红头文件治国和以人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每一个公共权力部门都在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养路费和过桥费的诱惑太大了。政府修路要收费15年,集资修路要收费25年。北京市政府在号称国门第一路的机场高速公路上征收了十年过桥费,然后又把这条路承包给一家公司再收30年。中央的领导整天到机场去,有谁不知道这件事呢?!搞法律的人都知道,民主是法律的基础,没有民主的法制就是专制。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成栋说:“在座的周泽、郝劲松、丘建东都是从事公益诉讼的名人,也都是我们的学生。我没有你们的勇气,我也发现了这些问题,但是我不敢说。不过,我坚持认为知识分子要有公共性质,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关心公共利益。2000年之后,养路费的征收,包括国务院的法规,都失去了合法性,应该退出原有的历史舞台,这是赵本山说的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不需要阐述。我推测有两点。第一点恐怕更多的是政治问题,是政治选择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法律问题,甚至于是法理问题。有学者讲,法律没有禁止征收养路费就可以征收,要这么讲就得普及法律A、B、C。对于公权力来讲,没有法律依据的就是要禁止的。这和公民不一样,公民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可以为。……《公路法》已经实施七周年了,国务院却三缄其口。在全国人大立法的明确性不够的情况下,国务院应该按照他的惯例,不超过两年就得制订相关的行政法规。……第二是费和税怎么区分。费是经济学的概念,税是特别支出。你用我的税修公路,又要收我的养路费,这是加倍征税,没有科学依据,理论上说不通。养路费不是我们的特别支出,也不是他们的特别收入。养路费是政府与民争利的具体表现。政府也在做事情,同时也在获取他自己的利益,而且获取利益的动机大于公共利益。政府的利益和政府的财产,存在着如何纳入法治化的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施正文介绍说,他自己长期从事财税法的研究,根据《立法法》第八条,对公民征收税费要有人大立法。这在 2004年的《宪法》中也是很明确的。税收法定,国家必须依照法律征税。……征收燃油税在技术上不难解决,关键是多方面的利益博弈,海南省从1993年开始就已经征收燃油税了,这一举措,使得海南省交通厅的收入锐减。燃油税还涉及地方和中央如何分配收入的问题。一旦开征燃油税,这笔钱将上缴国家财政,地方和银行等部门再难从中获利。当年是朱容基新官上任三把火,急于推行燃油税。交通部要把接近30万的稽征大军交给税务总局,税务总局说接收不了,还是你们继续征收养路费吧。朱容基没有办法,只好去整治农村的乱收费。

四、化私为公的强制“共产”

一路听下来,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中国国务院不依法作为,反而纵容交通部门强行征收 “买路钱”的祸国殃民。中国社会所有腐败的根源,并不在于各级政府的贪官污吏,而在于掌握最高权力的中央政府的制度性腐败。集纳掠夺了全国70%以上优质税源的中央政府,偏偏不直接对全国性的公路交通网络进行规划投资,反而纵容各级政府化整为零地出卖分明属于公共设施和公共财产的公共路权。
在这个国家里,只有公权力对于公民个人的私权利的强制“共产”,却从来不允许公民个人对于公权力实施有效监督的反“共产”。按照物理学的机械常识,任何没有反作用力的力量都是无效的和不存在的。然而,在苏俄式的共产主义理论中,“反动”和“反革命”一直是可以杀头的政治罪名。这种理论本身的荒诞性可想而知。更加荒诞的是,这种理论在俄罗斯早已过时,却依然能够在中国大陆大行其道。我不禁要追问一句:这个民族究竟算是什么民族?这个国家究竟算是什么国家?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竟然有没有最低限度的免疫力和生命力?这个国家祸国殃民的“买路钱”究竟还要征收到什么时候?
与中国靠贷款修路不一样,美国的高速公路建设主要依靠的是政府税收,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修建的高速公路,原则上是不额外加收养路费和过桥费的。 1956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敦促国会通过了《联邦资助公路法案》,确立了高速公路的发展框架。根据这一法案,州际高速公路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按照9: 1的比例出资。其中联邦资金由“联邦公路信托基金”提供。这个基金的资金87.6%来自机动车燃油税。美国政府当时认为,对高速公路的使用如果采取设卡收费的办法,成本高而且会给行车带来诸多不便。而征收燃油税是最有效、最公平的方法,谁开的里程多,使用道路多,谁交的税就多。
美国的《联邦资助公路法案》还规定,州际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基金的收入挂钩,收多少钱,办多少事,不靠借钱办事。据介绍,美国目前的收费高速公路,基本上是20世纪50年代第一批修建的“老”公路。因为政府每年的税收资金有限,还要建设一些新路,为了筹集资金养护、维修这些“老”公路,自上个世纪 80年代开始,政府允许这样的公路征收专款专用的“养路费”。在政府投资的高速公路之外,美国另有一些地方公路和私人公路,为收回投资可以适当收费。我自己两次到美国,在高速公路上周游了美国大半的国土,只有过旧金山大桥赶飞机时交过一次过桥费。过桥费收入由旧金山市专门用于修建新的跨海大桥。
按照我自己的理解,美国社会与“共产”中国最具根本性的区别,就在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严格界定:在美国,没有法律上的明确授权,公权力不得对私权利实施“共产”式的掠夺侵犯。与此同时,假如没有法律上的明确禁止,公民个人和私人企业完全拥有在公平交易中自主收费的权利。正是基于公与私的严格界定,在美国的大小公路上,除非有特别规定,开自驾车的纳税人是完全免费的;而在私营停车场里,开自驾车的纳税人又是必须交纳停车费的。欧美现代文明社会的“以人为本”,简单说就是公共权力必须以公民个人为本位,没有严格按照法律程序的明确授权,任何公权力不得对公民权利实施化私为公的强制“共产”,公民个人也没有义务为自己纳税供养的国家政权更进一步地奉献牺牲自己的私人权利。即使这个国家当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没有权力要求每个公民奉献血肉之躯筑成新的血肉长城。

作者: 霍涛 | 来源: 博讯

一位英国军官分析中国人全面道德堕落的原因

  由人变奴的社会

  “经过汕头、厦门、福州、上海等地。每到一地,我总是尽量跟本地人相处在一起。我发现他们都深深痛恶当前的统治者。一般人都把残酷、凶狠、口是心非归之于中国人的天性,其实这多半是由于邪恶的满清政府所造成的。这些人从婴儿时代起,就习惯于流血和酷刑的惨象.正象他们的祖先在最近两世纪中被满清征服者所屠杀的惨象一样。统治者的无穷迫害使他们麻木不仁,堕落退化;剃发的奴隶标记使他们带着不自然的烙印;横恣暴虐的专制制度摧毁了并贬抑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生命财产完全操在最卑鄙最无人心的官吏手里,操在只有贿赂可以动心的审判官手里;凡是反叛异族皇帝的非正义统治的人,按律是“千刀万剐”,凌迟处死,稍涉嫌疑就被砍头,牵连在反叛案件里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如果中国人沾染了通常是被压迫的弱小者所凭借的狡猾和欺诈,又有什么奇怪呢? ”

  “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辨、斜服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畸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同时,使中国人感到陶醉的闭关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经常激起了欧洲人的嘲笑和轻视。可是,在太平军中间,除了面貌之外,所有这些都已绝迹,甚至于他们的面貌似乎也有所改善;也许这是由于他们在身心两方面都摆脱了奴隶地位的缘故吧。”

  “太平军和清政府奴役下的中国人之间的最突出的,最使外国人注意的对照,就是他们的外貌及装饰的截然不同。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面目愚蠢、装饰恶劣的民族;而使面容变丑的剃发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被,压抑被摧毁。太平军则相反,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有智慧的,好钻研的,追求知识的。的确,根据双方不同的智力才能来看,--再不能有比这更显著的区别,--要说他们是同一国家的人,那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太平军是聪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们的自由风度 特别具有吸引力。你可以看见被满洲人所征服的中国人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部表现了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

  “太平军起义前,中国的情况是极其可悲的:两百年来的暴 /政压迫,显然消灭了这个国家的一切善良高贵的品德,满清人入侵的恶劣影响似乎完成了对于中国人的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全部破坏。”

  “这样,满清政府的排外政策还有什么奇怪呢?闭关自守是清政府的救星;他们的确知道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汉族奴隶的软弱愚昧和迷信退化之上。”

  “满洲人的血 腥统治,他们的暴虐腐朽,他们篡夺中国王位的非法手段,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自由和正义总是通过反抗暴虐统治而取得进展的,伟大的人民领袖也许是今天的叛徒,可是明天他们得到了成功他们就要成为时代的英雄和爱国者。”

  “满洲统治者的这种残忍暴行继续了很多年,凡太平军所到之地,都浸透了无辜者的鲜血:不但参加革命者的家属全被屠戳,而且成千上万的人都以嫌疑处死。我们难道不记得野蛮的钦差大臣叶名琛的夸口么?仅在广东一省,他在一个月之内就杀了七万人以上!这些人都是和平的乡民,他们并没有犯任何罪(因为当时太平军距离广东很远),甚至也不知道株连他们的亲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只是一个满清官吏的屠杀成绩,试想:一批一批戴花领拖尾巴的满清屠夫,将要冷酷无情地屠杀多少生命?这批屠夫从来不敢在战场上抗拒太平军,纵使在深沟高垒之内,倘无外国人帮助也不敢抵御太平军,现在他们却被派来对这些男人的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家属, 滥施可怕的报复行为了。”

  “为了彻底消灭爱国情绪,满洲人强迫被征服的中国人剃去他们从古以来就作为珍爱装饰的长发,强迫他们垂辨,并采用***服装,违者处死。据说,宁死不肯忍受这种民族屈辱的人有千千万万。变更民族装束在一切征服手段中是最明显最能压制人的;这无疑是粉碎中国人民精神的有效方法。凡不肯忍受的就失去了头颅。”

  “中国人在满洲人入侵之前是富足的。优裕阶级的住屋舒适而坚固。现在中国人已没有多少显著的财产,稍露财产迹象就成为政府官吏的勒索对象.从满洲人进入中国那天起,中国就不断地衰落下去,现在人民可以比作匍匐地上的牛马,有一天算一天地活着,最堕落的迷信使他们的智慧变得迟钝愚昧。中国在清政府统治之下,各方面部显示了最悲惨的景象,一个民族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人的充分发展的景象.满洲人为了保持自己的皇位,决定了三个方针:第一、强迫每个中国人剃发垂辫,违者以叛逆处死。第二、凡秘密成立团体者,作为叛国论.第三、清皇帝为了加深统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裂痕,甚至任其(官吏)搜刮民脂民膏,只要不致逼民造反就以。”

  “在清王朝的进展和维持时期,惨道屠戮的牺牲者之多,是欧洲人从来所不能思议的,虽然根据清人入侵以来不断发生的人民反叛和对人民所施行的屠杀的确凿记载来判断,这些被毁灭的生命是从亚历山大到成吉思汗以来历罕见的。满洲人的野蛮统治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残暴的酷刑,尤其施于反叛者的酷刑,以及他们所制定的刑律,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中国最俊美的男人和女人只能在太平军行列中看到,这是奇怪的事实。这也许是由于他们不同的服装和发式。” “妇女摆脱了缠足的恶习,男子摆脱了剃发垂辫的奴隶标记,这是太平天国最显著、最富有特色的两大改革,使他们在外貌上大为改善,和在满洲人统治下的中国人显出了巨大区别。”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他们(农民)都乐于留发,这是太平和自由的标记,跟满洲人及其强加在汉人身上的剃头蓄辩的奴隶标记恰成对照。” “在农村,村民们同样蓄了长发,在新政体下生活的非常愉快。”

  “中国的道德上的、社会上的和政治上的情况,几乎毫无希望地濒于险恶之境。全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极需要加以摧毁.改造、重建和更新。但是,要寻找能够担起这种任务的有效力量却又使人感到了茫然和丧.政府腐败,学者萎靡不振,上流社会卑鄙而懦弱,下层阶级则j忙于生存斗争,整个民族似乎都被缚住了手足。他们的道德力量陷于瘫痪,他们的智力才能陷于萎缩,他们的自由权利在专 制淫威和荒淫无耻的势力之下被摧毁殆尽.政治上的腐朽暴虐,加以鸦片的流毒,磨灭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使他们变成了无能的种族.但是在这种令人茫然沮丧的情况中,我们终于看到了目前的革命运动、革命的主要人物及其所达到的成就:看到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称的,我们要感谢上帝,使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值得称庆的情况。”

节选自英人军官F·A·Lindley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杂感十则 (强荐)

  杂感十则

  邹之柳

  一、市长与平民没什么两样

  记得2000年在OSU,布什和戈尔都去 OSU演讲争取选票。我当时开车从住处去学校,在快到学校的趴车场的时候,有俩个警察提示我停下车。我停下观望,只见四辆黑色轿车开了过去,随后俩个警察开摩托走了。一会经过学校礼堂,才知道布什同志在里面演讲,刚看见的四辆黑色轿车就停在外面。当时我就想这种不扰民的举动在中国肯定是做不到,一般就要几条街戒严了。

  2001年圣诞节张惠妹到硅谷开演唱会,我当然不错过跑去观看.演出还请了SANJOSE (硅谷的英文城市名)市市长,演出快结束时,张惠妹请市长上台,台上还有很多观众,市长很自然的就和观众一起跟随张惠妹的歌声又唱又跳。那首歌结束,市长站在观众的队伍里,不声不响的和观众一起排队走下台。

  当时我又想,这要在中国,市长不在台上被介绍恭维一番,事后不再讲几句,然后由众人掌声和目光送下光荣走下台,那会出大事的。比如市长大发雷霆,某些人受处分……

  二、美国的餐馆没有雅座

  有一次和俩个中国朋友去吃饭,其中是一个北大的学生,说话风趣反应敏捷,我非常喜欢听他说话,他总是能把很单调的事情说的风趣异常。那次也不例外,他笑着问我:“你发现了没有?美国的餐馆里没有雅座。”我点头表示同意,他继续说:“要是在美国某个餐馆还弄个雅座,老板碰见有钱的喊声:楼上请!那肯定挣几辈子的钱都不够打官司的。”顾客来了,指着雅座说:我要坐那个位置!要是不交钱不让座,那肯定上法院了,老板得按歧视罪处理,那什么精神损失费乱七八糟一加起来,没法计算了。

  美国上学要实习平权法,那就是按照种族比例招收学生。比如黑人学生,他们一般学习都不好,但大学招生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平权法招生一定比例的黑人学生,不能因为黑人成绩比别的种族差,大学校园里就没有黑人学生了。

  三、普通百姓都有社会保障

  前阵子看雅科夫写的一篇关于医疗制度的文章,我当时看完了吓了一跳,心里也着实难过。这市场化不叫市场化,叫做乱七八糟自由化。在再发达的国家,也不是绝对市场化的,比如在美国医疗教育很多方面其实都不市场化。医疗实行保险制度,一般由自己所在的公司买全家的医疗保险,就比如我先生的公司就买我们俩个的医疗保险,如果有孩子,孩子的也公司买。家庭年收入在3万美金以下,国家就会相应的医疗保险政策,当然还是有买不起很好的医疗保险的。我认识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动了个大手术花了80多万美金的手术费,是中国过去看孩子等绿卡的中国公民,送进医院没钱也没医疗保险。医院确定了,还是动了手术,根据老太太的收入,每个月付80多美金偿还,其实到死我估计也还不了一万块钱。

  记得以前中国的工人买房子是所在单位负责,现在买房子开始市场化了,前俩天看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加大步伐的房地产改革如果不放慢脚步会出问题。其实居民买房子也不应该完全市场化,美国政府其实分担居民买房子,比如一个朋友买了一个54万的HOUSE,30年还清,每个月付2700$,但政府每个月退税大概 500$,其实这是政府负担的一部分费用。

  还有教育,我是96年上的大学,那年中国高校开始自费制度,我当时学费好象是一学期2400元,其实对于很多家庭这是很大一笔支出。但美国的教育制度不是完全市场化的,如果你有钱可以上私立学校,家庭很一般的上公立学校。今年我填报税单的时候发现,在加洲,如果你是加洲居民(在加洲交税一年便是加洲居民),那么你自己或你的配偶孩子如果念本科,头俩年的学费可以退92%,后俩年是70%多。研究生也退,我算加洲居民,一门一千多美金的课退了好象300 多。如果这样还嫌贵可以上社区学院,每个学分十几块钱,到大三或大四再转到洲立大学,所有学分全转过去。

  四、中国有“平权教育”吗?

  还有很多问题,比如基础建设等等。那天和过时聊天,说起来不知道中国政府把钱花在哪块了,哪一块都乱七八糟的。可美国是实实在在感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总统州长什么选举,他们要自己去筹钱,国家不会来出钱的。美国还要耗费在全世界东打打西打打的军事费用,还要给自己心爱的小破国的费用等等,但其实很多方面比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公有制,欧洲那就更不用说了,福利局都快成为发展的累赘了。但中国政府的钱却不知道实际花到哪儿去了,就见一座座大楼高上去,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五、中美市长央视比富,美市长自愧不如

  看了中央电视台最近一期“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节目,其中主要出场人员为中美两位市长,中国是威海的崔市长,美国是来得蒙得的艾文市长,主题围绕中美两位市长通过电视相互对话,交谈各自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而展开,目的是让世人了解中国,让中国人了解世界。

  前半段节目无大问题,后半段节目中暴露出几个问题,令人深感惊愕和感叹。主要问题出在中美两位市长互相邀请对方访问自己城市的环节上。双方经几次互相邀请,在美国艾文市长表现出了“吝啬”之后,中国崔市长表现出了“慷慨”。一个“慷慨”,一个“吝啬”,显现出中美两国官员的“真情”。令吉安深感惊愕和感叹的问题,就出在这 “慷慨”和“吝啬”之绝然不同之上。

  先讲明“慷慨”与“吝啬”的内容。美国艾文市长在高兴地接受了中国崔市长的邀请之后,“吝啬”地表示她没有访华的费用,并解释她虽然身为一市之长,但她的办公费用来自于市民的纳税钱,每一笔开支必须要对她的市民负责,访华的费用将是一笔额外开支,不在她的办公费用之列,故,她需先向有关企业募捐,获得企业的赞助之后,才能安排访华的行程,云云,十分自然、恳切。

  中国崔市长在高兴地接受了美国艾文市长的访美邀请之后,没有表示任何对旅行费用的顾虑。相反,在听到上述艾文市长“吝啬”的言词之后,立刻“慷慨”地表示他将支付艾文市长访华的一切费用,在节目主持人的“辅助”之下,还一一列明包括来回机票、住宿、吃喝等全部费用,另外,还主动表示要向艾文市长赠送衣服礼品,云云,也是十分自然、恳切。中国崔市长的“慷慨”,令“吝啬”的美国艾文市长眉笑眼开,表示当晚就要打包上路。看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人们的惊愕和感叹从何而来。

  六、威海市长在慷谁之慨?

  还是要解释解释这惊愕的原因。先比较两城市,美国艾文市长所在的来得蒙得市,是世界最富有的微软公司总部、任天堂公司在美总部,等大公司所在地,税收财源不可谓不厚,艾文市长为访华向任何一家公司募捐有关经费,是不难获得足够的赞助的。而威海是一个从四个小村庄发展起来不久的小城市,其经济实力与来得蒙得市的相比,差距显而易见,比较结果,来得蒙得市比较富,威海市比较穷。再比较两市长,以中美两个市长的个人收入相比,相信艾文市长的肯定要比崔市长的高,比较结果,艾文市长比较富,崔市长比较穷。可是,为什么美国富市的富市长如此“吝啬”,而中国穷市的穷市长却如此“慷慨”?这,能不让人们深感惊愕吗?!

  就艾文市长单人访华费用作一估算,来回机票,吃住等全部费用如果按一周时间计算,应该在五千美元左右,约折合人民币四万元,崔市长的访美费用应该与此相当,崔市长为了了解艾文市长,并且为了要让艾文市长了解崔市长,近期的费用的预算就是八万元人民币。就本人了解,国家主席一年的工资多不过八万元咧。小小一个威海市长的工资能有多少?崔市长若是慷慨地自掏腰包赴美,并慷慨地自掏腰包支付艾文市长访华的费用,人们则当哑口无言,不过,却又实在替崔市担心,互访过后,崔市长一家如何过年呢?想必崔市长是慷其所在威海市之财政慨了,其慷慨想必早已胸有成竹,且习以为常了。这,便是“慷慨”“吝啬”的对比。

  七、中国的市长何时能象美国市长那样“吝啬”

  令人惊愕之余又生出的感叹是,在中美两地一女一男的中国节目主持人竟带头为崔市长这种自杀式的“慷慨”鼓掌,全场观众也都为之喝彩,无一人就此发问。真可谓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市长!中国比美国差的何止是市长,至少还包括这十几亿浑浑噩噩的国民。一个威海市市长如此“慷慨”八万元,全国多少个市长也都如此慷慨八万元,中国亿万纳税人的血汗,就会在“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过程中,源源不断地让中国市长们“慷慨”出手,美国市长们“吝啬”笑纳了去。这种“慷慨”,是对,是错,中国的纳税人不该三思吗?中国的官员们何时能象美国艾文市长那样“吝啬”?

  八、中美税率比较

  在美国加州,好像是年收入28000美元以上的才需要缴税。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率为:中国的每月3500元人民币的税率相当于在美国5万美元年薪(单身)的税率!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扣除很多东西,年底有一次总的算法,如果你多交的会退回给你,有很多的利益,老来退休的时候国家每个月会给你很多钱养老,这钱可能比你交的税要多很多。在中国,如果你在这个月有收入,就缴税,下个月没有收入了,也不会退税,年底没有,退休也没有,永远都没有退税!

  美国的税率是按照家庭来算税的,如果你的收入要养老婆,就按照两个人来算,还有孩子就按几个依赖你的人来算税。这时候,你的税率是非常之低,低至没有的地步!甚至孩子多了的时候国家还补贴钱给你。如果你的老婆有收入,家庭的收入加起来一起算税比分开算税的税率要低一些。中国的税从来都不考虑你的明天和你的小孩,决不考虑家庭因素。中国没有养老,年轻人可能要养活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中国把养老这个问题丢给了社会和个人,国家和政府卸掉了全部责任。要求单位负责为个人交养老保险。现在我个人每个月交400多,单位帮我交800多元。你看他们多会卸责任啊?!你交的税没有给你带来任何养老和任何好处。给社会上的企业和单位带来负担。美国交了税后,享受到了该享受的所有好处,上高速公路免费,汽车年费为不到几十美元,考驾驶执照12美元。没有养路费的说法。子女上大学之前免费。美国如果失业,可以拿到每个月大约1000多美元的失业金,这钱足够租房和吃饭费用。在中国现在我个人和单位每个月交了300多元失业保险,如果失业,每个月如果跑断腿,找各种部门和机关,可能可以拿到400元人民币每月。这钱在中国城市里是不够租房和吃饭的。你会发现这个失业保险是非常搞笑的。

  买房:中国买房交契税,0.75到2,美国买房退税。

  买车:中国缴税,美国退税。

  子女上幼儿园:国内大城市大多一万到两万一年,也有便宜的。

  子女上初中,高中:国内大城市大多一万到两万一年,也有便宜的。

  子女上大学:中国的学费已经可以和英国相提并论了。

  炒股票投资失败:中国没有人管,你去跳楼还要抓你去坐牢,美国退税。

  缴税记录:美国有,中国收了税也不给你收据,和你的福利不对应。

  我们看一下一个私人企业和老板要交多少税:33的企业税,17的增值税,45的个人所得税!

  中国有些人太荒唐了,大学生勤工捡学也要缴税!那他一年的总收入是多少?他一年总收入能否养活他自己?

  九、中美生活质量大对比

  上海,北京等中国的大城市的房子已经是80万到100万的价格了,够工作的人奋斗一辈子,子女的学费,养老,失业等一大堆问题。国家政府和制定政策的人有稳定的收入,从来不知道老百姓的苦楚和生活质量在稳步下降。

  我们来算一下一个月收入19000的人的生活质量:他要交养老金和住房金2500元,要交个人所得税3000 元,最后到手的是14000元左右。他要连续这样工作七年才能买一个房子。他的这种收入在国内号称是高收入,可不稳定。大城市一个小孩的花费每月要 2000多元还不包括读书费用。

  老百姓生活质量稳步下降!不堪压力重负!

  美国人买的房子都是别墅,中国买别墅的房子一点都不比加州便宜,中国的别墅一个月什么管理费都要一万多呢,而美国呢?

  十、生活成本太高就意味着极度的腐败和贪污

  美国等国家已经多次减少税收,我们把税收的增加当作政绩来谈。悲哀啊,不考虑民生!中国的每月3500元人民币的税率相当于在美国5万美元年薪的税率,可生活质量差别之巨大!美国5万美元一年已经可以养家了,中国大城市里,3500元/月永远都买不起房子,税一扣,每月交通和房租一交,给父母300,吃饭500,连自己都养不活。

  政府又在谈要调整税率,他们可能会对低收入稍微调低,但是他们不会减少总的税率和税收收入!

  为老百姓好的东西永远都学不来,为自己好的东西一夜就学来了,还大声高叫:中国所得税比较低的,西方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才高呢!

  我想大声疾呼,请凭事实说话?我是从美国回来的人,我是凭事实在这里说话。另外请到互联网查美国的税率。中国任何调整税率都意味着增加增收税!任何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太高就意味着腐败和极度贪污!大多数的人到这时候都会骂我一句:有本事你去美国或者移民美国,那么我要反问一句:“为什么非要去美国?我们中国人不会向人家学学吗?”

  我不知道为何在中国那么多归国人员,不写这篇文章。为了大家,为了老百姓,我早就想写这篇文章。但是我的时间实在有限,同时我也不是税务专家。写的不够详细和深入。希望大家参考。

  我始终觉得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教育上的。这种平权的教育,社会只有分工,没有高低贵贱。每一个人自食其力,受到尊重,就算你贵为总统,你也没有高贵到哪儿去,你只不过职业是总统,享受你职业上的待遇,但还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

作者: 邹之柳 | 链接: 原始链接

告诉你另外一个真实的中国

  告诉你另外一个真实的中国

  陈洪

  经过学者和政府官员十数年诲人不倦的启蒙之后,“竞争”一词,终于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核心词汇、经济哲学。一般的理解中,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理解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个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同样如此。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 (race to the bottom),即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

  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似乎正是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是将其当做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有些政府官员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50年到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78-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05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劳动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中国世纪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在于,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

  90 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部上收,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便成为各地方政府维持本地经济增长的几乎唯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了毫无节制的鼓励。对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这是90年代中期之后FDI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三角,地方政府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励,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

  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5万元的超低水平。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压至5-6 万元。如此,就出现了GDP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01年的9.5万元降到02年的8万元,再降到 03年的6万元。对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FDI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FDI上的竞次虽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表现在土地上。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意味不仅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补贴。同样是长三角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比例为1: 1甚至 1:2)、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FDI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信息技术革命的强大渗透力、历史终结的想象,使上个世纪末期的这一次全球化浪潮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其无远弗界的扩散性与上个世纪初期那一次全球化已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借助资本流动、贸易及隐藏于其后的规则和制度的扩散,资源全球化配置的市场理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初现轮廓。多少有些巧合的是,这个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潮流,与发端于80年代的中国转型在时空上重叠汇聚,其结果是,资本和贸易的全球性布局,不仅作为一种背景,而且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转型。换言之,中国的转型已经不再是关起门来的转型,而是一种包含了深刻全球化内容的转型。中国正处于一部完全陌生的历史之中。作为一种独立于主权国家的自主力量,全球化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国转型的几乎每一个层面。当十几年前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还仅仅是梦想的汽车已然进入中国家庭,当中国人像世界公民一样在第一时间分享着发生在遥远他国的新闻事件,当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熟练地谈论着国际惯例的时候,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也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转型中一种无形但却巨大的推动力量。这种在政府之外的重要力量,正是中国转型中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面向。加入WTO的4年之中,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也全速推进,在一片中国威胁和中国世纪的惊呼声中,中国作为全球化巨大受益者的形象也开始愈发清晰。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中国劳动力价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近。在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资本尤其是外资,在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压制劳工的各种自发和合理的诉求,以便人为地维持某种价格竞争优势。这种人为的压制,极大地拖低了中国劳动力的基准价格。如果按照某种可笑的教条,这种极不正常的价格,会被视为不容亵渎的市场均衡价格。但掀去覆盖在这个均衡价格上的体制重压,我们就将发现,这个均衡价格实际上一点都不均衡,它将在现在的水平上并向着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标准大大地上扬。在企业主和地方政府那里,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在劳动者那里,工资则是一种必须尽量扩张的福利,工资最终的价格水平其实就是两种力量最后博弈结果。

  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市场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在21 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他们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做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当然早已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应当坦率承认,有人已在公众意识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

  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竞争力,而是惊奇于我们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

  对这个结论,只要看一看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不寒而栗。然而,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 1/25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已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 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 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税收的甩卖。

  了解了中国FDI的真实内容,就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GDP 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GDP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这就是竞次逻辑下FDI的另外一面。学者曾对FDI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如果假定FDI的投资收益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那么中间这7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

  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当中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FDI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学者在研究了一些地方政府05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在改革时期,向中央政府争取项目、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90年代中期之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

  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而资本总是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政府保证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所以,他们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满足我们炽烈的虚荣心。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可能只见过赖账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国。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国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补贴着国际资本。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某种核心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延续-- -一种一贯歧视、压抑本土自主民间力量的体制和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文化。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

  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或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经济人似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四家曾经在80年代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本土家电企业(被称为四小名旦),如今已经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国商务部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国官僚体系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国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国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中国的贸易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 03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4%.

  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03年的4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

  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在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本土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

  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这样,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当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期发展之路。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个惟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

  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国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20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

  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这完全是不平等嘛, WTO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官僚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如果范围更加宽泛一些,全球化官僚还应该包括那些对中国官僚系统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团体。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01年,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IPO、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补充审计。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于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国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多数国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超过提倡民族经济的一方,这种正在中国充分浮现出来的力量,就是金人庆感受的那种(替外资说话)的无形力量。

  更加重要的是,要记住国际资本与一个腐败的政治体制是非常容易相互腐蚀的。与中国企业相比,虽然国际资本普遍具有(在母国培养的)更加健康的企业文化和商业伦理,但利益所诱,所在国腐败的政治文化所驱,同流合污在所难免。有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腐败案件。中国政治级别很高的建行行长张恩照的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格外令人担心的是,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的政府俘获能力要比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统性的勾结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中国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而中国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

  这意味着,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士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93年之后10年中,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 跃升到接近80%.同时,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92%的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外资在中国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

  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总之,90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站。这大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因。

  然而,正当许多不求甚解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自由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时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却给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 40%---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

  中国独特体制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移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所以,在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不过,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功夫之后,我们也开始渐渐露出了最大的破绽,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正是是我们在全球化图景背后,看到的另外一个中国。

作者: 陈洪 | 链接: 原始链接

看看坐台小姐是怎样给他的儿子起名的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一个坐台小姐一不注意怀孕了。起初她并不知道,后来她又想:有个孩子养着也不错,省得以后麻烦,也好给自己养老送终。十月怀胎,一个男孩呱呱落地。小姐好高兴!
  时间不长,小姐就计划给孩子起个名字,于是乎烦恼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小姐不知孩子的父亲是谁,也就不知孩子该姓什么,没有姓,名字可怎么起啊!小姐好上愁。这时,小姐的一个姐妹出主意说:你经常陪的一个先生是个文科教授,何不找他帮忙起名字。小姐一听大喜过望!
  几天后,教授又来找小姐消遣,听到她的请求后当场应允,心想:这对我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但听小姐说完后也上愁了:不知道孩子姓什么可怎么起名字啊!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和小姐攀谈起来。
  教授:你还记的孩子大概是哪天的吗?
  小姐:应该是哪天哪天的
  教授:你还记的那天你都和谁发生过关系吗?
  小姐:我想想.......应该和三个人有过,但孩子究竟是谁的我哪知道啊!
  教授:还记得都是谁吗?
  小姐:应该是......一个高书记,一个李经理,一个陈厂长.......
  教授沉思了好一会,突然猛地一拍大腿:有了!孩子的姓有了!孩子应该姓郭!
  小姐不解,忙问:为什么要姓郭啊?教授说,你那天共和高、李、陈三个人发生关系,取“高”的上半部,“李”的下半部,“陈”的左半部,组成一个字,不就是“郭”吗?高李陈三个人都对你的孩子做了贡献,分别取他们三个人姓氏的一部分作为你孩子的姓,不是很公平吗?孩子就得姓郭!小姐一听,对呀!孩子姓郭再贴切不过了!于是定了下来,孩子姓郭。
  姓氏有了,还得有名啊,于是小姐继续请教授给孩子起名。教授问:起几个字的名字啊?小姐说:三个字,中国人多是三个字的名字啊。教授又沉思片刻,灵机一动说:第二个字就叫“春”吧!小姐问:怎么讲啊?教授说:你看啊?你那天共和三个人发生关系,也就是被三个人日过,三人日,不就是“春”字吗?小姐一听,轻打了教授一下,娇声说:你好坏耶!不过这个“春”字挺合适。于是定下来孩子名字的第二个字就是春。
  接着,到了第三个字。教授想了想说:就是“海”了!没等小姐问为什么,他就接着说,孩子的诞生三个人都做了一点贡献,可以说“三个人每人一点”,哈哈,就是“海”了,孩子就叫:郭春海!!!
  于是,孩子就叫郭春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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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你死了QQ号怎么办?(10则)

  1. 作为遗产留个你娃,让政府抽走点遗产税.
  2. 3个月未登陆被系统回收,就这么个下场。或者你在死前收购QQ,然后宣布解散:以后你不能用QQ,别人也别想用.
  3. 带到那边继续使用!
  4. 逢年过节叫你娃给你烧点QQ币啥地!!
  5. 让你小子帮你24小时开机不下,弄个骷髅图标,就OK了,嘎嘎.
  6. 留给你的小蜜吧,她那时才二十出头,这也算你老牛对她的一点补偿.
  7. 给你的宝宝 ,西西 让他泡MM.
  8. 叫活着的朋友每天把Q挂在线上,打开自动回复:"我真的死了".
  9. 此人已死,有事烧纸.
  10. 腾讯QQ死的肯定比你早......
来源: Zx.MYS修改 | 链接: 原始链接

羊群的选择――关于民主的寓言故事

上帝把两群羊放在草原上,一群在南,一群在北。上帝还给羊群找了两种天敌,一种是狮子,一种是狼。

上帝对羊群说:"如果你们要狼,就给一只,任它随意咬你们。如果你们要狮子,就给两头,你们可以在两头狮子中任选一头,还可以随时更换。"南边那群羊想,狮子比狼凶猛得多,还是要狼吧。于是,它们就要了一只狼。北边那群羊想,狮子虽然比狼凶猛得多,但我们有选择权,还是要狮子吧。于是,它们就要了两头狮子。

那只狼进了南边的羊群后,就开始吃羊。狼身体小,食量也小,一只羊够它吃几天了。这样羊群几天才被追杀一次。北边那群羊挑选了一头狮子,另一头则留在上帝那里。这头狮子进入羊群后,也开始吃羊。狮子不但比狼凶猛,而且食量惊人,每天都要吃一只羊。这样羊群就天天都要被追杀,惊恐万状。羊群赶紧请上帝换一头狮子。不料,上帝保管的那头狮子一直没有吃东西,正饥饿难耐,它扑进羊群,比前面那头狮子咬得更疯狂。羊群一天到晚只是逃命,连草都快吃不成了。

南边的羊群庆幸自己选对了天敌,又嘲笑北边的羊群没有眼光。北边的羊群非常后悔,向上帝大倒苦水,要求更换天敌,改要一只狼。上帝说:"天敌一旦确定,就不能更改,必须世代相随,你们唯一的权利是在两头狮子中选择。"

北边的羊群只好把两头狮子不断更换。可两头狮子同样凶残,换哪一头都比南边的羊群悲惨得多,它们索性不换了,让一头狮子吃得膘肥体壮,另一头狮子则饿得精瘦。眼看那头瘦狮子快要饿死了,羊群才请上帝换一头。

这头瘦狮子经过长时间的饥饿后,慢慢悟出了一个道理:自己虽然凶猛异常,一百只羊都不是对手,可是自己的命运是操纵在羊群手里的。羊群随时可以把自己送回上帝那里,让自己饱受饥饿的煎熬,甚至有可能饿死。想通这个道理后,瘦狮子就对羊群特别客气,只吃死羊和病羊,凡是健康的羊它都不吃了。羊群喜出望外,有几只小羊提议干脆固定要瘦狮子,不要那头肥狮子了。一只老公羊提醒说:"瘦狮子是怕我们

送它回上帝那里挨饿,才对我们这么好。万一肥狮子饿死了,我们没有了选择的余地,瘦狮子很快就会恢复凶残的本性。"羊群觉得老羊说得有理,为了不让另一头狮子饿死,它们赶紧把它换回来。

原先膘肥体壮的那头狮子,已经饿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并且也懂得了自己的命运是操纵在羊群手里的道理。为了能在草原上待久一点,它竟百般讨好起羊群来。而那头被送交给上的狮子,则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北边的羊群在经历了重重磨难后,终于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南边的那群羊的处境却越来越悲惨了,那只狼因为没有竞争对手,羊群又无法更换它,它就胡作非为,每天都要咬死几十只羊,这只狼早已不吃羊肉了,它只喝羊心里的血。它还不准羊叫,哪只叫就立刻咬死哪只。南边的羊群只能在心中哀叹:"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要两头狮子。"

相当精彩和深刻但来源未知

2006年中国房地产的十大谎言与十大妙语

2006房地产十大谎言

谎言一:房地产是国民经济和地方最大最重要的支柱产业。
房地产应该是一种被动的产业,而不是主动性的产业,即使它在结果上对经济起着支柱性的作用,但也是被动的。房地产的支柱性体现在消费上,而不是投资上。

谎言二:大众进行房地产投资将会获得相当丰厚的投资回报。
房地产是大众消费品,绝不可能成为大众投资品。大众投资房地产不仅不会得到所谓的高回报,而且风险极大。

谎言三:利率高低是影响购房行为的重要因素,短期内调升利率对房地产增长形成较大影响。
这在今天的中国并不适用。理由是:中国的利率是浮动的,按揭贷款一般都在20年,即房价的利率成本取决于20年或30年的平均利率水平,而不是某一个时段的利率高低。买房可以节省钱但不能赚大钱,而在房价大涨时购房将会支出过多的成本。

谎言四:一些房地产商说,我不为大众生产住房,仅为少数高收入阶层造房,赚的是他们的钱,不伤害穷人,而穷人的住房问题丢给政府管好了。

这是典型的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发计划经济的横财。如果一个行业(竞争性的)无力满足大多数的产品需求,那这个产业不仅不成熟,而且也不会成功。

谎言五:自住需求占多数就不出现泡沫。
由于自住需求基本是锁定的,不流动的,投机资金规模增减多少是决定泡沫有多大的根本因素,实际上是少数操纵多数,而不可能是多数操纵少数。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由于住房的自有率很高,许多城市都在八成以上,投资或投机性住房需求超过10%就会构成泡沫。

谎言六:城市化是房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
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城市化,每年新增人口很少,例如2004年北京和上海仅分别新增人口37万人和31万人,增长率分别为2.54%和 1.81%,其中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07%和0,这里还有郊区人口农转居的部分,这样的增长率不可能造成房地产如此快的速度增长。

谎言七:地荒论和地价决定房价论。
对北京、长三角和广东省的土地供应所进行的细致分析表明,中国的许多地方(包括五大重点地区)根本就不存在土地供应不足的问题,“地荒论”是房地产商为了炒作住房而杜撰的。

谎言八:房价收入比高并不说明有泡沫,中国国情的土地极度稀缺,决定中国房价相对较高。
房价收入比是一种综合性指标,它不仅反映了房价可能过高,而且意味着消费者的支付能力有问题。房价收入比过高就是泡沫。

谎言九:房价不能跌,房地产业不能衰退。
对于一个已经出现泡沫的产业而言,早点破比晚点破要好。这种言论让人听着好像是一些地方政府和既得利益者在“要挟中央政府”。

谎言十:房价增幅只要保持不超过GDP增幅,房地产就是健康的。
中国GDP相对其他国家会高些,但中国GDP增长是除了价格后的实际增长。房价增幅与GDP增幅平衡,再加上房地产投资和消费自身的增幅,显然其增长将比GDP高至少一倍以上,除了一定阶段,房地产投资不可能长期以高于GDP几倍的增幅递增。


2006房地产十大妙语
   
“该给温州购房团发勋章!”
——温州团遭遇公关危机时,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肯定了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全球不适宜人居的约20个城市中16个在中国。”
——此新闻真假本身已不重要,但其中的警醒意义让中国人牢牢记住了。

 “卖楼就像卖菜一样!”
——不是一个新鲜话,不过在传言中国楼市崩盘的时候又给炒了出来。

“若说开发商是坏孩子那也是被纵容出来的。”
——任志强针对“8·31”指出,政府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认认真真地破坏文物。”
——全国政协委员、舒乙分析城市发展中建设和保护对立的现象时说。

“老婆多了不一定幸福,地多了不一定赚钱。”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最近关于土地储备的妙语颇引人瞩目。

“房价下降只是个幻想!”
——经济学家金岩石近期发表了如上观点。

“还了吗?”
——据悉,这是央行去年10月底加息以后最新流行的问候语。

“70年后我们的房子该怎么办?”
——媒体近期开始关心起似乎非常遥远的事情来,但此忧虑得到人们很大程度的认可。
   
“咱也一块盖房子去!”
——京城首例个人集资建房引发北京市民集资建房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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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

中国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 (21世纪初我国财政收入的流向) 研究21世纪初我国财政收入的大致流向,一方面可以看到,中央在加大投资力度,发展信息公路,高科技和高新产业,努力改变粗放式经营的国民经济建设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付出的辛劳。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由于国家体制,管理水平,投资水平,税收机制,以及方方面面存在的不足和差距,是怎样地弱化了社会主义社会应有的全民保障体系,加大了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了社会收入与分配的不公和贫富的分化、从而造成了整个社会下层的怨诽情绪,和潜在的危机。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必须化解这些与社会主义本质不相符合的社会矛盾,消除危机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才可以有力地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而不重蹈东欧和前苏联的覆辙。 2001年,全国财政收入完成16371亿元(不含债务收入),财政支出完成18844亿元,支出大于收入2473亿元。 2002年全国财政收入(不含债务收入)18914亿元,比上年增加2528亿元,增长 15.4%;全国财政支出22012亿元,比上年增加3109亿元,增长16.4%,支出大于收入3098亿元。相比2001年的 2598亿元,增长19.24%,超过GDP 的3%,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逾越国际公认的赤字警戒线 2003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21691亿元(不含债务收入,下同),比上年增加2787亿元,增长14.7%;全国财政支出24607亿元,比上年增加2554亿元,增长11.6%。中央财政赤字控制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3198亿元的水平。仍然逾越了国际公认的赤字警戒线。 2004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26355.88亿元。支出大于收入2004.91亿元。增收中有2000亿元左右是超常规或一次性因素形成的。一是2004年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和物价上涨增加了一部分收入,由于中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并主要在工业环节增收,增值税随投资和工业增加值的过快增长比常年多增加700到800亿元。二是2004年由于出口退税机制改革,比正常年份少退税一个季度,加之平均调低出口退税率三个百分点,当年相应共少退税近1000亿元。三是税务部门清理过渡账户也增加了近300亿元收入。 2005年财政收入是31600亿,但是分成中央跟地方的,中央大约有16000多亿,赤字还有三千亿,所以中央支出要两万亿左右。根据财政部的解释,2006年度的财政预算的显著变化是,支出安排向农业、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倾斜;向困难地区和群体倾斜;向科技创新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倾斜。其中,支农、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科技等重点支出,比总体增长率总支出增长率高3.5个百分点。其中,支农资金实现持续增长,由2004年的2626亿元增加到3397亿元,教育投入增加 15%,总额达到4546亿元。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到4181亿元,比上一年增长500多亿。而老百姓反映比较强烈的医疗卫生领域得到重视,绝对增长量达到了100多亿元。(今年中央给地方医疗费投入119亿元,而据卫生部11月2日统计数,全国地方医院总负债为350亿元) 今年前10个月,全国财政收入达到33423亿元,同比增长25.1%。但是财政赤字也有3000亿元。 不容质疑,由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6年来,我国GDP始终呈直线增长,财政收入也逐年递增。外汇储备到九月底已达到9879亿美元,年内将达到1万亿美元。这本来是一个可喜的数字,可是,累计计算财政赤字(截止2005年底,五年间为 13773.91亿元),再看看财政支出的大致流向,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可喜的数字背后仍然潜藏着巨大的危机。它实际是搁置了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后的一个纯统计数字。并不能真正说明社会的和谐程度,也未曾有效地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实际收入水平之间的矛盾。 中国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自快速增长的税收和逐年扩大的国债发行规模。在减免了农业税和取缔了若干税目和税种之后 ,税收基数越来越高,增收额度却丝毫不见有所减缓, 显然,这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密切相关。今年1~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同比增长16.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6%,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30.1%。 在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杨志勇博士看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税务部门征管力度的不断加强,构成了财政收入增长迅猛的两个主要原因。 除了税务机关征管水平的迅速提升,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安体富教授分析认为,"税收结构的变化也是财政收入高增长的重要原因。"近年来,第一产业税负较低的农业税收在整个税收收入结构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而税负比较高的第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则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同时,也有专家指出,高投资、高额外贸进出口,都对财政收入增长带来重大的影响。海关总署12月5日宣布,今年1~11月,全国海关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净入库5653亿元,已提前超额完成全年税收计划,预计全年海关税收将首次突破6000亿元。 按照国家税务局的统计,2001年,税收总额为15165.5 亿元,其中国税10194.3亿 元,增长率14.13%;地税4716.3亿元 ,增长率26.32% 。2002年,税收总额为16996.6亿元,其中国税11324.3亿元,增长率11.08%,地税5308.7元亿,增长率12.56%。2003 年,税收总额为20466.1亿元,其中国税13688.2亿元,增长率20.87%,地税6303.6亿元,增长率18.74%。2004年税收总额为25718亿元,其中国税17854.3亿元,增长率30.44%,地税7863.7亿元,增长率24.75%。 再从财政部公布的国债发行规模上看, 2001年为4884亿元, 2002年为5934亿元, 2003年为6280 亿元,2004 年为6876亿元,2005年为 6940亿元。2006年国债实际发行总额约为7065亿元,其中用于弥补财政赤字2065亿元。 如此庞大的递增的财政收入,如果完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中国的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养老保险,房地产开发,环保,将会减少多少人民负担。同时在调节税费,平衡地区经济发展和行业收入不公的差距方面将会起多么大的平抑作用。但是,请不要设想得这么容易,考察中国财政收入的大致流向,你就会发现:上述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反而,在现状的基础上,存在着巨大的财政赤字。 今年全国财政预算支出38373亿元,预算收入35423亿元,预算赤字2950亿元。如果实际财政赤字为预算财政赤字的70%,则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的国债应为2065亿元。但却实际多发行5000亿元,以弥补用度之不足。 伴随着税收收入的连年高速增长,加上年国债发行规模的不断增加,中国的财政支出、政府消费和政府消费率自然持续上升。以2003年为例,当年财政收入仅为21691亿元。财政支出为经济建设费7410.87亿元,社会文教费6469.37亿元,国防费1907.87亿元,行政管理费4691.26亿元,其他支出4170.58亿元。 政府行政管理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由1978年的4.7%增加到2003年的19%。财政支出总额从1978年到2003年增加20倍多,行政管理费支出从1978年到2003年却增加88倍多。虽然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1978年的64%下降到2003年的30%,但按财政功能性质支出中占比例仍然最大。政府自身支出以及若干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费用过多,挤占了稀缺的公共资源,侵蚀了政府的财力,使得社会急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公共设施、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等方面供给不足或无力供应,社会问题越积越多。 巨额的财政收入,有五分之一支付了国家行政管理经费,而这一比例仍在增长。根据财政部财政科研所副所长苏明的研究,“近些年,国家财政收入每年增幅较大,但同期财政供养人口每年增加100多万人,(截至2003年,我国公务员人数为654万,事业单位编制人数为2903万)。每年需要增加的工资性支出就占国家新增财力的60%以上,在不少地区新增财政收入约有80%以上用于人员经费。”财政供养人员结构复杂,规模庞大,管理失控,已经成为中国公共经济管理体制中急待改革的一大痼疾。从这一时期各地政府办公楼宇的营造速度和相对奢华程度,公务员收入及其增长速度远高于社会一般职业,(自改革开放以来,截止今年,已是第十次长工资),以及民众(尤其是大学毕业生)大多渴望挤进公务员队伍等诸多现象来看,在财政收入这块大蛋糕中,国家行政管理经费占有了最大的甜头。 和发达国家比较,2003年,美国在行政公务方面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12.5%,而中国这一数字高达37.6%。如此庞大的行政管理经费,除了上述营造,工资,办公经费开支外,有相当多的一部分被用来购置豪华设施(小汽车等),宴请和旅游(据统计,国家每年用以吃喝、旅游和购买小汽车的款项约为6000亿元,政府约占三分之一)(国务院参事任玉岭2003年两会提案)。如此一来,能不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 2005年12月,国家 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说,2005年1至11月,全国共审计9.1万个单位,查出各类违法违规问题金额2900多亿元,揭示损失浪费问题金额150多亿元。通过审计,已上交财政、减少财政拨款和补贴等170亿元;共向纪检司法机关移送各类违法犯罪案件线索1370多件。 这其中中央有关部门小金库占有违规资金90多亿元,国家农行及所属分行违规资金80多亿元,以国有垄断企业为主的6020户企业违规资金449亿元,各级党政领导违规使用资金350多亿元,各级政府挤占挪用专项公用事业经费9亿元。如果把这些资金用来填补2005年的财政赤字,那当年的超支仅为1000余万元。 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中,因为缺乏详细的科学论证和市场考察,各地政府一窝蜂的上马科技园,高新技术开发区,重复浪费建设的项目,所挤占的资金每年都占有相当多的数目。这些 “三拍”工程(即拍脑袋想出、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结果大都是匆匆收场,给国家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也给当地的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当地政府为了化解债务,挤占有限的教育、卫生、公共事业投入,强令百姓集资捐赠,变相收费,结果造成民怨沸腾,给和谐社会的建设,布满了不谐和的阴影。2006 年,在中央财政基建投资总规模1154亿元中,财政预算内投资仅500亿元。剩余654亿元要靠地方和相关企业筹措,因此,银行贷款,挤占其他经费,集资捐赠,巧立名目收费,出卖土地使用权,就成了地方政府的敛财法宝。 资金的漏洞远不止这些。近些年众多证券公司经营不善,资不抵债,政府频繁动用公共资金进行重组。而各级地方政府大量动用土地资源用于建设性投资,其意在于圈钱。不但不为公众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反而挤占公共利益为政府发展经济服务。这些做法都干扰了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也掩盖了政府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的失职,这也说明从经济建设领域退出的财政资金,并未转向公共服务领域。财政资源从原有“越位”领域退出的同时,重新进入了新的“越位”领域,且常常以谋求公共利益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名义,或直接进入市场配置资源,或频繁动用公共资源弥补市场投资主体的损失。而使财政支出的空洞越搅越大。只有不断地变着法子来圈钱,人民的利益自然被暂时搁置了。 此外根据银监会2006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数据,全国银行不良贷款的余额是13124.7亿元,不良贷款比例8.03%,其中国有商业银行10588亿元,比例为9.78%。但这是己经剥离之后经过包装的数据。我们要知道不良贷款的真实数目,必须将剥离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部分也计算在内,它们虽然不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体现,但银行对储户的负债关系依然存在,因此仍然属于银行的坏账。现将1999 年以来银行不良贷款剥离数据进行了如下不完全统计: 1999年,剥离不良资产13939亿元,其中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不良贷款约为10000亿元;2004年5月,建行第二次剥离不良贷款569亿元; 2004年6月,建行再次剥离1289亿元可疑类贷款 2004年6月,中行上市前夕,剥离了1498亿元坏账;2005年5月,工行处理不良贷款 7050亿元。其中4590亿元直接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2470亿元划归财政部和工行共管基金账户,并委托给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根据以上统计,累计剥离不良贷款24375亿元,这还不包括没有搜集到的剥离信息以及政策性银行其它不良贷款数额。扣除截至第一季度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回收资产2096.5亿元,由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实际应由银行承担的坏账共22778.5亿元。 中国的巨额政收入到哪里去了?如果按照2005年财政收入预算35423亿元,超支3000亿元计算,无论浪费,重负与否,按照前文所述比例,用之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其他公益事业的财政支出将为10000亿元。这一块仅占当年财政支出的 26.3%。而美国联邦政府2004财年支出的45%用于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务,用于行政公务的费用只占总支出的10%。两国的差距可见一斑。 据保守统计,我国公车目前已达350万辆,每年用在公车上的开支达3000亿元,远远超过我国军费开支,超过我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在职务消费中,车辆消费占单位行政经费的90%左右,占到全部国家财政支出的38%;加上公款吃喝,旅游开会消费实际支出为6000亿元。真正用于公事的仅占三分之一,也即2000亿元。 上世纪末中国外逃资金额为1997年364亿美元;1998年386亿美元;1999年283 亿美元。200年480亿美元,总数为1510亿元,如果近年保持这个数字不变,按平均数计算,2006年外逃资金数为300亿元,加上国内同值贪污挥霍数300亿元,应约为600亿元。这笔数字还不算一百多万出国的干部子女,用与经商和国际贸易的总资产6000亿元。 前文所述银行呆坏账22778亿元,国债六年积累37979亿元,审计违规资金2900亿元和上述两笔数字4600亿元。国家六年来超支和不当支出(含非法)共计68257亿元。这个数字还不算各级政府、机关,单位、企业的各种名目的三角债和欠账。 纵有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随着人民币的升值,石油等战略物资的涨价和与之同来的通货膨胀。这 1万亿元的外汇存在着不断缩水的现实。仅兑付这一项,中行年内损失已达35亿元人民币。各项贬值损耗折算将不低于1000亿人民币。如此算来,折算掉各种债务和不当开支,外汇储备仅余8743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1121亿元。对于我们这样大的国家来说,这个数字已经很不值得乐观了。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产生“上学难”、“看病难”、和“买房难”等民生问题的真正原因并非是市场化导致的,而是由于“伪市场化”和政府职能的缺位。具体说来,一方面,政府在放开教育、医疗服务收费的同时,并没有放开行业准入的限制;另一方面,政府在税收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并没有相应地增加对教育、医疗领域的投入。到2005年,全国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科技、卫生等的比例仅为11.7%, 2.9%,3.0%和17.6%。因为政府存在着上述那样大的资金漏洞,就是想大幅度地提高上述开支,也存在着实际困难。何况,这一资金漏洞还只是一个理论数字。地方政府和企事业的全部债务加起来,将远远大于这个理论数字。 不加强财政支出的监管,减少层叠的政府机构和赘员,以及豪华糜费的享受挥霍,杜绝贪污腐败和盲目决策,滥支出,以及形形色色的花纳税人冤枉钱的所谓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中国财政的真正好转,还在未卜之中。 中国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除了正当开支外,都花到上述各种黑洞中去了,我们还不该深思吗?
作者:摩天岭岭之鹰 | 链接:原贴地址

中国小企业家困境:官僚机构变成“掠夺之手”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Yasheng Huang)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2006年8月的一天,一个名叫崔英杰的无照小商贩走近一位市场管理人员----这位管理人员没收了他价值约50美元的三轮车----用刀将其刺死。对崔英杰的庭审刚刚在北京结束,他正在等待宣判。对于死者及其家人而言,这是一个悲剧,对中国而言,这也是一个悲剧。 退伍军人崔英杰 崔英杰宁愿诉诸于如此极端的手段,反映出笼罩着中国穷人的绝望情绪。崔英杰是一位退伍军人,他无法在家乡找到工作,靠出售烤香肠勉强维持着贫苦的生活。贫穷是他无力支付执照费用的原因之一。但另外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他面对着拥有巨大政治力量的垄断势力。 中国城市的官僚机构向小商贩和小企业征收的执照费越来越高,同时采取了严厉的手段----有时还包括暴力手段----打击无照经营活动。 我的研究表明,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监管负担的加重和财产权的弱化,已经影响到政治上处于弱势、但在经济方面较为灵活的小企业家。80年代和90年代初是这些企业的黄金时期。《中国青年》(Chinese Youth)杂志1985年对读者进行的工作偏好方面的调查显示,选择自己创业的人数最多,希望进入政府部门的人数排在第7位。中国与东欧国家之间最显著的区别,是充满活力的私营领域:中国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维持相对较高的就业水平,主要得益于其在私营领域的优势。 然而,从那以后,中国的官僚机构----特别是在城镇地区----已经变成了“一只掠夺之手”(a grabbing hand),这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教授安德雷&S226;施莱弗(Andrei Shleifer)为俄罗斯发明的词汇。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1999年有3160万家企业被列为“私营”企业,而到了2004年,这个数字变成了 2350万家,在一个被认为发展迅速的时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小企业主的可怜状况,与西方盛行的、认为中国是资本家安居之地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照。在一份有关中国经济所有权结构的分析报告中,两位经合组织 (OECD)的经济学家肖恩&S226;多尔蒂(Sean Dougherty)和理查德&S226;荷德(Richard Herd)使用了中国国家统计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详细的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标明了每家企业的控股股东。*在评估中国经济所有权结构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往往无法弄清是谁在控制企业。经济学家们的结论是,在2003年----数据库有记录的最后一年----有52%的工业附加值来自私营企业。 然而,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52%是准确数字么?如果是,它是否意味着这是一个主要基于私人所有权的经济体呢? 在他们的研究中,这两位经合组织经济学家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假设----他们将个人、本土“法人”或外国公司控制的企业列为“私人实体”企业。虽然将个人或外企控制的企业列为“私人”企业是有道理的,但把国内法人(一个可以合法签定合同的人或组织)控制的企业归入此类,则是另外一回事情。这种国内实体持有的股份,类似于日本的“系列”(keiretsu)安排,即企业交叉持股。而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中国许多交叉持股的资本来自于国有领域。因此,只要对中国稍有了解的人就能发现,经合组织的分类,包括典型的国有企业。 但是,是否52%的估计数字就表明中国的经济由私营经济所主导呢?为了提供一个基准,我们将目前的中国与80年代初期----处于集中经济顶峰----的印度做一个比较。在英迪拉& S226;甘地(Indira Gandhi)执政时期,印度对银行实行国有化,限制外国投资,并给私营领域设置了大量障碍。即便是在这一切最突出的时期,私营领域在印度经济中的重要性,也远远超过目前的中国。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1989年一份有关印度的报告,私营领域在制造业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从60年代初的93%,降至1983年的“仅仅”69%。而中国在经历了28 年的改革,加之在统计私营领域规模时的“慷慨大度”,仍未能达到印度10年前(刚刚开始经济改革)的私营领域规模。 尽管中国在朝着建立市场经济关键因素的方向上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远远没有为那些真正推动市场、与政府没有关联的小企业家建立一个平等的竞技场。中国领导人希望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从像崔英杰那样的个体业主开始呢? 作者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任教,并著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
[URL=http://www.olis.oecd.org/olis/2005doc.nsf/linkto/ECO-WKP(2005)58]参考链接[/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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